李思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7 次 更新时间:2013-06-06 2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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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磐  

  无论是妇联系统,还是新生的妇女NGO,都受到国际资金和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人权框架和NGO国际参与的态度,第四次世妇会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官方发现,非政府组织论坛最后并未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责难,反而是反对西方霸权的一个平台。因此,女权主义和NGO的发展,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基于策略的讲和[25]。从此之后,中国的NGO主要是利用国际法框架,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女权行动领域,主要是利用中国在1980年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联合国审查机制,与官方的妇联系统合作,在不同领域增进妇女的权利。

  《消歧公约》要求实质平等,并要求国家承担消除歧视的责任。无论是关于国家消歧责任,还是基于平等与人权的行动方案,大多来自国外的当代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学者的论述;也就是说,当代女权主义行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当代自由主义,却不被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认可和重视,这是值得警觉的吊诡,也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与国外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落差。遗憾的是,即便是《零八宪章》,也并没有明列国家反歧视责任条款。

  另一方面,除了自由主义的主轴,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行动领域也呈现了多元态势——既有政策倡导和立法游说,也有针对基层妇女的各类经济赋权和小区参与项目,还有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改造,以及独立发展的跨性别运动。这种多元共存的生态,导致了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和同女女权主义[26]等在中国的共时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以外产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的女权主义行动和理念,在中国被同时存在、但侧重点不同的女权运动仿效和在地化。对于女权主义希望争取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在内的“复合的人权”,大陆自由主义的论述与之鲜有交集。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妇女解放问题发表党内决议文的党派,男女平等是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之一。加上政府对国际社会有着促进人权和消除歧视的承诺(实际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对政府以合作为主问责为辅(或者说以合作取代问责;除了去年刚刚兴起的“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一系列问责与针对大众的倡导行动)。这是目前政治架构下的策略——“在朝”比“在野”的政治力量更有动力维护性别平等。一方面高层次、全国性的政策、立法倡导项目都要嵌入国家的政策和官方意识型态,并主要由妇联组织出面,在妇联系统、国家控制的学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少;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在目前基层小区受控于政府的情形下,仍然要依赖妇联的组织体系,去进行各种基层妇女经济赋权、小区政治参与和法律维权等项目。

  因此,中国女权运动尽量避免政治化,女权主义学者在体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改善,在对既往体制资源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前提下,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安全的合作;体制内主要的追求妇女权利的手段,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意识”。体制内的女权学者无法提出与体制不同调的制度设想,女权运动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制度论述,因此,从政治哲学高度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对话的非常稀少。当然,这种与政府既有协商、又有紧张的“嵌入式行动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27]。

  女权主义本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性别平等政策和立法倡导项目运作过于“国家化”,动员群众不足,是全社会包括自由主义社群对其不了解的原因。

  中国女权主义目前面对的两难,一边是选择与国家合作——这意味着国际法架构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对政府的有效问责途径,并且不被允许动员草根力量而仅充当国家响应国际社会要求的助手,各种女权行动仅仅停留于“项目”层面,无力促成妇联和政府系统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效率不彰,且缺乏机制保障;另一边是要求政治改革,依托政治自由和法治框架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女权议程。不过,这并不是目前的中国妇运的选择:政策法律倡导者希望与政府取得互信;部分持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学者和参与第三世界国际行动者对西方霸权疑虑重重;草根NGO只希望夹缝求存,中国主流的自由主义话语,对处于阶级、性别和民族交叉不利地位的她们遗忘最多。

  制度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对社会缺乏响应性的政府和妇联组织难以被民间女权行动改变,甚至妇联系统本身仍然缺乏将女性作为主体而非“帮扶对象”的意识,工作理念和手法反而强化男权观念;而法治和基本政治自由的缺乏,也让女权主义备受掣肘。这类事件不胜枚举。如马小朵在北京城郊的流动妇女小区服务机构在奥运前后不得不停止工作;又如艾晓明教授出于关注女村民政治参与的初衷进入广州郊区的太石村,最后却成为这一村民自治运动中最后一名被歹徒暴力威胁和驱逐的历史记录者;再如女权律师介入上访者李蕊蕊被非法拘押访民的黑监狱看守强奸案,却带来她们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女权行动者的故事表明,一旦跨越“帮忙”而涉嫌“添乱”,进入卖血感染艾滋、计划生育野蛮执法、基层民主或者访民等政治敏感的议题,妇女权利要求在官方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要将性别平权的原则一以贯之,那么不可能不考虑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一百年前,中国(男)人在一种 “亡国奴”的焦虑状态中,在自卑与自强的交织中以西方为师,并且强烈批判传统父权文化,这使得女权可能成为西方先进性的一部分被接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男女平权曾经是大多数辛亥到五四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至少在台面上对于“建国问题”的共识;女权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各种国家论述,提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的政治方案。

  而在今天,尽管民间女权运动的国际法框架、相关论述以及诉诸于政策法律倡导的行动取向,主要是凭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但几乎从未得到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支持;相反,希望政治进步和改革的自由主义阵营,将性别问题排斥于“建国问题”之外,暧昧地维持现状,甚至支持传统父权的复辟。这种状况的延续,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一半人口的平等权利主张悬置——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女权主义应该发展出怎样的一种政治论述,来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不足进行批判?

