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13-05-22 15: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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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如今的学术期刊(这里特指人文社会科学类刊物)的境遇,就一般情形而言,似乎很微妙,也很尴尬。这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正处于大转型时期这一现时代特征分不开的。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总体上而言,还处在相当欠发展的状态,但所谓的学术期刊数量之多(三千余种)、品种之全(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应有尽有),在世界上可能名列前茅。可是,虽说数量庞大,但就学术质量而言,大都不敢恭维。比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收录的“核心期刊”为1800种(是从12000种中文期刊中选出的,包括文理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收录的“核心期刊”为344种(是从3000种人文社科期刊选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4年)来源期刊540余种。这些经过文献学专家从3000多种刊物挑选的“核心期刊”,从300余种到500余种。尽管数量不等,但都说明,大多数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85%-90%)恐怕是名不副实的。另外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1000多种高校文科学报中,能够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仅有11种(约占1%)。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界至少有以下三个突出现象(在发达国家是几乎没有的):一是综合性刊物之多(每个省或市的社科院、社科联分别至少办有一份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各大学的文科学报也都是清一色的综合类刊物,两者合计有1300多种);二是大学学报之多(下自专科类院校,上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学府,都办有文科学报,不少大学的院或所或系也办有刊物,总数量超过一千种);三是党校、团校以及党、政、军等部门主办的宣传学习类刊物(在中国也被归类为学术期刊)之多(1000余种)。

  这是第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水准还不高(在很多方面还很低或者是空白);另一方面,到处是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第二个悖论是:一方面,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量之多令人目瞪口呆;另一方面,高质量、高品位、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乏善可陈(我猜测公认的此类学术刊物不会超过30种[1],约占总数的1%)。

  第三个悖论是:一方面,有正式刊号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质量堪忧,让人难以乐观;另一方面,那些以书代刊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学术集刊),尽管其整体学术品位令人称道[2](至少可以举出50种左右[3]),但因为没有刊号,名不正言不顺,故既未进入目前的论文检索系统[4],也未被纳入相应的学术评价系统[5],这显然是极其不公正的。[6]

  第四个悖论是:一方面,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勉力维持,甚至不死不活(死不了但活不好),印数少(一般是几百份到几千份),发行少(一般是几十份到几百份),特别是高校文科学报,基本上属于“自产自销、内部流通”;另一方面,这些刊物依然“垂而不死”“红旗不倒”,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些刊物(特别是高校文科学报)都是靠财政拨款撑持。

  在现行体制下,上述的尴尬情形估计还要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过,如果管制有所松动,特别是一旦刊号放开(比如允许目前的400余种学术集刊申请正式刊号)、允许外部资金进入期刊市场(就如同民营资本进入图书市场一样),那么,很可能现有的3000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的绝大多数(比如80%甚至更多)将在竞争中一触即溃。同时,学术期刊由此走出死胡同,闯出一条活路与生路,也不是不可能的一种前景。

  无论如何,业内人士应当对学术期刊的现况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加以关注、探讨和摸索。在这样一种危机频仍同时也不无机遇的特定时期,也完全有可能大所作为。

  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两点基本的结论:

  第一,一统天下的“论文集”办刊模式是一条死路。

  我在多年前即曾撰文批评“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流弊[7],但除了个别刊物(如《学术界》)外,鲜有响应者。这除了本人人微言轻的主观因素外,最主要的大概是以下两个因素:(1)包括《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龙头老大在内,“论文集”办刊模式已经有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已经形成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办刊“传统”了,并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2)论文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也是各刊物“论文充斥于市”的客观因素。本来,“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事实上,中国的教育也好、学术也罢,并不需要人人都搞科研、人人都写论文。”[8]但现实恰恰相反,从幼儿园阿姨到中小学老师、大中专教师以至北大、清华的专家学者,都一窝蜂似地搞科研、写论文,“全民搞学术”,“学术大跃进”,因此各色“论文”漫天飞,好像连这3000多种刊物也还不够用,于是纷纷出增刊、乃至假刊[9],甚至出现“一文九发”的怪现象[10]。

  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往往每期只刊登少数几篇(一般2-3篇)论文,这些论文都是经过专家匿名评审、反复修改后发表的专业水平很高、反映其学术前沿的研究性论文(往往不限篇幅,一般一篇研究论文为20-40个页码),其余的大多数篇幅为评论、书评、信息。以手头的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89卷第1期(2002年6月)为例(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办的美国最权威的美国史学术刊物),共有专题论文(Articles)4篇(第54-173页),其余为评论性作品(第1-53页、第174-333页),其中书评(Book Reviews)有150篇(第188-327页)。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学术期刊同人思考的。

