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9 次 更新时间:2013-05-29 21: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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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很高兴为古川的《梁启超时代》作序。这篇序想要阐明的是:梁启超是新中国第一人,梁启超时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时代。梁启超时代,思想有准绳,建国有方略,变革有动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五四运动后,中国随着世界潮流的转向,走上了专制、极权的邪路。现在,是全面拨乱反正,回归梁启超的时候了。

  

  一、新中国第一人

  

  多年来,官方媒体一直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称为“新中国”。但是,早在四五运动时期,思想敏锐人士就已提出了质疑。四五运动的一句著名口号是反对“现代秦始皇”,而毛泽东本人则盛赞“百代都行秦政制”。1949年以后,虽然有许多现代化的设施、硬件,但骨子里的东西却是韩非、李斯、嬴政那一套法家学说。“大共同体”的秦政制,只实行了秦汉两代,到魏晋南北朝就逐渐瓦解了。宋代以后,家族等“小共同体”萌生,土地私有化成为主流,明清社会已然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共存的社会。1958年的户籍制度,类似于秦汉的“名县爵里年”,而按照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学者的“魏晋封建说”,秦汉属于奴隶社会。也就是说,实行“人民公社”这一类“大共同体”的举措,是恢复“秦皇汉武”的“旧旧中国”,是比晚清久远得多的“旧中国”。考虑到在“主义指导”、“党专政”、“计划经济”等方面的“全盘苏化”,与其说是“新中国”,不如说是“新苏联”。用毛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毛的三十年,对于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

  于是,有人写了《谁是新中国》,为中华民国争取“新中国”的名号。在我看来,这是在朝代史的狭小范围内来争正统了。如果说中华民国是新中国,那么清朝立国,是不是也可以叫新中国了?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是跨越朝代的大变局——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中华民国成立时,新中国不是刚刚呱呱落地,而是已在颟姗学步了。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光绪维新成功,也不会妨碍新中国的发展,就像明治维新与新日本的关系。本文将依据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来阐释什么是新中国。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苦也,固时代之区分起焉。”“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按照梁启超的三段论,秦皇汉武以前的中国,是“旧旧中国”——“中国之中国”;乾隆嘉兴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亚洲之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世界之中国”,用梁启超在其他地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建设“世界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国家”。

  鸦片战争之后,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然后是“同光中兴”的二十年。虽然有了洋务运动,但目标还是传统的“中兴”。所以,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有一个令人心焦的过渡期,日本正是利用这个空档,一举超越了中国。要到维新运动,才是自觉建设新中国的开端。我们不妨把1888年定为建设新中国的元年。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边海疆建省、铁路、海军,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变法维新。

  我把新中国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邓时代只针对中国大陆而言),每个时代大致上都是三十年。后三个时代的命名,可能争议不大;而将新中国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或许会有不同意见。有资格与梁启超竞争的人,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本节只对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一个比较,为什么不以袁、孙来命名时代,将在后两节说明理由。

  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徒弟,但是他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师傅。比他年长的黄遵宪在1902年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与他年龄相仿的孙宝瑄在同一年也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比他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梁启超一直是“从新主义”的鼓吹者和急先锋,而康有为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康支持清廷复辟,梁则“再造共和”、“三造共和”;康发起孔教会,梁则支持新文化运动。师徒二人分道扬镳后,显然,是徒弟更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

  

  二、思想准绳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成为新中国第一人的。清朝倾覆前夕,梁启超致友人信中说:“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如果袁世凯甘于做一个华盛顿式的大总统,放手让梁启超、宋教仁等人去推行政党政治,他是很有机会成为“中国华盛顿”的。梁启超在袁死后叹道:“以他从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势,国民真意,要建设强固国家,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作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在作当洪宪皇帝的梦,着着预备,都不外想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我们觉得这个人可惜,又觉得这个人可恨。”

  梁启超在评论李鸿章时说:“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袁世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在二十世纪初能够“认识新时代”并给国人指明前进方向的,惟有梁启超。他在《新民说》中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助。”在前一个方面,有他对王荆公(王安石)的“立宪”理想和“中国之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的挖掘;在后一个方面,有他对西方政制道德学问的广泛介绍。时人和后人显然更重视他在“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方面的贡献。

  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由此,开人权说和自由、自治在中国之先河。

  胡适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写道:“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反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的著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虽然梁启超比孙中山更早就向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但他终其一生,不认为社会主义适用于当下中国。1906年,他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辩论时说:“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爱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批评“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1920年,他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他指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即便“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在苏联计划经济成形之前很久,梁启超就预言:“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从新世纪回眸,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中,最坚持私人资本主义而反对国家统制经济的,惟有梁启超一人,连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一度动摇。

  梁启超“兴学会,开议院”的尝试始于维新时期的湖南。后来他在总结湖南新政时说:“南学会实隐喻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局实隐喻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喻中央政府之规模”。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1899年4月,他写出《各国宪法异同论》,对宪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何为君主立宪政体?何为共和政体?何为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分立?国会有什么权利?君主或总统有何权力以及怎么制约?公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通过这些思想与理论的介绍,奠定了梁启超作为中国第一个宪政学家的地位。

  在清季新政期间,梁启超一手为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提出“一、两院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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