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9 次 更新时间:2013-06-04 22: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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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编者注:5月28日,俞可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论坛以《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为题发表演讲。俞可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专有基础上,虽然每个朝代各有变化,但官本主义从来没有改变。官本主义就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而“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传统中国的实质是官本主义

  

  同学们晚上好,我今天想讲一讲中国传统,可能同学们会纳闷,俞老师不是一直研究现实吗,怎么讲历史了?其实我非常喜欢历史,喜欢读历史书,喜欢思考历史的问题。当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总是割不断的,我对历史深入的反思,还是源于现实问题。今天无论是推动民主,还是推动法治,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内容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情就是历史文化传统。所以,今天我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法治论坛讲座,《官本主义引论》这一题目恐怕与我们推进法治建设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推进法治建设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了解。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上的成就大概没有人怀疑,事实上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的进步过程,不单是经济成就,也包括政治领域的许多重大进步。比如我们确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就是了不起的,把人民民主当做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目标的确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方面,有许多现象老百姓不满意,比如说特权腐败,还有官本位。按道理讲,社会越进步,尤其是民主法治越进步,官本位越淡化,但是我看这些年来官本位好像没有淡化,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比如学术领域,是最不应该有官本位的,但评教授要有成果,成果当然是文章,按照正常理解,应当是文章质量,其实不是,我们看刊物等级,国家级、省部级,甚至出现地厅级,学术也开始官本位化。

  什么原因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首先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讲民主、平等。正是这些现象使我思考传统是什么样的,今天就谈谈我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认识。

  讲到中国传统社会就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讲到资本主义大家一定想到马克思,但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布罗代尔,他说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还真几乎没怎么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最权威的解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本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

  大家想一想中国传统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吗?当然不是。历史学界曾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最后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得出结论,我们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的教课书上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主义,那我们看看封建主义是什么。“封建”一词在汉语中自古有之,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著有《封建论》,他所说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秦朝以后这种封建就没了,中国长期的历史显然不是柳宗元所说的“封建”。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封建主义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地采邑制度,封建制度的实质,是以领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简单说,就是由地主阶级控制土地,然后在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回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主义”这一主流分析框架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认为原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解不对。质疑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阶段”论并非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另外还有一种反对意见,比如何怀宏教授说中国传统是“选举社会”,他所指的选举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选任,而是中国传统的察举,也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社会”等。所有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很确切,我认为比较确切能够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概念是官本主义,还没有找到比这个概念更能够更入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本质的其他概念。

  还要解释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复杂多变,近代以前变化太大,但实质没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占有基础上的。社会多变,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权力本位从来没有改变。就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因为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

  

  官本主义实质: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首先给官本主义做个界定。这一概念学术界、媒体界都在提,一般说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的描述,但是我把它学术化,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作为分析范畴,官本主义就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官本主义严格来讲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

  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制,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官员。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1000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高官。

  因此,整个官僚阶层占有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历史学家通常对皇帝和官僚进行区分,认为他们不一样。我则把皇帝当成整个官僚系统的“头”,他们是一个体系。皇帝加上整个中国传统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远远比工商阶层更加富有。

  

  官本主义表现一:社会等级体系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

  

  除了上述这一实质性特征外,官本主义还具有不少其他的显著特征,下面我们来做具体论证。

  首先,中国传统是官本位的等级社会体系。

  社会都要有等级,没有等级会乱套,现代政治的理性就是科层化。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化,而是整个社会都纳入到官本位等级体系,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除非你到“江湖”,只要不在“江湖”,你就要到体制中来,总有一套体系等着你,这就是官本位等级体系,体系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官秩来衡量你的社会地位。

  这套体系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一直到清代。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如果只是把官员进行如此划分也就不稀奇,关键是也用此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比如商人,单有钱你的社会地位是不够的,而且是不高的,所以有了“红顶商人”。商人一旦进入正式的社会等级体系,其社会地位不再以其富裕程度来计算,而是按照其官方给予的官僚等级来认定。

