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独立与自由并非强权恩赐而来

——回答何家栋先生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2 次 更新时间:2005-04-12 23: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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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战略与管理》杂志社的顾问何家栋先生最近撰写了一万五千多字的长文发表在《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上,批判我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我对于何家栋先生的年龄十分尊敬,但我不得不指出,何家栋先生在文中对于我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歪曲,而他自己的许多观点,如果真站得住脚,那真是对于人类思想有了太多的创造性贡献,可惜实在是站不住。由于何家栋先生的文章很长,又讲了许多方面,我一个一个地去详细回答,一时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而且恐怕也难以有地方愿意给我这个篇幅去发表。因此,我只能择其要点,点到为止。有些问题,论据十分丰富,俯拾皆是,我过去也已经论述过。对于这些问题,我只提出结论,不再多举例证。

  

  我不知道《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有没有勇气秉持公正,刊登我对于何先生的批判的回答。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是一个现实还是我在提倡

  

  何家栋先生在文中给我扣了个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帽子。其实,我从来没有提倡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说我的文章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大概是我对于客观现实的描述让何家栋先生想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坦率地说,人类社会的现实,至少有相当部分确实仍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到一个人指出现实世界中的恶,便说这个人就是恶的提倡者,这是一种什么逻辑?这就是何先生所说的“通向真善的一座桥”的伪善?我不认为这种伪善是“通向真善的一座桥”。恰恰相反,它为恶做掩饰,欺骗受害者,不许别人指出恶并予以铲除,这恰恰说明它是恶的帮凶。

  

  我从来没有提倡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讲的是中国人应该如何在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上生存,这与提倡完全是两回事。从最终目标讲,我希望能够铲除这个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希望我们中华民族对此做出较大的贡献。而要铲除社会达尔文主义,决不能去掩饰这个世界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决不能只企盼何先生所给予全部希望的“优势群体的道德觉悟及对弱势群体同情和善待”。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尚武精神。

  

  二.难道独立与自由是靠强权恩赐而来?

  

  何先生大讲今天西方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善待。西方社会确实有对于弱势群体的善待。问题是这种善待是怎么来的。是像何先生所说的那样,来自于“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而“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以及“优秀的少数”的“人类理性”的“了不起的胜利”吗?我认为不完全是,甚至大部分不是。

  

  譬如,何先生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性”来自于“优势群体的道德觉悟及对弱势群体同情和善待”。这一点,美国的黑人恐怕不会同意,美国的白人恐怕也不会同意。从理论上说,何先生的这种观点与美国,乃至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所依据的理论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在前面说,何先生的许多观点如果真的能够成立,那真是对于人类思想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贡献,此即其中一处。

  

  纵观人类历史,弱势群体之所以有时受到强势群体的善待,多半处于两个情况:一是强势群体正在面临与其他强势的争斗,暂时无力压制弱势群体,甚至需要弱势群体的协助;二是弱势群体虽弱,但已具备了严重杀伤强势群体的力量,并表现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决心;决非仅仅来自于“优势群体的道德觉悟及对弱势群体同情和善待”。南北战争时的美国黑人处于第一种情况,而真正奠定了当今美国的“政治正确性”的1960年代,则属于第二种情况。任何一个严肃的美国学者,甚至是普通人,都不会认为美国黑人今天相对改善了一点的地位与1960年代美国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斗争无关,而只是白人出于“道德觉悟”的“善待”。

  

  何先生认为我“对华人华侨史的了解不够”,“要提倡华人民族主义就要三思而行。”我只想告诉何先生一点,许多美国黑人认为华人没有资格享受现今美国对于少数族裔的“善待”,理由是华人没有参加1960年代黑人争取民权的巷战。做顺民有时也许划算,但并不光荣,特别是绝不能说“道德觉悟”高。有时,则连划算都不一定。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曾经记述过一个关于华人的故事:“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许多自由华人加入了‘古独派’的军队,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战。最有名的是Teniente Tankredo(华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伤,被西班牙政府军逮捕。西班牙军人称他为‘苦力’要放走他时,他从军装口袋中取出文件,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不是一个无名的中国苦力,‘射吧!’他说。”这样的华人至今为当地人所敬仰。我所敬仰的,也不是当顺民的华人,而是作为自由战士的华人。这不是一个了解不了解华人华侨史的问题,而是我与何先生的价值取向根本不同。

  

  何先生还指责我提出了“民主的生存空间决定论”,所以,我支持民主制的表态“很难被认为是由衷之辞”。这又是一个把我所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我,然后再加以批判的例子。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民主的生存空间决定论”,从来没有认为生存空间小就不能搞民主。恰恰相反,我认为民主制度有利于强国,因而有利于拓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更宽裕的生存空间当然也更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民主制度。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之势。

  

