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6 次 更新时间:2013-05-22 1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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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大危机的震撼,经过罗斯福新政,[1]虽不乏曲折与苦痛,但美国终归实现了从乱到治的彻底转换。对太平洋彼岸的这一空前巨变,中国政论界给予了广泛关注。应当说,这对于我们考察中国人美国观的演进、中国美国学史的变迁以及罗斯福新政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中美文化学术的交流,无不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意义。本文拟通过初步考察该时期中国有关报刊评论及反应,[2]试就这一问题略作某些探索。

  

  一

  

  罗斯福第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值1932年,不景气——这一“经济的黑潮”[3]笼罩全球。“世界资本主义确实是加倍的遭遇到了未曾有的恐慌”;[4]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有若阴云四合,日色无光”。[5]“今日世界的前途可说已步到四边临空的悬崖了。”[6]有人总结道,“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一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7]征诸史实,这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美国是这次空前绝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的摇篮”。[8]它本来“富裕冠绝世界”,[9]但自1929年以来,穷困之神光临美国,而且“一步一步的入室升堂”。[10]大恐慌肆虐的结果,连“金元的王国也遍体是创伤了”。[11]有人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充血症,竟因恐慌的侵袭变成贫血症了。”[12]对美国的困境及其出路,郑林庄作出了当时不无代表性的结论:“雄视一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深深陷进今日的不幸局面,四处受掣,窒息垂死。”这一严峻局面,空前未有。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实在乐观不得,至少难以让它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郑林庄说,“我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展望是:如果它不能在最近恢复昔日繁荣,它不是受一番巨大的修改(如计划经济,技术统治等)就是要根本坍台,把地盘让位给一个新兴社会!”[13]很显然,这在那时远非个别人的看法。这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非常挑战。挟着大危机的风暴而入主白宫的罗斯福,对这一问题与挑战不能不正面作出答复。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弥漫美国的愁云惨雾中就总统职。当时即有敏锐的有心人意识到,“此一行政元首之更易,实含有无穷意义,其重要性须待异日之史学家始能充分估计也。”[14]罗氏执政伊始,即遭遇“把人们的希望打得粉碎”、“巨浪滔天”般的空前金融风潮。[15]美国全国财政与金融愈益陷入灾难性的浑沌状态。罗斯福断然以禁止金银出口、全国银行一律休业的举措应付危局。3月6日这“霹雳一声”,“在过去美国金融史上是没有比这更严峻的先例的。”[16]它“惊坏了国内百姓,震动了世界上各国”,是一个“天大的事件”。[17]毛起鹒及时撰文指出,此次金融风潮“虽由罗斯福总统一度以法令维持,但经济恐慌的余波,犹见泛滥,大有愈形深刻尖锐之势”,危害至巨。若币制不改革,则美国经济恐慌“必愈趋暗淡”。[18]然而,从平息金融风潮开始,罗斯福终归把新政导演成了卓著声色的历史活剧。

  罗斯福的施政与改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政论界的广泛关注。它“非特使美国人士耳目为之一新,即举世各国亦为之属[瞩]目”,因为“此项试验如能成功,则非特美国之经济组织将有极重要之转变,即世界各国之经济政策亦必受其影响”。所以,“虽现时此种政策尚未完成,评断其得失之时机尚未成熟,但其重要性则不容忽视”。[19]这种概括是恰当的。

  

  二

  

  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1933至1938年间),中国学人对罗斯福新政的介绍、评论蔚为风行,既有综合性述评,也有专门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法案亦往往被译成中文发表,并及时追踪其发展大势。概括说来,对新政的评估,人言言殊。但大概可以归纳出两种代表性的判断:占主导地位的是贬多褒少,有的还干脆予以否定性的评价;也有部分文章持乐观的肯定性评价,或持谨慎的批评态度。

