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走向共识:美国协商行政立法的兴起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13-06-04 2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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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  

  

  【摘要】在现代国家,行政机关的趋向官僚化是难以避免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传统行政立法程序因其耗时、不经济、易引发诉讼而招致广泛的不满。作为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传统行政立法程序或明或暗地鼓励了对抗,降低了自身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协商行政立法制度则以一种反思的姿态应运而生,它通过强调共识的形成来改进行政立法程序,进而为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行政立法;官僚制;协商行政立法;共识

  

  在美国,现代行政法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其标志是充分仰赖客观中立的行政官僚机关来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事务和经济问题。[1]随着管制俘获以及现代官僚制弊端的逐渐暴露,人们对专家治理模式产生疑虑,行政机关渐渐不再能够依靠单纯的专业能力获得信任。虽然多元利益机制的兴起是对此的矫正,但在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非正式程序(通告—评论程序)占主导的行政立法格局中,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加剧了冲突对抗的风险,加重了行政机关的负担。对此,美国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反应并非削弱参与机制,重新将行政活动的正当性放置于专家治理模式的基础之上,而是在承认各方利益参与行政活动必要性的前提下,在具体的规制领域进一步探索合理的行政活动机制,协商行政立法的制度建设便属于此类努力。

  

  一、协商行政立法的兴起

  

  (一)理论“前传”

  与协商行政立法对应的英文术语包括negotiated rulemaking、 regulatory negotiation以及reg-neg(简称)等,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抽象性规范时,受到实质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行政机关在内)均有权选派代表参与善意协商,以期对该规范的草案文本达成共识的程序。[2]一般认为协商行政立法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首个“吃螃蟹”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于1983年组建了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讨论如何修改与国内航线飞行员相关的飞行和休息时间要求。[3]但有学者认为,协商行政立法制度的生成,应追溯到斯图尔特,[4]他于1975年撰文反思了传统行政程序的不足,主张采用直截了当的政治机制来解决利益代表问题,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行政立法程序的备选机制。[5]此时,刚卸任不久的联邦劳工部长约翰·邓洛普(John T. Dunlop)发表文章认为,行政机关应使受其一系列规制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更广泛地参与到规章形成过程中。[6]邓洛普曾在其任期内积极推动学界进一步思考协商性方式,并邀请斯图尔特等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研讨可能替代传统行政立法程序的方案。可见,“邓洛普将协商作为一种规制性程序的理念与斯图尔特对直截了当政治过程的探索相映成趣。”[7]

  邓洛普对协商行政立法的巨大影响得到菲利普·哈特(Philip J. Harter)的肯认,后者是行政革新的身体力行者,且是积极的理论阐述者,他视邓洛普为“在公共领域当中促成利害关系方展开协商的真正先驱”。[8]在邓洛普不遗余力地寻找传统行政立法替代性方案的推动和启发下,对传统行政活动的反思进入到建设性阶段,协商行政立法自80年代起慢慢在联邦层级的个别行政部门获得试验性运用。

  (二)制度成因

  协商行政立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方法的不足日益显现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对通告一评论程序以及“混合程序”在外界变化面前日渐产生不适性的回应。[9]在行政立法领域,以通告—评论为特征的非正式程序占主导地位。根据该程序,行政机关在制定颁布最终的法规、规章前,需要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上公告草案文本,为公众评论提供机会。60年代中后期,随着外部环境及观念的细微变化,法院加强了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介于正式和非正式程序之间的“混合程序”逐渐显现。由于强化了公共参与和对行政机关决策事实基础的要求,“混合程序”的对抗色彩愈渐浓烈。这种对抗性程序能督促利害关系方关注决策的结果,促使他们向行政机关提供客观事实方面的信息,表达自身的政策性主张,可谓是一种“信息生成机制”;另一方面,它有助于确保利害关系方了解彼此的观点和主张,在互动中消除事实和信息方面的谬误。[10]然而,这种“对抗性”也造成以下后果:一是为争取对自身最为有利的结果,各方会倾向于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书面评论或口头听证中尽可能罗列于己有利的事实依据,并不分轻重地列出全部诉求。造成各方均采取极端立场的局面,难以妥协;二是在各方极端立场造致的情景下,负责行政立法的行政机关很难识别出它们对不同事项在偏好上的权重分配,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寻找到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各方总体满意度的规制空间。[11]上述后果拖慢了“混合程序”的节奏,使传统机制下的行政立法程序成为耗时耗力且耗资不菲的过程;司法审查至多只能使行政机关更加审慎,并无力改变行政立法等行政活动的结构。可见,与现代官僚制相伴的行政机关回应性匮乏乃至公共参与的形式化,或许是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

  在协商行政立法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设计者之一哈特看来,相对于非正式程序或“混合程序”来说,协商行政立法具有诸多优势。它使利害关系方提前直接参与到行政立法程序,即规范文本的形成当中,通过面对面的协商了解各自观点以降低戒心和采取极端立场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无谓的信息供给和意见表达,有助于节约具体行政立法过程的时间和经济成本。[12]因此,考究协商行政立法的制度成因,行政活动领域的协商理论日渐引起重视固然不容忽视,但最为重要的乃是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人们发现,现代官僚制笼罩下的行政机关,其耗时、昂贵及封闭的缺陷日益突出,若对其强化制约机制,如司法审查,封闭问题或能缓解,但耗时和昂贵的缺陷反倒因利害关系方希望在法院面前占据有利地位的求全心理而加剧;各利害关系方的类似反应甚至会使行政机关在最后决策时遇到判断障碍而进退两难,最终制定的法律规范难免与各方的总体满意度相去甚远。