  倒是何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对于建立民主制度极为有害。因为他否认了现代民主制度从建立到其运行的根本机制都在于力量的制衡,而把希望寄托于“优势群体的道德觉悟及对弱势群体同情和善待”。按照何先生的逻辑,美国的独立战争根本就不应该打,而应该等待英国的“道德觉悟”。我认为,美国的建国者们多半也是与我一样,重视“拳头硬”的作用,多半在何先生眼中会成为“凶徒”。

  

  我并不否认强势群体的道德良知的进步也可以有作用。但这些决不是独立、自由与民主的主要来源和保障。独立、自由与民主决非靠“道德觉悟”的优势群体恩赐而来,而是靠弱势群体以自己的力量与意志争取而来。所以,提倡尚武精神不仅有利于强国,而且有利于民主。何先生质问:“尚武精神还是公民精神?”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尚武精神是公民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尚武精神不是全部。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崇文,崇文与尚武都重要。我反对的是完全抹杀尚武的“阉者的梦呓”。而这种“阉者的梦呓”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对外争取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且也不利于我们促进国内的正义与民主。

  

  这些道理本不难懂,西方的学问中也很多。以何先生和许多同样学贯中西的学者的智力和知识,为什么还会在这些道理上总是一错再错呢?我以为,只要一牵涉到美国,他们就总要搞错,这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假定,即美国这个强权和其他强权不一样,是“道德觉悟”特别高的。我想告诉何先生的是,这个假定即使是美国人也不见得就能够同意。不知何先生看过美国电影“国家的敌人”没有。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一些美国人也认为,美国的强权是不可信赖的,必须随时对之提高警惕。他们至少对于美国的强权还有一定的影响,至少还掌握投票权,尚且有如此之警惕。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对于美国的强权如此信赖,岂不谬哉!

  

  三.要弱势群体施行逆向种族主义的道义何在?

  

  我坚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而何先生则盛赞在西方逆向种族主义“如日中天”。这里就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了: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所指为何。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从来没有指向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意思。最近,有一个叫做王思睿的学者,不知是真的无知,还是装作无知,把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往国内民族关系上歪曲,但任何人只要读一下我提到这个名词的地方,都可以清楚看到,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指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我种族歧视而言。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其参照物自然是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中华民族目前尚处于弱势,处于强势的是西方人。因此,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与作为一种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的逆向种族主义恰恰是完全背道而驰,谈不上有任何道义。

  

  另一方面,说在西方逆向种族主义“如日中天”,恐怕也是言过其实:美国因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刚刚对一部分少数族裔(还不包括华人。如果何先生知道一些华侨华人史的话,就应该知道,某些西方国家对于华侨华人法律上的歧视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尚且不谈实际生活中的歧视)有所补偿,便有一些白人跳了出来,大骂这是“逆向种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在英语中也是个贬义词),而最近美国加州等的一系列立法,正在逐步取消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争取到的“逆向种族主义”。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站在西方强势群体一边,对于自己的弱势同胞施行逆向种族主义,这种行为相当卑劣,何先生虽巧言善辩,恐怕也难以为其戴上正义的桂冠。

  

  四.也论伪善

  

  何家栋先生文中对于“伪善”一词作了篇幅相当大的辨析,足证自己确实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何先生引经据典,认为伪善是“通向真善的一座桥”。这个见识果然高明,我也同意有这种类型的伪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还有另一种伪善,这就是伪装成善来欺骗和麻痹对手,以逞直截了当之恶所难逞之大恶。

  

  另外,我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的提法,第一是指出,你西方人既然声称自己有这么善,就请实际上做到,否则我当然要疑惑你是在欺骗和麻痹我;第二则是真诚地在建议一种更加正义的世界秩序。我并不认为这个更加正义的世界秩序能够马上实现,但我认为,如果人类真的要摆脱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是不可或缺的。

  

  何先生指责:“你不去努力帮助中国农民乃至城镇居民首先摆脱‘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身份,获得在中华大地(包括港澳)迁徙自由的宪法权利,却为‘西方人权观’没有马上给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世界公民’的地位而大做文章,这不是‘加倍的虚伪’又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至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在中华大地(很遗憾,不包括港澳)的迁徙自由,至少远远、远远大于向西方国家迁徙的自由。当然,中国的情况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很糟。但仅仅因为目前中国自己的情况也不理想,就把我对于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秩序的憧憬说成是“加倍的虚伪”、“虚伪的平方”,这又是什么逻辑?譬如说,一个人被强盗抢了钱,他去追回来;何先生在那里断喝一声:你儿子还偷了你五百块钱呢,你为什么不先管管好你自己的儿子,而去喊什么捉强盗呢?你这是加倍的虚伪、虚伪的平方。何先生学问果然精妙,他对于汉语的使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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