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大学“去行政化”论纲——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6 次 更新时间:2013-05-22 16: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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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浙江大学一名海归博士回国数月即跳楼自杀前的遗书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去行政化”的命题,是因应大学“行政化”问题而提出的。这一问题早已在学界引起过讨论 和媒体议论 。随着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交流、次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教授的回应,特别是2010年“两会”期间部分大学校长关于大学“行政化”暨“去行政化”的言论以及专家学者的回应与广大网友的热议,这一与中国的大学生态、大学发展与大学命运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终于成为全国性的热点话题。大学以及大学问题之被广泛关注, 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转型期的中国,作为稀缺性的社会资源,大学以及大学的社会角色一向为社会所关注。

  其次,因为体制使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学主要是公立大学,即由几乎是清一色地国家财政拨款办

  大学,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因此,作为现代公民的纳税人,自然有理由关心这些花了纳税人的钱的大学的究竟。

  再次,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千年科举传统的影响,无论城乡抑或贫富,不顾一切供孩子读书,让孩子读大学,这几乎是普天之下中国为人父母者的最大愿望。于是,大学以及大学问题自然就成为天下人共鸣与关注的兴奋点。

  最后,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其不意,相当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

  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 ,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据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色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已经有学者指出:大学本身不仅早已官场化,而且“甚至可以说,中国高校也是最大的官场”: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副省级)的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的大学却多达一千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2位副部长级高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长级干部。“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 据报道,武汉大学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可容纳700多人的逸夫楼礼堂居然都坐不下,而“文革”前该大学副处级以上干部不过十多个人。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此外,学校的院系也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

  “官本位”体现在大学等级、编制、机构设置上,完全按照政府机构设置而推行行政化模式。“不同级别的校长、党委书记配什么轿车、住多少平米的房子、乘飞机坐机等舱、出差住几星级宾馆等等都有差别,”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厅(或处)、处(或科)、科级待遇。高校党政机关,除独有的教务处、学生处等机构外,各色党政机构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因此,原本是学术殿堂的大学已彻底异化为各色官员充斥其间的衙门。即使是一些原本纯正的学者,一旦成为院长、处长、书记,也变得一付官派、一嘴官腔,官味十足。 正因为如此,连温文尔雅的北大教授陈平原也开诚布公地批评说:“今天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官场了”。“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以及大学中人的曲意逢迎,导致今日中国,大学混同于官场”。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当前中国大学的许多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关联。

  最能反映大学“官本位”的是中国有三十余所大学是所谓的“副部级”大学。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对此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蔡元培先生当年对旧北大的改造,根本之处就是破除其官场性质、官僚习气和读书做官的价值观,确立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的属性。“‘副部级’高校的做法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助长了高校领导干部在‘做官’上的攀比,在实践中已经产生明显的负面后果……这种制度与培养创造型人才、培养大师、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它再一次提示我们,我国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技术、不是金钱、也不是人才,而是落后的制度。如果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国家花再多的钱,中国的公立大学也与‘世界一流’无缘。” 甚至,“大学里一把手就是县太爷。今天的大学还会提跟国际接轨,国外哪来‘副部级大学’让你跟人家接轨去!”(张鸣教授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比如,2009年教师节评出的100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人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再如,2009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无怪乎公众质疑:官学如此亲昵下去,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戏院?大学教师是教书育人还是追逐高官厚禄?既然权力与学术可以如此联姻,相互之间自然难免等价交换,以权换学、或者以学兑权,如果大学教授都是官员或老板,清冷的学问还能有什么市场?”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昔日的教书匠,一旦当上书记、校长,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谦卑谨慎、民主作风不见了,凭添了官老爷的霸气、匪气、癖气。”讲排场,摆阔气,公款吃喝、旅游、消费等等,官场上有的,高校都有。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难怪不光中国教师争相入仕,甚至就连外籍教师也向书记要官,原来当了官就可以旱涝保收。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作表面文章。“高校是教育机构、高等学府,高校应该是培养高级人才的熔炉,学术自由、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殿堂,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创新的基地,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先锋。可是,我们一些高校与这一宗旨背道而驰”。 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2007年9月在一次演讲中指也曾明确指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指出:“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首先抹杀了大学教授的主体性和大学本身的主体性”,大学本来是知识共同体、思想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学术公民安居乐业的居所但“由于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教授们说话空间的大小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成正比,课题确定又要投其所好,所以创发能力和热情苍白化。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说,“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本质影响是: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比如,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曾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教授指出:“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曾经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教授,2007年12月04日下午做客新华网谈“教育公平和高校发展”时指出:大学是学术单位,不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延伸;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在学术团体里面,学术权利是基础性的,行政权力应该是为学术权利服务的。目前的高校行政权力太大,需要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

  教授官员化的结果,导致角色混乱。从学者到官员,取向不同:学者奉行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在官场的权力逻辑是,“官高一级压死人”,所谓“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一旦从教授变身为院长、处长,即不能不身陷宦海沉浮的命运:文山会海,上传下达;送往迎来,吃吃喝喝。《山西晚报》曾刊载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是大学的毒瘤”。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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