  还在罗斯福1932年刚刚当选为总统时,即有报道称,罗氏为恢复国内衰落之经济,“必当尽全力以赴之,但恐因产业合理化和资本主义矛盾而起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不是罗斯福或是民主党以及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呢!”[20]张金鉴在具体评述1933年6月10日的“国家经济复兴计划”时说,它建筑于不健全的基础之上,“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正确,故其将来前途实未能如罗斯福等一般人想像之乐观”,“难望获得长久之成功”,即或因其刺激而使实业界暂呈活跃之现象,但这“仅是暂时的虚伪的,永久的真正的成功仍然不能获得”。[21]章乃器认为,美国的复兴计划“不过是[起]强心针的作用,是不会有久远的效果的”。[22]许涤新说得更干脆:复兴计划“除了加强资本之集中与积累,和加强工人的剥削之外,是没有别的”,革命、战争是其必然的产品,“资本主义的前途将因复兴运动而缩短其存在的时间了”。在许氏看来,“华尔街的宝库、白宫的宝座,其末日之来临,大约是不久了吧!”[23]刘觉民评论道,“共产主义者的宣传资本主义的立将崩溃,未免过甚其辞,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施行的消极的控制政策以图苟延残喘的迷梦也未见其有效”,复兴计划虽包罗毕举,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干涉”与“恫吓”。罗斯福的经济控制主张,实际上并未离开美国的传统政策,其结果是“不会有几分收成的”,“是不能乐观的”,它恐怕“连许多经济的坏习和制度的缺点”都无力或不敢加以改革。[24]酉钧认为,“所谓‘复兴’之梦,正如水一样地逝去”,所谓“恐慌克服了”之论不过是“一班染着急性病者”的疾呼。实际上,“各产业部门又复走入惨淡的景状中”。[25]新政之“少有令人满意之良好成绩”、“日暮途穷”,[26]或说它“必然地而且事实[上]已走到牛角尖中去了”,[27]或说“复兴计划的骨干”——通货膨胀政策“加强恐慌的病势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28]或把复兴计划中的减耕毁田视作“摧毁生产力以保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好例”,[29]皆是常常见诸报刊之论。章乃器写道,“资本主义的英雄罗斯福”进行的复兴计划,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呈崩溃的惨象中出现的“步步为营”的挣扎之一,其救济政策“必然是‘剜肉补疮’”,“釜底抽薪的办法,恐怕只有制度根本的改造”。因为,“资本主义一日存在,剩余价值一日存在,矛盾必然是日趋尖锐。一切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都表现出来是徒然。”[30]

  马星野在1933年12月16日从美国寄回的一篇通讯说,新政的最大原则是以国家权力“来整理已趋崩溃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即“由经济之改造,而达于社会制度的刷新”。但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大本营、资本主义的老巢,结果数月以来美国民众对新政“渐渐有厌恶之感”。这是“国家干预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的冲突点”。[31]郑林庄剖析道,“美国人现在憧憬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金银财宝,他们拜的不是代表公道正义的上帝,而是财神”。然而,山姆大叔能“经大医士罗斯福的妙手回春,日渐强壮吗?这又不尽然!”“病人的性命摆在他手里已整整6个月了,他已向病躯不知打了多少强心针,可是病人仍是不见好也不见坏。”其病根在于,美国高筑关税壁垒,“就等于往自己的绳索勒得愈紧”。但罗氏“舍本而求末”,对国际协调无根本诚意,“而国内枝末小节则不惜下九牛二虎之力”,“左冲右突,到处碰壁,真是‘张天师捉鬼,反着了鬼迷’”。[32]用马星野的话说,蓝鹰运动“不是全无成绩”,但“难于乐观”。它只算是把现有的饭碗拉得大些,把有限的饭化成了糊,使少数无饭吃的人也有喝粥的机会,但先前吃饭的人现在也只好喝粥了。“照这个趋势下去,美国的生活标准,有降低之虞”。[33]马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重申,“两年以来,美国的贫富不均,只有加重,而无减轻”。复兴运动,“救工救农,既无成效,救穷救苦,也没有什么事实上可称许之处。”产业复兴运动“已正式被认为是一种‘试验与错误’了”;[34]而罗斯福的救农政策,即缩小耕地面积、使农田放荒式的“生育节制”,“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经济的畸形现象之畸形补救了”。[35]有篇评论写得很有趣:罗斯福是骑在“产业家”和“消费者”这两匹不肯往同一方向走的马上,并“专心致志”地朝着产业家走的方向突进,但“仅仅迎合大产业的利益而毫不顾虑消费者利益”,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这个政策的发生破绽,是明若观火了”。该文的结论是:“只要在资本主义的圈内,是找不到健全的统制政策的”;“不首先改革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消去这一些冲突与矛盾的根源,价格统制就根本谈不上,价格统制尚谈不到,而要期待健全的复兴,那只能是痴人说梦,戛戛乎难的!”[36]