  讲到“红顶商人”,我们马上会想到胡雪岩,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红顶商人,但他的官爵不是最高的,胡雪岩是二品。中国历史上还有唯一一个一品“红顶商人”,是清末的滇商王炽,当时他被封一品。刚才提到的伍秉鉴,拥有那么多财富,但如果没有官员的等级,他在社会上的很多荣誉、地位都享受不到,他被封三品。

  传统社会中妇女被边缘化,地位是非常低的,如果要想有高的地位,需要靠丈夫和儿子。“母以子贵”,儿子做大官,母亲就可以有社会的等级。古代有“诰命夫人”,是皇帝对官员的夫人、母亲或祖母等女子诰封的品级,什么样妇女才有这个地位?儿子或丈夫的官必须做到五品以上,妇女才能够享受“诰命夫人”的待遇,可以立牌坊,可以有特殊的礼仪等等。

  在传统中国你只要进入体制内部,想光宗耀祖,想活得人模人样,单有钱是不行的,单有脸蛋也不行,必须得有官爵。这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二:官越大社会荣誉越高

  

  第二,社会的荣誉体系也建立在官本位之上,官越大,荣誉越高。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不单注重生前的名誉,还看重死后的评价,生前荣誉和死后一些荣誉,全部与官爵有关。中国人讲名分,官爵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名分,有官位就意味着有荣誉。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就是被朝廷封爵。

  在传统社会,官和爵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官是爵的本质,有什么官就有什么权力。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除了本职外,通常还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阶、官号、名位、加衔等,后者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荣誉。

  按照传统中国的习惯,不单生前,死后的荣誉甚至更重要。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套这样的制度,官做到什么级别,官员品行如何,死了以后也有“谥号”,实际就是死后的一种荣誉。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

  只有位高权重的少数官员才能受谥,普通人即使再富有、再有学识,通常也没有资格受谥。唐、宋、元三朝,只有正三品以上官员方有谥号,明代要二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清代则更加严格,通常只有一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受谥。

  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死后与生前一样,最高荣誉都是给他的。比如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他的荣誉已经无可复加,人间所有赞美都给了他,因为他权最大。当然不见得他真的品行最好,学问最高。这就是官本位的荣誉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三:什么样级别官员就享受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第三,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这个可能很好理解,高官要想获利,首先的利益就是物质资源。所以官总是与资源配置连在一起,什么样级别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在中国古代,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一起。有些朝代官秩就直接反映物质资源等级,因为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就是粮食,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等来称呼,汉朝的职官制十分详尽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所对应的俸禄。到了传统社会的晚期,官秩则同时以货币和食物计算,而以货币为主。按照清定制,最高官爵的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正一品文官,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资源分配也体现在住的方面,就是官邸。官邸规定非常严格,能有几间房子,连厢房、正房怎么配置都有规定。比如在明代,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如果违反,重者杀头,轻则革掉官职。

  还有出行,以前是轿子,有三十二抬大轿,八抬大轿,四抬大轿,不是因为坐轿者体重不同,而是其官爵等级不同。现在不同了,好像是按照排气量吧。如果违规了,都要处罚。这就是官本位基础上的资源分配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四:不同官爵有用来衬托官员威严的不同礼仪

  

  第四,官本位的社会礼仪。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官爵有一套不同的礼仪。

  比如服装,现在骂人有一句很流行的成语,叫“衣冠禽兽”,起初就是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没有贬义,代表你是公家的人。不同官职服装不一样,从正一品到从九品是不同的,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例如,清朝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鸳鸯,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后来官员变得贪污腐败,百姓恨贪官,“衣冠禽兽”便变成一个贬义词。好像现在的“小姐”称呼一样,很好的一个称呼被糟蹋了。

  仪仗体现官员的威严,官员必须有一套仪仗。中国古代叫鸣锣开道,不同的官有不同的仪仗,用这套仪式来衬托官员的威严。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多多少少还是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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