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黄益平:中国改革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3-05-28 2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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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黄益平 (进入专栏)  

  

  刚才我提出来的三个问题其实并不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认为是三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模式能不能转;二是中国人有没有创新的能力和可能性;三是制度会不会成为我们长期增长的主要约束。

  请蔡所长上台回答一下。

  蔡昉:其实我们提出“刘易斯转折点”,警告人口红利要消失,接下来说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是有效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只要你能实现资本积累就投入,它本身就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因为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当劳动力是有限的,成为制约因素,单纯靠投入维持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这时候就必须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很多人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会有误解:

  第一个误解,认为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很自然我们就转到资本更加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是指从……是和要素的密集是知识密集还是劳动密集无关。

  第二个误解,中国的经济模式要转,从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更多地转向依靠消费需求,说这个转型一点错都没有,但和刚才我们提到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完全相关的,也没有抓住要害。供给能力、生产模式上,我们过去依靠的什么经济驱动增长,以后转到依靠其他的因素,消费能够适应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但不能够提供潜在增长能力。这是应该澄清的。

  制度影响经济绩效,学经济学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也有一种说法,制度在阻碍经济增长,制度阻碍经济增长发生在所有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研究制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核心是制度变迁,为什么要研究制度变迁?是因为旧的传统制度在那个时候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现在它面临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我们要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因此,在历史上,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制度曾经促进过经济增长,但会有一些制度阻碍你未来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才需要改变这个制度,这就是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可能潜力就在这儿。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90年代您做过一个工作,就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90年代国有企业和现在的国有企业是不是有区别?现在我们对很多资源配置、经济改革里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过去您和林老师提出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不知道现在您是不是还持有这个观点?产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让它们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竞争,无所谓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是公平竞争的产权就不是很重要。现在过了十几年,您是不是还是持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实际的经验,有的人会提出来也许产权不是最重要的,但产权会返过来影响制度环境,在国有企业还占相当比重的前提下其实公平竞争是很难的,您认为这样的观点有没有到底?

  蔡昉:原来说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最重要的,也许在今天显得“格外不重要”,我并不是说产权不重要,是说产权是次生的,我不是说产权是所有制,或者是国有制、混合型的,也可以是私有的,你是国有制可以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私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产权安排。你占多大的份额归根到底是由竞争环境决定的,如果我都要在这个竞争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要调节我的产业结构和治理模式才能生存下来;如果不能生存下来就证明我的产权和治理结构没有效率,就会被淘汰,不管我是集体所有还是私有。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策略上说,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过多地论“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其实看统计年鉴,大家喊“国进民退”的这些年国有经济的比重再继续下降,大家有公平的竞争条件,有竞争性的产业大家都可以进入,如果你对企业改革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讲进而不讲退,每一种人都可以进入竞争行业,谁有效率谁就能生存,谁没有效率就会被淘汰掉,这是我们未来生产率的所得。我看美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过研究,他们发现在行业内企业之间可以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同时有效率的企业不断扩大自己,兼并其他企业,而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掉,这样的过程所取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对整个生产率提高贡献30%-50%。

  还有另一类经济学家做过研究,在中国同样的行业内做同样的事儿,有的生产率可以很高,有的可以很低,说明我受到保护了,没有人受到死亡,没有人被逼出去,使生产率达到最佳,有的生产率达到美国的水平,有人做过计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说明我的生产率层次没有得到利益,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潜力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利用创造更多的公平竞争条件,使各个行业和企业能有公平竞争条件,产生趋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发展。

  黄益平:您提到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资源即将结束或已经结束,这个议题已经讨论过无数次,我现在还是想提出来,友人质疑现在是不是已经到头了,第一总理说我们现在要城镇化,既然是城镇化是不是意味着很多人未来要到城里来,既然到城里来为什么说劳动力供给没有了。第二您一直说劳动力短缺了,但据说今年大学生就业是最困难的,您怎么样解释这两个不同的现象?

  蔡昉:第一,我说的未来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大幅度缩小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1978年时城市化率是17%,从17%到百分之五十多,说明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你允许他转移,他什么准备都不需要,不缺劳动力,因为劳动力是富余的;现在说劳动力,你要给我更高的工资,通过技术提高使农业劳动力转移适合劳动生产率,任何国家不可能在50%的城市化水平实现现代化,我们还需要60%-70%甚至更高,但将来的速度会慢一些。

  说到就业形式,先宏观地说,我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紧的,但劳动力仍然是脆弱的,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显得我们是缺劳动者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或某一个群体的劳动者是非常脆弱的。

  通常有三类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城镇人员最典型的特征是老龄化,中国人力资本状况是说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大,老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低端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技能的需求越来越不能适应。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延长退休年龄,因为劳动力市场部需要这样人。

  第二类人是农民工,看起来他们很得意,工资在年年上涨,甚至很多人不读高中了,甚至从初中辍学,但今天的农民工,九点几的受教育年限只适应于二或三产劳动密集型,未来二产劳动密集型会提高,三产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提高,但农民工完全不是这样。因此,今天你可能看到就业市场好就不读书了,没有人力资本,但很快就会变成当年国有企业下来的“4050”人,但你还没到“4050”时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泡沫,房地产起来了,很多人很早不读书就到建筑行业工作,后来很多人辍学,今天发现他们人力资本不够,大量失业,西班牙50%的青年人都没有工作。