  (三)制度实践与立法

  对美国协商行政立法制度实践的考察可把1990年《协商行政立法法(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作为时间点,1990年前是制度的试验探索期,1990年起则属于制度模板的检验和发展期。

  1.试验探索期。从1983年到1990年11月,有多个联邦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立法过程中组建了协商或咨询委员会,将利害关系方吸纳其中,并尝试就相关法律规范文本达成各方共识。如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Department of Labor, 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曾于1983年7月在《联邦公报》上公告,意欲启动协商机制,尽管协商在次年陷入僵局,最终并未形成行政立法草案,但人们还是认为它成功地缩小了争议事项的范围。再如,根据1988年一项有关促进基础教育的法律修正案,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落实制定法要求、用行政立法方式规制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提供经济资助事项时,必须采用协商性机制。根据该项法律规定,教育部在1988年7月公告了启动协商性机制的安排,10月即向公众公告草案文本,并在次年5月正式颁布最终规范。

  可见在这一阶段,即使是联邦行政机关也没有统一的法定义务必须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运用协商性机制来组建协商委员会,并用委员会所可能达成的共识作为行政立法的规范文本。是否适用协商行政立法一方面取决于部门行政法有无强制性规定,如上述教育部有关资助特定群体儿童的事项;另一方面,当没有制定法要求时,则需要看具体部门对它的重视程度。如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Protection Agency)早在该时期就是协商行政立法机制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曾先后在保护农业劳动者免受农药侵害、家用柴炉标准、资源修复等一系列事项上运用过协商性机制。总体来看,该阶段带有鲜明的试验探索色彩,并在基本程序框架方面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如行政机关决定协商前的召集、公告协商决定、各方共同制定协商日程表以及由中立、专业人员担任召集人(convenor)或协商协调人(mediator)等。哈特在该时期便以召集人或协调人的身份,亲身参与了多项协商行政立法活动,这些活动分布在劳动部、环境保护局等多个部门,这可佐证不同部门之间已对设立召集人或协调人这样的程序辅助者等做法形成了默契。

  2.检验和发展期。1990年《协商行政立法法》标志着协商行政立法程序拥有了与1946年《行政程序法》同等位阶的制定法渊源,它“为行政机关通过协商行政立法形成规范的文本草案确立了制定法框架”。[13]由于该法附有六年期的“落日条款”(sunset provision),故国会在1996年通过《行政争议处置法》(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永久地延长了该法的有效期,《协商行政立法法》自然便成为协商行政立法制度稳定、长久的制定法依据。

  除了制定法的支持,协商行政立法制度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还得到总统的赞同和鼓励。1993年的12866号总统令明确表示,应引导各行政机关运用包括协商行政立法在内的共识形成机制来制定有关行政规章。同年,时任副总统戈尔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估特别调查组”(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也发布相关报告指出,由专家主导的传统行政立法程序能够获得的公众反馈不足,这会削弱最终规范的有效性,并将鼓励对抗和不合作,加剧日后发生诉讼的风险,需运用协商行政立法制度加以解决。[14]

  正是在国会、总统等多方力量的认同和支持之下,协商行政立法制度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如通过对《联邦公报》的检索,有学者统计发现从1991到1999年,联邦层级的行政机关共发布了63个建立协商委员会的公告。[15]而在涉及环境事务这类牵涉范围较广、科技含量较高的复杂事项中,协商行政立法制度获得了更多的运用:根据1995年美国行政会议的统计,此前大约有1/3的协商实践是在环境保护局的主导下完成的。[16]

  作为协商行政立法的法定主导机构,尽管美国行政会议在1995年因失去国会财政拨款而陷于停滞(2009年重新获得拨款,并于2010年3月正式得以重建),但协商行政立法制度本身的发展并未停滞不前。可以说,它给人们带来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

  

  二、协商行政立法的程序运作模型

  

  召集、协商与公告可谓是协商行政立法的“三部曲”。若说召集是协商的必要前提,那么公告便是将协商成果公之于众,并且将整个协商机制与现行行政立法程序首尾连接起来。

  1.召集。在没有制定法强制性规定约束的情况下,当特定行政机关开始考虑是否运用协商行政立法时,需要寻求召集人(convenor)的帮助来对程序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召集人既可以是与所涉事项无关的机关雇员,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外聘的人员或机构。在该阶段,召集人的具体任务包括识别出将会受拟议规则实质性影响的各种利益,并找出能代表这些利益的个人或组织;事先厘清在协商过程中需予解决的协商事项;以及根据制定法来决定在具体行政立法中设立协商委员会是否恰当与可行。[17]

  召集人需要与行政机关密切合作、查阅相关事项的立法记录甚至是对潜在利害关系方进行访谈。在访谈过程中,召集人应当充分考虑到未来协商可能遇到的障碍,如是否会涉及因基本价值分歧而无法妥协的事项、主要利害关系方是否存在抵触参与的情绪、是否存在事实性分歧、涉及的问题太多或太复杂以致难以展开协商,以及利害关系方过多等。[18]这些因素都将构成对未来协商的重大障碍,是召集人在评估协商行政立法是否“恰当和可行”时应予重点考虑的内容。

  当召集人经过评估,认为采行协商性机制处理具体行政立法事项“恰当和可行”时,可将相应报告提交给行政机关,由后者联系各利害关系方选派代表参与协商,组建协商委员会,并在《联邦登记》上发布公告,其内容包括行政机关启动协商性机制的决定、对拟议规则对象和范围的描述,以及将参与协商委员会的人员和利害关系方。[19]公众可对之提交评论意见,若有人认为自己应被纳入协商委员会而未竟,也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表达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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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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