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帝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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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上古之时,人烟稀少,漫游在森林和草原的原始人类是贫穷的,但也是自由的。正如《击壤歌》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使人类与许多动物一样,保持着迁徙性。

  农业出现以后,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农业革命产生了财富,财富的获得方式从原先的采集变为生产。伴随着生产的扩大形成大量的剩余,这时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分工进一步使物质丰富,财富转移因此产生。按照卢梭的说法,这就是“人类的不平等起源”。

  财富转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品交换,一种是暴力掠夺。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开始,这两种财富转移方式一直交错出现,延绵至今。财富的发展史也是“国家”的成长史,从氏族、部落、联盟、城邦、封建再到帝国,最后是现代的国家。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炎黄是部落时代;尧舜禹是联盟时代;夏商是城邦时代;周以及春秋战国是封建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帝国时代。

  

  一

  

  人类学家摩尔根将人类生产资料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如果套用这个三分法,也可以将人类政治发展过程分为同样的蒙昧、野蛮和文明3个阶段。孔子曰:“政者,正也”;治与乱(亂)原为同一字,其意相反,不乱即为治。“政治”指的是一种正义的秩序。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蒙昧时代是一个自由模式下的暴力时代,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暴力来源于一种体力上的平等,“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和“大同世界”是一种最理想的蒙昧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人类之所以发明了墙,就是为了与人隔绝、与暴力隔绝。应当说蒙昧时代存在一种低级的秩序和低级的正义,并且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平衡。蒙昧时代的规则是暴力,但暴力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因为暴力是一种互相伤害。从氏族部落到封建城邦都属于政治的蒙昧时代。

  当人们不满足于这种低级的秩序与正义时,野蛮时代就开始了,暴力营造的恐怖秩序叫做权力,暴力营造的恐怖正义叫革命。秩序与正义之间的颠覆起落构成人类主要的政治时代,这个野蛮时代的政治就是帝国体制。帝国体制强调秩序而漠视正义,因为革命总会周期性地使帝国崩溃,进行秩序重建。罗素将不以传统或同意为基础的权力称为“暴力”,并说“一切战争都是暴力的行使”。帝国的统治建立在权力之上,而权力来自暴力,当暴力变成引而不发的威胁恐吓时就是权力,因此帝国是一种恐怖体制。吴思将暴力与权力统一归纳为“血酬”。对帝国来说,信赖某个人或某个人的美德是非常荒诞的,但却很常见。

  可以说,人类大多数文字历史其实都是暴君的历史,一切服从的根源都在于恐惧。对人类来说,平等合作远比恐怖威胁难以实行,专制权力也最容易被蒙昧社会的人们所接受。当然,恐惧总不如欺骗更“文明”,所以野蛮时代的权力常常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中国来说,儒家思想就是意识形态,法家思想就是权力,互为表里。文明时代是理想的政治,既实现了秩序也实现了正义,垄断的权力(power)被消解分散为民众的权利(right),暴力恐怖被完全消除,这就是国家。国家与帝国的不同在于,帝国是权力社会,国家是权利社会;帝国是野蛮的体制,国家是文明的政治。

  

  二

  

  西方世界无疑经历了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过程,在近代消灭了帝国进入现代国家阶段。相反的,中国则完全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刘亚洲甚至这样说:“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

  中国实际上是从蒙昧到文明再到野蛮,或者说,中国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从氏族部落的“酋长国”进入国家阶段,然后随着六国统一进入帝国的野蛮时代。如果说夏商周是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短短的50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

  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的最早起点,氏族部落从那时就已经向国家阶段迈进。500年时间,中国由200多个封建城邦最后融合为7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诸侯国构成世界,叫做“天下”,这就是中国的国际世界。与战争的掠夺相伴随的是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游士阶层崛起,重商主义盛行,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跨国财团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依靠轮子和文字的普及,人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智慧。

  从这里可以说,中国是非常早熟的,战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实现了17世纪欧洲才有的现代国家制度;7个诸侯国也可以说是7个现代“国家”,它们完全具备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18世纪欧洲几个现代“国家”常常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其实它们所具备的所有特征,远在中国战国时代七雄身上都已经出现。国家成立的关键前提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或者公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对血统制度和不平等的驳斥。同时,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已经高度世俗化,“天道远,人道迩”(子产),三代以来的天道信仰体系和封建制已经崩溃,正如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欧洲封建制崩溃一样,整个社会走向自由化和世俗化,政治的重商主义和社会的个人主义相辅相成。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中国是以消灭国家进入帝国的,从自由的契约社会变成桎梏的权力社会,实际上是以野蛮消灭文明,以邪恶的秩序扼杀了人间的正义。在春秋战国的封建时代,人们可以用脚投票,弃苛政而向仁政;进入专制帝国时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们失去了选择权,也就失去了自由,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权力的奴役。“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另一方面,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到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抑儒扬法的帝国体制消灭了古老的信仰与节制,贵族作为一个封建利益集团已经式微。数千年为民请命的士大夫传统多少体现了中国贵族精神的传承,礼乐精神也在少许平民那里有所保留,这便是不绝如缕延续至近代的“耕读传家”,但总体而言,从竞争多元的重商主义到利出一孔的重农抑商,从自由的契约社会到君权神授的极权帝国,这无疑是一种文明倒退和政治反动。

