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战争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1 次 更新时间:2013-06-05 18: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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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车战。

  古代典籍记载,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疏队而击之”。双方一开战,只需一个回合,队列就已经冲得七零八落,难以再重整战斗队形,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多数在当日即见分晓。

  后来,由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战术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革新。但总体上,车战属于极其讲究体面的上层贵族之间的争斗,再加上“军礼”约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反而是极其克制和礼貌的。车战常常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一切都要求合乎传统的礼制文化,比如在战前先要祭祀占卜,然后集体誓师,申明纪律。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向对方请战。

  鞍之战前,齐侯派使者请战:“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意思是说,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晋军主将阕郄克回答“君无所辱命”,就是“您的命令不会不照办的”。双方就这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地约定次日决战。好笑的是次日一早,齐侯连早饭都顾不上吃、连介马都来不及披就冲过去,结果战车挂在树上被俘。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牧野之战周革商命,商朝的后裔微子得到了一块封地,即商丘,这个“宾客之国”就是春秋时代的宋国。在当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中,宋为最高的“上公”;楚成王为自封,真正爵位不过是“楚子”;齐桓公也不是“公”,他真正的爵位是“侯”;秦国和许国国君的爵位最低,仅仅是“男”。

  

  一 泓之战

  

  作为商朝遗民,宋国国君堪称贵族世家。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被立为太子。兹父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庶兄长目夷。兹父向桓公提出把太子之位让给目夷,说哥哥比我贤能,应当让他当国君,我来辅佐他。君主的权力毕竟不是梨子,可见兹父比孔融的境界高多了,更不是杀兄逼父夺儿媳的李世民所能比。兄友则弟恭,目夷坚辞不受。兄弟让国,名传天下。兹父即位,为宋襄公,目夷为司马,宋国堪称君子之国、礼义之邦。

  宋襄公以“伐丧置齐”拯救了齐国,声誉鹊起,遂召集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举行盂邑会盟,“折冲樽俎”,以选举盟主共扶周室。

  与宋襄公不同,楚成王弑兄夺得君位,因此目夷担心楚成王借会盟搞“阳谋”,要宋襄公“兵车赴会”。宋襄公以君子度小人,宅心仁厚的坚决拒绝,甚至担心目夷私自带兵车暗中保护,宋襄公干脆带着目夷“乘车赴会”。果然如目夷所料,会盟中楚成王恬不知耻要求做盟主。宋襄公认为他只是个子爵,不够格。楚成王悍然以千名甲士劫持宋襄公,如同2000年后“土木之变”的明英宗。幸而目夷逃脱返国,假意即国君位。楚成王以500乘战车久攻宋不下,迫于“国际”压力,只好放回宋襄公。宋襄公悔恨交加,迁怒以伐郑,郑向楚求救,楚发兵攻宋,宋襄公只好从郑撤兵迎战楚军。

  公元前638年,著名的泓水之战就这样上演。

  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中记载: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泓之战标志着战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宋襄公坚持“不鼓不成列”的传统车战方式,战车体积大,只有空出大片地方,才能摆开战车使之成列。楚国此次作战主力却是重装步兵,并且在数量上占有较大优势。楚国是最早发明和普及弩的国家,而弩对战车的压制是极其明显的,此战中宋襄公的护卫全部被楚军射死,宋襄公亦死于箭伤。

  与装备强弩的重装步兵相比,战车必须靠近厮杀,而在靠近过程中,弩兵的箭雨就可能对刻板的战车阵列构成灭顶之灾,可以说,泓水之战实际是一场步兵与战车的对决。

  与500年前的牧野之战相反,中国已经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战车已经风光不再。笨重的战车对于复杂地形的无能为力使其不得不让位与步兵和骑兵。战车往日机动迅猛的优越性丧失殆尽。铁器和弩武装起来的步兵成为战车的克星。

  战车虽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受到地形的严重局限。

  《六韬》说战车有10大“死地”,如高地险阻、道路泥泞、野草丛生等等。战车的攻击能力依赖于战车的机动性,而战车的机动性则取决于战场的地形条件。战车一旦陷入“死地”,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成为累赘,只能被动挨打。

  公元前709年晋军和翼侯战于汾隰,翼侯的战车被大树卡住无法移动,全车人被俘。齐晋鞌之战中,逢丑父驾车载齐侯逃跑,也是“骖絓于木而止”,被韩厥追上俘获。公元前541年晋国苟吴在太原与狄人作战,因地形险扼,战车无法展开队形列阵,只好 “毁车以为行”,以步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随着战事的越来越频繁,战车逐渐丧失战场的主导地位,与步兵骑兵此消彼长,这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前405年三晋攻齐廪丘之战,一战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吕氏春秋·爱士》中记载,秦穆公一次驾车出游中服马脱缰逃逸,被一群农夫捉去。秦穆公去找马,在岐山脚下看到这些农夫正在吃马肉。穆公就说:“吃马肉不喝酒会伤害身体。”于是拿酒给他们喝。后来,秦晋在韩原大战,晋兵包围了穆公的战车,晋惠公车右的卫士将穆公的七层铠甲刺穿了六层。就在危急时刻,曾在岐山分食穆公马肉的那群农夫冲过来助战,结果秦军大胜,还俘获了晋惠公。车战时秦穆公失败,几乎被晋军虏获,反倒是一群农夫组成的“步兵”救了他,甚至还反败为胜,这简直是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车的莫大讽刺。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说:

