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走不出的李约瑟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7 次 更新时间:2013-05-29 16: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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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它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今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所能容许它聚集的财富已经达到最高程度。

  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时值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

  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国并不是没有变化,也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与手工时代;而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农业-手工时代跨入工业-机器时代。这一巨变造成西方与中国之间彼此看待对方的观点和印象都发生彻底的颠倒,从马可·波罗的东方情结变成严复的西方情结。

  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3年,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在《中国科技史》这部浩瀚巨著中向世界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10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虽然是很多东西的最早发现者和发明者,但最终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却是欧洲的科学和思想。“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伟大人物的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一

  

  对于这一段吊诡的历史,李约瑟给出的答案是:“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套行动,一有都有”;“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他并不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向官吏专制和权力文化,“中国障碍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布罗代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华兹的“深层结构”、鲁迅的“铁屋”、柏杨的“酱缸”,说的都是一回事。

  科学用常识解释秩序,用理性叩问现实,在科学面前,集权体制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就被解构。集权本身是扭曲自然、反科学、借助鬼神蒙蔽大众的结果。只要是专制集权,它都会本能地消灭。黄仁宇进一步指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中国官僚体系。这里必须分清,传统官僚与现代官僚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皇权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权力代表,后者是现代民主社会下劳动分工和管理专业化的结果。

  如果对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再进一步探究,更多学者将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罗素认为,中国教育造就了稳定和艺术,却不能产生精神和科学,而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专制、学术专制是对中国科技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权力垄断知识的结果比垄断面包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垄断面包毁坏的是身体,垄断知识则是毁灭人们的智慧和头脑。事实上,在没有公开竞选和选举制度的情况下,相比权力世袭来说,梁启超指出“科举非恶制也”,关键是考试内容,正如顾炎武所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系统有关”。中国传统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就如同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解民器,谓之百工”(《周礼·考工记》)。中国自古不缺乏熟练的技术,有无数工艺精湛的手工艺人,却几乎没有研究技术原理的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伦理和道德。

  随着秦始皇建立专制极权,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基本失去了思想原创动力。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以后的2000多年称为“经学时代”,与之前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相对。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其所有内容都未能超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满清一代,读书人只能穷经皓首“代圣人立言”,如蝇营狗苟于故纸考证的乾嘉学派。“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正当西方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天朝却万马齐喑,文字成狱。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先进的技术,但中国的科学水平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两千年前的希腊的水平,“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明史·太祖纪一》:“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所谓“人材”与“粟帛”无异,都是为了经世致用。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在孔子韩非子创立“做人”和“做官”方法的同一时代,古希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托勒密等一批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各自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虽然没有使希腊免于灭亡,但没有科学,西方世界就不会兴起。就中国古代而言,虽然不乏许多造福于世界的技术成就,但这些技术从未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牛顿和瓦特的水平。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晚清学者李善兰曾说:“今欧巴罗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晚清时人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中记载的一段轶事,颇能反映帝国心态,即人人以当官为目的,数学、体育等不实用的东西便遭到轻视。

  荣华庆任学部尚书,与京师大学校刘廷琛议论科学。荣之言曰:“算学教员薪水较国文教员为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帐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曰:“公言是矣。吾以为体操一科更应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非若兵士之临阵打仗,又非若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也。”荣曰:“诚然。”

  

  二

  

  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李约瑟难题”也不例外。

  在殷商时代的《盘庚篇》有这样一句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黄金年代的话,那么这一切得益于诸侯国之间竞争;相对而言,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创造精神要逊色得多。“国家垄断了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企业时,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费正清)。

  另一方面,中国发达的农业产出使其人口很早就达到了现代欧洲的规模,人口上百万的城市屡见不鲜,劳动力资源的相对过剩,成为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精耕细作使机器和规模生产失去可能,并因此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吃苦耐劳的流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节省劳力的发明创造成为歪门邪道。“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不仅风车和水磨等节省劳力的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甚至连畜力最终都被人力替代,反轮子的轿子就是典型案例。马克斯·韦伯虽然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中国巨大的人口使那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又多又便宜”。虽然直到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是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这种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黄仁宇认为,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可谓由一个伟大的农民设计,专心一致要保持传统所尊重的均匀,也就是事先就产生了一个低水平的人造平衡”;“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法律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美国人亚瑟·史密斯也指出:“这个民族缺乏精确性的观念,并且不懂得精确性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权力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对统治者来说,他并没有使民众富裕的义务;甚至相反,要“弱民”,使民穷国富,权力和资本的垄断是完全“反市场”的。布罗代尔指出,中国的帝国管制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产权不清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利玛窦曾经这样记录:“官吏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们整天都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脆弱的私有产权造成人口失控,人口过剩又使提高效率的机器失去“需要”,没有“需要”也就没有发明。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中国人也不能免俗。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天朝的模范皇帝雍正曾经说: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

  

  三

  

  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重农抑商虽然一直都是“中国特色”,但天朝时期达到极致,而当时西方世界已经从重农走向重商,最后以国家力量发展自由贸易。

  康熙四十年(1710年),中国实业家几乎垄断了巴达维亚的糖业生产;84个糖厂中,中国老板拥有其中的79个;糖业工人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当荷兰殖民当局大肆屠杀中国商人时,天朝不仅坐视不救,反而幸灾乐祸。

  满清政权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税收、低价收购和无偿摊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层层设限,严厉控制,阻止其发展。中国许多城市虽然人口并不比伦敦巴黎少,但西方城市是工商业占主体,中国城市只是政治中心。这种城市的繁荣完全依靠官吏集团挥霍消费,基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民群体,更不用说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会和工会。

  康熙五十三年,即公元1714年,当年的中国财政收入总额为2937万两,约合3800万盎司;当年英国政府支出总额为3200万盎司。“但当日英国人口约600万,中国人口为1.5亿,中国人口数是英国之25倍,两方财政数字则大抵相似”(黄仁宇)。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此起彼伏的微妙历史:1736年,詹姆斯·瓦特出生,爱新觉罗·胤禛(雍正)“驾崩”;一个用机器和科学创造了力量,一个用暴力和恐怖创造了权力。这一年,在英国,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使亚伯拉罕·达比声名鹊起;与此同时,中国华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被完全废弃。

  “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黄仁宇认为,中国一向无意于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它志不在此。冯友兰从哲学角度也持相同的观点,“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这个事实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状况的影响,不仅在物质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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