  在中国当下的脉络中,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以及自由主义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和辩论。权利、平等与自由的理念、民主宪政的愿景,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垄断。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固执他们的父权、异性恋中心和亲资本的阶级立场,那么他们可能失去很多有行动能力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一种对更合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社会的想象。

  

  李思磐,本名李军,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曾任职调查记者多年,同时从事女权主义普及推广和妇女权益维护工作。

  

  * 感谢很多师友为我这篇文章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她们是:王政、沈睿、宋少鹏、张念、周保松、董一格、钱永祥和《思想》的编辑李琳。由于时间仓促和知识储备有限,我并没有达到她们的期待。但我深深感谢大家的帮助,并声明为本文的所有错漏负责。

  

  [1] 陈季冰,《欧盟规定公司女性董事比例行得通吗?》《南方都市报》,2012年11月10日,AA32版。

  [2] 参见:鄢烈山,《为北大招生辩护:这不是性别歧视》,《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日;大诗,《无厘头的“性骚扰”立法》,《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3日。

  [3] 上海地铁二线公司官方微博账号发布女乘客穿着暴露衣裙的照片,并“规劝”女乘客 “自重”以避免被性骚扰,因此激起全国女权团体公愤、并作出行动抗议的网络事件。

  [4] 这套观点称为“能力取径”,由森和纳斯鲍姆所合作提出和论证,并在国际发展工作和人权行动领域实践和推行,见Martha C. Nussbaum, “Human Rights and Human Capabilities,”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Spring 2007, Vol. 20, p. 21.

  [5] “a woman” is not yet the name of a way of being human.

  [6] Carole Pateman,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chotomy,” In Carole Pateman, The Disorder of Women: Democrac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1989), p. 118.

  [7] 见上引Carole Pateman,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chotomy”一文。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p. 111.

  [8] Lisa H. Schwartzman, Challenging Liberalism: Feminism as Political Critiqu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

  [9] 上引Okin书, p. 32.

  [10] 转引自上引Schwartzman书, p. 15.

  [11] Martha C. Nussbaum, Sex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5.

  [12] 美国二战后有类似现象,参见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

  [13] 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14] 刘军宁,《平等的理想,精英的现实》,参见http://blog.boxun.com/hero/ liujn/51_1.shtml。

  [15] 宋少鹏,《文化民族主义的儒学复兴对中国女性主义的挑战》。作者分享。

  [16] 当美国物理学专业的女大学生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1999年的21%的时候,中国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女性比例却在下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吴令安教授发现,北京大学物理系1950年代女生的平均比例为12.7%,1960年代为20.2%,1970年代末曾达到39.5%。但是1980年代以后,这个比例开始下滑,从15.9%跌到目前的9%。南京大学物理系女大学生的比例,也已从1970年代末的37%下降到现在的8%。见杨健翔,《物理学为何不再吸引女性?》,中国特稿社,人民网网址:http://www.people.com.cn/BIG5/kejiao/42/155/ 20020204/662079.html。上网时间:2002年2月04日09点57分。

  [17]沃斯通克拉夫特,穆勒著;王蓁,汪溪译,《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265。

  [18] Susan Moller Okin, “Justice and Gender: An Unfinished Debate,” Fordham Law Review, Vol. 72, Issue 5, 2004.

  [19] 姚中秋,《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1年8月号,总第126期。

  [20] 任剑涛,《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定位问题》。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37.html?page=1。 上网时间:2005年6月15日。

  [21] 任剑涛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指的是以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或称“左派自由主义”。这一词很容易跟当前常见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淆,请读者注意分辨。其实,强调平等的“新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早已存在,指的是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初期由格林(T.H. Green)等人所开启的政治思潮,着重社会权利与社会议题,抨击放任资本主义的种种流弊,奠定了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今天新左派很喜欢批评neo-liberalism,却不理会new liberalism,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

  [22] 我同意中国新左派更接近国家主义而非自由左派的看法。

  [23] 但是徐友渔跟朱学勤数次表示,最早提出社会正义问题的乃是自由主义者。参见徐友渔,《我亲历的“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回顾、感想与心路历程》,《天涯》,2012年第5期。

  [24] 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思想聚会之四”。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1571062.html。上网时间:2012年11月15日 9点23分。

  [25] 见Wang Zheng,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SIGNS, Autumn 1996.文章描述了世妇会前后中国政府对于NGO的态度摇摆过程,世妇会NGO论坛的反美帝国主义倾向减少了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顾虑。

  [26]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泛指19世纪初叶以来,主张妇女解放必须通过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全面性社会改造才能实现的女权主义思潮。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是形成于1970年代的,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者批判父权制和第一世界女权主义双重霸权而产生的女权思潮,其核心理念是认为性别压迫是与其他压迫形式如阶级、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不平等浑然一体。而同女女权主义则产生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这一女权流派对主流女权主义理论对于异性恋霸权的盲视提出批评,并认为异性恋霸权是父权制的重要支架。同女女权主义对主流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都有着分离倾向。

  [27] 参见Peter Ho and Richards Edmon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Routledg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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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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