  

  三

  

  美国社会学家埃森斯塔德将帝国定义为“官僚帝国”,并认为中华帝国是文化取向型帝国。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亨利•希格斯则将中华帝国称为“愚昧而野蛮的天堂政府”。从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加、阿兹特克、蒙古、中国、波斯到拜占庭和阿拉伯哈里发,由官僚体制统治的帝国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篇章。

  中华帝国的始作俑者是晋国人由余,他以“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为秦国设计了一种帝国体制,把帝国的几百万人民变成一个可以随意地使用的身体,而霸道主义者商鞅则以一个统一的意志把所有秦人整合起来,塑造成帝国的工具。帝国与国家的区别在于信仰,国家不需要信仰,帝国则是一个世俗化的神权政治和极权主义体制,这就是商鞅所说的“壹教”,“壹教,则下听上”(《商君书》)。明明是依靠暴力维持的暴政,却要说“奉天承运”。孟德斯鸠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稳定。但这种稳定并不是太平,它只是缄默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

  在帝国模式下,秦国将一国之政转化为一身之治,致力于消灭思想、消灭学术、消灭社会、消灭商业、消灭一切对帝国没有益处和用处的东西。秦帝国以严厉的户籍管制消灭了人的自由,将人禁锢的土地上或战车上,将国家“公民”阉割矮化为“老百姓”,最后还原成身体本身,这就是帝国的合格工具,可以是砌在帝国城墙上的一块砖,也可以成为帝国暴力机器的齿轮,还可以作为帝国权力体系的螺丝钉。《盐铁论》中说:“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暴秦任意驱使士兵,像奴役奴隶一样对待民众。秦始皇所首创的户籍隔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属于一种无比邪恶的创造,他将农耕社会彻底变成一个奴役的集中营:田野里的劳动者如同植物一般发芽结果,然后供征服者来采摘享用和糟蹋。

  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一种社会关系中,行动者不顾抗拒而能够实现其意愿的几率”。在帝国体制中,皇帝即使不是权力垄断者,也至少是权力最大者,而帝国的核心就是权力。“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无论“寡人”还是“独夫”,都是对独裁者的不同称呼。对于权力来说,人与人的信任是一种威胁,帝国消灭了所有的信任,甚至消除了人与人的任何联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帝国抹杀了“人”的概念。

  墨索里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法西斯“国家”实际仍是帝国的传承。“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对帝国来说,思想是多余的,也是危险的,每个人只是一个可以做功有用的肉体,帝国用这些肉体去“农战”。依靠这些数量巨大的同质化的肉体,第一帝国具有天下无敌的强大动员能力,可以随时发动百万计的肉体去修阿房宫修长城修秦陵灭六国征匈奴。

  

  四

  

  如果说帝国统治者是一只巨大的毒蜘蛛,那么帝国道路就庞大的蛛网。“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情景!暴君踞坐在交椅之上,在天下的中央枢纽,如同盘踞在蛛网中心的巨型毒蛛,任何一点轻微的信息都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鲍鹏山语)。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帝国依靠完善的官吏体系形成一种最为成熟的财富掠夺模式。反过来,这种长期的掠夺必须依赖帝国稳定的统治机制,就好比吸血者必须保持吸管的畅通,因此道路与轮子相结合,就成为帝国存在的重要基础。

  在进入轮子时代前,帝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星罗棋布的部落和城邦。灭六国是帝国对最后的封建城邦制度的摧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轮子是帝国的重要前提,帝国的统治实际也是轮子的统治。奴役民众如同奴役牛马,“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

  罗素在《权力论》中说:

  古代大型帝国的权力集中受着技术上的制约,古代君主最迫切的问题是机动性问题。在埃及和巴比伦,巨大的河流提高了机动性;波斯的统治则依靠陆上的大道。……一切古代帝国都有遭受叛变的苦恼,……罗马帝国从马其顿人那里学会了波斯人靠道路来巩固中央政府的办法。

  战争时期,政府控制一切快速的交通工具,这就大大增强了它的权力。现代技术不仅通过消息的迅速传递,而且还通过铁路、电报、汽车运输以及政府宣传使一些大帝国比他们过去更能稳固。古代波斯和罗马的各省总督都有足够的独立性,使他们易于叛变独立。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瓦解了。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帝国都是短暂的;欧洲国家丧失了它们在新大陆的大部分领土。

  “在人与人之间,除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外,很难有另外的关系能把他们联合在一个社会之内。”帝国是人类在政治初级阶段的无奈选择,因为轮子诞生了,所以地球上出现了道路,道路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奴役者与被奴役者连接了起来。

  城墙是道路的反义词,城墙与道路都是帝国的象征,但长城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标志,无论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一个法国旅行家看到中国长城后说:“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象征者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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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说:“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世界最古老的亚述帝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用石块和砖铺砌四通八达的帝国道路,一些路段甚至还铺上了沥青,这在世界上还是首创。每隔20公里建有一个驿站和一眼井。作为亚述帝国的继承者,公元前6 世纪大流士的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以苏撒为中心的“御道”网络,这些御道十分宽敞,从苏撒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底斯达3000 公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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