  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 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

  

  二 战争法

  

  泓水之战虽规模不大,但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它不仅宣告了步兵的崛起,更标志着商周以来“成列而鼓”的“礼义之兵”即将告别战场,新型的“诡诈奇谋”战争时代已经到来。

  虽然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战败身死,但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赞扬。《左传》上对宋襄公的评价“礼也”,说他能够遵守“军礼”。司马迁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司马迁认为宋襄公出于礼让才导致战败。

  宋襄公时代已经是中国礼时代的末期,礼时代的战争属于贵族战争,一般都必须遵循“军礼”,否则就是“违礼”。《左传》中记载,一次晋国打齐国,正好齐国国君去世,晋国只好停战撤兵,等新国君登基、齐国安定了再开打。如果某国遭灾,粮食歉收,这时候也不能去打。否则就是落井下石有失仁义。在军礼的规范下,战车时代的战争可以说比较斯文厚道。也就是说,军礼传统下的战争是有限的和可控的,是文明与正义的比拼。

  封建制度相对于专制制度是克制的文明的,也是反暴力的。

  《论语》中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为,正义和政治的感召力远远要比暴力的兵车更高尚,只是暴力的发展完全超出孔子的想象。与步兵时代的战争相比,兵车竟然成为“仁”的化身。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严格恪守传统的战争法——《司马法》,甚至将“仁义”二字悬挂于战车之上。

  《司马法》是一部上古军礼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兵书,或者说是一部古老的战争法。其《仁本》篇中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衰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鼓而列,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天子之义》篇说: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古者逐奔不远。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司马法》强调“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君子不战未成陈之师。”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很像一句愤青语言,事实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仍然继承了传统军礼。在晚于泓之战的鞍之战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齐侯以“非礼”拒绝射杀敌方御者,结果被晋国韩厥俘获,“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韩厥对被俘的齐侯行君臣大礼,跪拜至以头触地,奉酒献璧,还极其谦卑地说:国君派我们来,并嘱咐不要深入贵国土地。而我不幸担任此职,责无旁贷,只能冒昧的勉强参加战斗……这是军礼时代最感人的一幕。

  令人惊奇的是,晚于中国1000年的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与中国的战车文化极其类似,二者均是贵族式的精英决斗,比较矜持与节制。

  顾炎武对军礼文明赞赏有加:“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作为世代贵族,宋襄公希望通过仁义征伐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恪守上古军礼,但文化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楚军并不把“军礼”当回事,就如同不把周王当回事一样。

  随着春秋中期农耕发展导致人口和财富的剧增,礼崩乐坏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

  面对无处不在的“诸侯僭王命”和“陪臣执国命”,严守周礼的孔子抨击季孙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战车时代讲究“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战车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

  但随着弓箭特别是弩机的出现,四平八稳的战车战争越来越满足不了野心勃勃的君主对战争的欲望。首先就是“国野”制的崩溃。夏商周三代的战争只是贵族精英的专利,“执干戈以卫社稷”,只有掌握“六艺”的贵族才有“公民权”,称为“国人”或“君子”,农夫和奴隶被称为“野人”或“小人”,是没有上战场的资格的。

  弩的出现使“野人”迅速成为军队的主力,贵族的战车反倒成为一种豪华的炫耀。军礼在未经教化的“野人”面前迅速崩溃,边远的子爵楚国和男爵秦国依靠野人迅速崛起,而传统的贵族国家或者没落或者灭亡。《淮南子》中说:“古之兵,弓箭而已矣,槽矛无击,脩戟无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晏子春秋》中的“二桃杀三士”实际是一个隐喻:权谋之术已经完全消灭了礼义传统。宋襄公临死前雪里送炭,襄助流亡中的重耳20乘马车和许多礼物,可谓急公好义;楚成王弑兄夺位,临终又被儿子逼宫,临死前他问自己的谥号,回答是“灵”,他就不愿死,再回答是“成”,他才满意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是为楚成王。仁义礼让的宋襄公死了,忍辱负垢的勾践成为一代霸主。(司马迁确认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代中国教科书将其更改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其时,齐国贵族孙武将《孙子兵法》13篇献给南方的吴王。

  

  三 失控的战争

  

  如果说墨子是武圣,那么孙子就是兵圣。墨子提倡非攻,孙子崇尚伐谋。从墨子到孙子,战争正式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令半济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等功利主义的战争思想,这是对古老的《司马法》所倡导军礼的彻底颠覆。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传统神权被孙子从战争中驱逐。从“不相诈”到“不厌诈”,完全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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