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启亮:“中国梦”之作为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13-06-05 10: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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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启亮  

  

  眼下,“中国梦”是个高频词。不仅国家在讲,社会在讲,学校在讲,就连农村都在讲。讲来讲去,就讲出了好几个“中国梦”。国家讲的是国家的富强,社会讲的是社会的有序,至于农村,我想多是茶余饭后讲讲过日子的。学校要讲“中国梦”,一下子就牵连出许多事情。不久之前,人文学院才举办了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演讲。讲“中国梦”,自然得用中国话讲,所以是“中文演讲”。我这个人吧,不会的实在太多,尤其不会当众表达自己的所思,自然就避之于千里之外。正当此时,“我的中国梦”主题讨论会又来了,这回可就“在劫难逃”了。上面的要求很低,写个三五百字即可。要我当众一口气讲三五百字,那是很难的,我也一般不做,但说要写个三五百字吧,那就简单了。我一抒己见,可又于心不足了,心想不妨多写点,凑成一篇文章算了。人总爱做自己惯于做的事,并极力避免做可能会令自己尴尬的事,我也一样。

  有道是:“三代而下,以兵取天下为正,而假受禅之名不与焉。”“以兵取天下”,则势必会造成一治一乱的循环套。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得尤为详细,他说:“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除却朝代更迭会带来一治一乱之外,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也是治乱相间的,历史上有一些是昏庸、守成之主,但有时也会出现几个中兴之主。总而言之,一治一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封建社会(秦—清)结束以来的社会并没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这个“主观”规律。一九一二年以来,神州大地上有过乱世,也有过短暂的治世。那么,不禁要问,当下是治世,抑或乱世?一说乱世吧,国内生产总值等登时就会被列出来;说治世吧,犯罪黑数,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等也会一下就被列出来,只怕还会引来一大群人的攻击。折中主义者于是说,当下既非乱世,亦非太平盛世。生在治世,我们可以自力更生地过一辈子,可要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么就“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因而许多人不愿活在治世,这些人还受“时势造英雄”的影响,想生在大乱世。可他们肯定没有想过,“时势造英雄”也许只是后人建构出来的罢了,且看那些英雄以外的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参见《甲申三百年祭》,详参《明季北略》,),活着之难远非我辈所能想见。所幸的是,你我皆生在当下,一个转型的社会,就个人来说,或许不会人人都有什么大作为,但我们的国家总在崛起。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讲“中国梦”,不应按照国家、社会、学校、农村来分,它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的一切。社会、学校、农村,视角虽然不同,立足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由此可见,只有正在崛起的国家才有做梦的权利。君不见,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已经落后西方一大截了,但所做之事却是“藩夷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也就导致了“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君不见,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被列强欺负得以“图存”为当务之急。君不见,66年到76年的中国,哪里敢做梦,就连睡觉都得小心翼翼的。民间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过去的中国虽不是浪子,可它能回头我们总是欣慰的。

  鲁迅在《北人和南人》中写道:“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鲁迅说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但在孑遗们看来,他们并没有投降,因为著书立说、隐居山林是算不得投降的。不仅算不得投降,更加是在投降之上。且看他们写的那些书,有一本叫《明夷待访录》,有一本叫《思复堂文集》,这书名似乎就是为了说明自己在投降者之上而取的。试问,这般的思复,算不算得“孑遗梦”呢?当然是的,但孑遗的梦和亡国之君的梦都是不足道哉的,都很值得可怜。我们的中国梦,是积极向前的,我们不去怀念,我们只管去创造。

  鲁迅在《听说梦》中又写道:“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倒觉得,很有必将前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整理出来,看看他们都做什么样的梦,看看当下的中国是否称他们的心意。话又说回来,当下也搞所谓“说梦”的花招,而且还是大范围地搞,全国的大学生都要发言,想必不是在效仿前人的“用心良苦”吧。我想不是的,绝不是的。我那样无端胡说都可以,想来鲁迅的文章是真要过时了。也真替鲁迅可惜,没有生在一个可以自由做梦、自由说梦的年代。此话一出,恐怕就有人要站出来为鲁迅先生退回我的可惜了。只听得一句:“自由个屁!我们不幸福。”试问,自由和幸福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你想要什么样的自由?当下的中国,诚然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可忧的实在太多,所以我们要努力啊,要敢于做梦啊。就个人而言,我们要向以前的温州人学习,温州人最大的特点不是别的,不过是从上帝那儿得来的“自由选择”。试问,当自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敢选择吗?汪丁丁说:“一个自由人,他应当预期会有人生的‘高潮’和‘低潮’,也会有‘失业’和‘破产’,这是‘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的‘不确定性’的题中之义。恰恰因此,他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如奴隶一般服从于物理世界的‘必然律’。”当下不正是一个摆脱了“必然律”的时代!让我们自由选择吧,或者进入高潮,或者跌入谷底,只要不去怀念,只管去创造。

  我在开篇便说了:“人总爱做自己惯于做的事,并极力避免做可能会令自己尴尬的事。”过去的中国人是如此,过去的中国亦是如此,都很没出息。但当时代到了我们这代,就为之一变,现下可谓是中国顶有出息的时候。中国理想远大,开始图强了。诚然,“中国梦”说到底就两个字——图强,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在图强。有物质的强,有精神的强,但不论哪方面,和以往不同的是,国家的图强不再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了,二者如今是车之两轮,并驾齐驱。至于中国的崛起会给国际社会带去什么,美国人才济济,让他们想去吧。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的,套用柏拉图的话(理想作为理想,有其独立意义)来说就是:“中国梦”之作为理想,它的提出就有意义。之所以强调这一“废话”,乃在于它能给我们莫大的鼓舞,你看呀,理想就在那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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