  第三类群体是大学生,我想讲两重愿意,一是需求原因,有个“微笑曲线”产业结构是微笑曲线的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不需要人力资本,正排除这个低端的时候开始大学扩招,而大学扩招是1999年,我们加入WTO是2001年,这两个过程是一致的,当一种全新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我们恰恰需要的是这部分劳动力,所以你们赶上了不好的时点。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减慢,但产业结构会加速进行,当你向微笑曲线两端产业结构升级时创造出来的就不是初中毕业生能够做的了,这可能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大学学科、专业设置到底和劳动力市场结合有多密切,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是要改革的。也许这里也有制度红利。

  从个人角度来说,有一年有三个劳动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有一个是希腊塞浦路斯人,国内有人请他过来讲,后来有人说你去当个评论嘉宾,他是劳动经济学家,自然会谈到大学生就业,他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其他国家也一样,教育是个金字塔,你在金字塔低端是因为你的人力资本很低,只知道最基本的知识,那时候你的选择非常广阔,任何构成都可以做。但当你的人力资本越来越高,选择范围其实就越小了,因此把金字塔尖端扔到广大就业市场时匹配的概率就低了。因此,一般说大学生就业匹配,找到工作的时间要大大慢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人群。美国也一样,所以第一要耐心,第二找到工作以后还是你进一步找工作的开端,现在我们说农民工工资和大学生起薪是趋同的,也有人证明几年以后农民工工资基本就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统计数字来增长的。但大学生的工作几年以后的工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农民工的工资,也就是说一是你得到更快的提升,二是你还有进一步升职的空间。

  黄益平:大学生找工作难不光是人大、北大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工资上升有可能是供求发生变化,也有企业家反映两年前搞的《劳动法》,最低工资不断往上调,去年二十几个省最低工资平均往上调20%,而民工工资大概涨了12.8%,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劳动保护走得有点快了,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经济往上走的时候,搞的太快,教训就是欧洲这些国家,以后市场就没有灵活性了,以前我们知道经济不行了,工资往下降,经济是比较平稳的,您认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风险?

  蔡昉:我不这么看,有三点:第一,《劳动法》1994年、1995年公布,台商请了学者做过一个侧三,发现他们的成本要提高30%,所以非常紧张,也通过渠道反映,最后发现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起支配作用,你有法最后也很难执行,就连劳动者本身也不愿意遵守这个法。但这次不一样,《劳动法》立法是2008年,距离“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有几年时间,工资上涨还是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我们学经济学可能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东西,最低工资制度,集体谈判会降低工作效率,但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产品市场不一样的是,劳动力市场买卖的是人,马希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卖一块砖头不在乎这个砖头是盖了宫殿还是修了臭水沟,但出卖劳动力,是一个人带过去的,一定会在意雇主是怎么使用你的。就是这样的差距,所以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就不成立了。

  欧洲那些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发达的经济体,像希腊都不是高福利国家,但他们遭遇了之后没有保护,人们的状况非常惨。而相对经济仍然非常健康的是劳动力市场保护最严重的北欧国家,他本来就没遭那么大的危机,出现问题这些人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所以我们还是从社会保护角度看这种特殊的产品。

  黄益平:我的问题问完了,今天社科文献出版社有奖励,谁提出问题就可以获得一本书。

  问: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所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都覆盖到了,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看到,今年1月份UC伯克利有一个戴瑞(音)重新测算了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了两个区间,像两和中等收入陷阱区间,第一种是1万-1.1万美金,第二种是1.5-1.6万美金。按戴瑞(音)他们的测算,按中国购买力评价正好1.5万元左右,所以您认为我们是不是到了陷阱里了,怎么样避免这样的问题。牛吉彼特(音译)提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中国受教育的状况能不能帮助我们十年、二十年之后剥离这种中等收入陷阱?黄老师提出,出口产品当中,如果高收入产品占出口的份额比较高的话也能够避免,您认为中国在近代产业改革当中,出口部门有问题,能不能够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提升一定的产业链价值提升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提升产业链价值?

  蔡昉:他们的文章不是说在这个区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这个区间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有多大可能性,降低多少百分点。我对应的是,我们原来便宜的经济增长源泉没了,很自然潜在增长率就下降了,这是正常现象,不叫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走完四个步骤才叫中等收入陷阱。

  后面他说的全是对的,出口产品里技术含量更高,人力资本更高,有更好的产业结构就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都是我赞成的。我想说,大学扩招有它重要意义,当然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谁都不会质疑他的扩招,而是过度扩招的学校,即使这样我们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1999年开始的扩招,1999年是世界(经济)最严重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人四年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避免就业劳动。但四年以后他们变成大学生了,四年以后在大学肯定受教育肯定不一样。大学受教育是对高中必要的引导,如果不办大学,可以设想上高中的人就会受影响。如果做变量回归,就要把人力资本加进去,而经济学家经常用的是受教育年限,当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百的时候怎么样超过教育年限,唯一的办法是上高中。没有正常预期和教育回报当然就不会上。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来源,让家长少支付上高中的费用,而且把它变成义务教育,不支付费用,这样使大学生教育质量更好,这是积极的措施,但大学扩招我认为今后还会继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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