  刘安常认为,罗斯福救济美国恐慌的方针,以治标论,“尽善尽美”,但对于根本救治,“恐尚无若何功效可言”。[37]马星野在1935年发表了更尖锐的观点。他把新政看作是区别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希特勒德国而走的使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的一条“最滑稽,似乎最愚蠢的”路子。“两年来美国的产业复兴运动,乃是一幕很矛盾,很迷乱的把戏。如果我们拿社会主义做经济演进必趋的阶段,则美国的蓝鹰运动,是向前进半步,倒退两步。如果我们假定认为维持资本主义的安定,是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则美国两年来的努力以赴,只是团团转,枉费了几万万元金钱,而像孙悟空翻了多少筋斗,依旧留在不安定,恐慌,失望的手掌上面。”可以说,美国经济“经过两年没有成绩的统制,无结果的试验,无办法的管理以后,现在又重走死路,替资本主义掘坟墓了”。事实上,这种“半死不活的资本制度”“正在急速的崩溃着”。[38]一年以后,马氏承认最恶劣的经济风潮是过去了,美国经济呈现“曲线的上升”,但更强调指出,其病源依旧没有除去,失业构成了美国经济的“痼疾”,农民“寄生虫化”是美国经济“绝大之隐忧”。目前的繁荣“只算是回光返照,或者是海市蜃楼”;“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产业界暂时的欣欣向荣现象,而忘记了资本制度内在的毁灭因素”。论出路,按照作者的观点,“美国需要一个无血革命”。[39]钱亦石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罗斯福的新政失败了!这不是罗斯福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尽管罗斯福还想继续挣扎,我敢说,资本主义决不会从他的手里挽救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原有的健康了”。[40]

  区别于上述否定性判断,也有一部分文章对罗斯福新政持相对肯定、乐观的评价。

  还在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之初,即有人说,罗氏“实抱有打开美国不景气之雄心”,且“不能不承认罗氏之前途乐观矣”。[41]向理润表示,工业复兴法自积极实行以来,“成绩大著”,复兴计划“前途大放光明”;说美国可重入繁荣之途,“亦非毫无根据之谈也!”[42]向氏在回顾1934年美国概况时称:“1934年在美国历史上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一年”,新政自推行以来,“再接再厉”,“百废皆兴”;“美国经济复兴已露一线曙光”。就是说,“美国经济因罗斯福的医治,已脱离危险时期;今后经济复兴已到另一阶段了”。[43]两年以后,沈惟泰写道,“美国财政渐入佳境”;罗斯福政府“所唱‘欢乐复临此间’之歌调,现渐实现。目前美国之商业,渐见旺盛,其盛况为前所罕见”。[44]

  还应提到,张仲实1936年中在估计世界经济现状时有过一番不无独到之处的议论,虽非专指美国,但亦颇含意味。他写道:虽说仍有一朵黑云笼罩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面,但就一般形势而论,1929年爆发的周期性经济恐慌“行将慢慢地局部地克服”。他说,“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有许多自命‘左倾’的人,他们常以为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便没有丝毫发展的可能,以为既是特种萧条,当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绝没有再走向起色的希望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很革命的,其实是机械论的观点”。[45]

  不言而喻,这些相对乐观的评价在30年代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观中,只是一种微弱之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末运”、“失败”等否定性的评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有相对妥切与偏颇之别。但是,五十年前,独持己见的各家,论说纷纭,这是其独立思考的反映。较之大同小异的众说一辞,或许更有其积极的思想蕴含,未尝不有历史的合理性。

  当时之所以出现对新政持否定性认识占主流的思潮,恐与以下因素不无关系:首先,那时人们多以为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的境地,这是对时代的定性。其次,对资本主义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多持否定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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