  第二,“千刊一面”、大而全的办刊模式走不通。

  我们虽说有数千种学术刊物,但基本上是“千刊一面”,有个性、有特色的刊物少而又少。各种刊物——无论是月刊、双月刊还是季刊——往往是大而全的“满汉全席”:各门学科、各色文章充斥版面,像是一个“杂货摊”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往里面装的“垃圾筐”。人们常常形容有的文章是“又长又臭”,但眼下更多的文章是“又短又臭”(这是贺卫方教授的妙论,正合吾意)。不用看内文,单浏览一下标题,即兴趣索然,哪里还有阅读的欲望?

  那么,学术期刊难道就只有死路一条而没有出路了吗?

  我的回答是:未必尽然;事在人为。

  办刊物(特别是学术刊物)关键是谁在办。毫无疑问,办一份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不可能不与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因为中国迄今尚不允许个人办刊物)发生关联(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财政拨款、人事关系、人际关系等),还与这些单位的行政级别有关系(因为中国骨子里是一个“官本位社会”,这也就是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往往被认为是“中央级”“国家级”刊物、而各省市社科院和社科联主办的刊物往往被当成是“省市级”刊物的原因),但更进一步说,在大致相似的情况下,一个刊物的命运往往是与主编的品位、追求和魄力密切相关的(沈昌文先生主编的《读书》和他之后的人主编的《读书》,就学界的口碑而言,即大不相同)。正像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可以异军突起一样(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等),一些原本平常的学术期刊,只要主编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认真经营,照样可以令人刮目相看(如1999年以来的《中外法学》、2000年以来的《学术界》、2003年以来的《云梦学刊》等)。当然,在现行的体制下,即使是有思想、有魄力的主编,也依然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外在因素的制约。

  办学术刊物,就应遵照学术和刊物的发展逻辑,其一是学术性(主要体现在重头研究论文上),其二是信息性(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书评和述评方面)。

  要办好学术刊物,就应在个性化方面有所追求,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在中国,做人讲究“四平八稳”,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但办学术刊物,就不能“四平八稳”,而应是反其道而行之,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化解的疙瘩,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得罪人)。

  因此,在目前不可能随便更改刊名、也不太可能新创办专业刊物的情况下,如何在综合性刊物的名号下搞好特色栏目、品牌栏目,就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没有特色栏目、品牌栏目,一个综合性刊物的个性就无从体现。有的刊物在特色栏目(如《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品牌栏目(如《学术界》的“学术批评”)方面,已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绝大多数刊物依旧安然若泰、无动于衷。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北京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学术大本营。像北京这样拥有几十所大学、上百家出版社、还有规模庞大的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城市,其文化底蕴博大,学术资源雄厚,各路人才济济(过剩),即使是放眼全球,除了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外,大约也很难再举出类似的例子。因此,守着北京,或者背靠北京,办不好学术刊物(或者出版社),恐怕只能从主事者自身找原因(除了客观因素以外)。

  现在毕竟是市场时代了(非典型的市场经济时代)。因此,即使是学术刊物,也存在一个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单靠吃“皇粮”的时代,估计用不了多久就靠不住了;何况,即使能保住“皇粮”,也只能是“吃饱”,但未必能“吃好”)。因此,学术期刊也同样面临一个如何自我经营、良性发展的迫切问题。就像国外的大学校长主要是拉赞助一样,今后一个能干、出色的学术期刊的主编还将面临一个如何为刊物寻求资助的任务。没有捐助,当然也能办刊物(除了“皇粮”外,还变相地或直接地收版面费之类),但有了可观的捐助(以及广告等合法经营收入)后,学术期刊就有可能办得更好。至少,学术期刊的日子不必像现在这样难过了。

  

  注释:

  [1]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论,此类刊物可以举出的有《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大学)、《中外法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文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天津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学术月刊》(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浙江学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界》(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战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文史哲》(山东大学)、《开放时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等(27种)。

  [2]详见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3] 比如《学人》(陈平原等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已停);《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唐研究》(荣新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学研究》(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土鲁番研究》(季羡林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季刊》(林毅夫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比较》(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学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文史》(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张国刚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姜广辉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哲学门》(赵敦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论证》(赵汀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道》(《新原道》,陈明主编,大象出版社出版);《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出版);《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考古》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巴蜀书社出版);《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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