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杨奎松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1 次 更新时间:2013-05-21 05:50:00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周濂 (进入专栏)   杨奎松 (进入专栏)   金雁 (进入专栏)   雷颐 (进入专栏)    

  

  讲座时间:2013年5月11日

  讲座地点:清华大学主楼后厅

  讲座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

  发言嘉宾:杨奎松 杨念群 金雁 雷颐 许知远

  主持嘉宾:周濂

  

  周濂: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这原本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你们一定深有体会,你曾经爱的那个人如痴如醉的那个人渣,你曾经觉得离开他一分一秒你都不能活,但是时过境迁,你回过头来,你怎么都过来了,为什么当时不离开?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阅历的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你知识的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整个的人生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诸如此类。我相信这种转变他可能会伴随着非常强烈的碰撞,但是相比之下任何的这种痛苦都比不上政治高压,强迫你进行转变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他有一个非常漫长、久远的一个批判性的传统,我们上述到宋代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跟官方的关系始终是处于一种共生共荣的这么一个皮与毛之间的关系,当然我觉得在49年鼎革之变之前,政府的控制力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对于传统的中国分子来说,他们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周旋空间和余地,所谓达则接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吧?

  奥威尔担心的是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的是有人将给予我们太多的信息,使得我们只会被动的接受,而无法自拔。奥威尔担心的是真相将会被阴霾,而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相将会被无关的信息汪洋而淹没,奥威尔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将被消失,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因琐碎而打倒民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务所痴迷,所以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在《1984》当中,政府是用制造控制和恐怖来支配大众,而在《美丽新世界》当中,政府是用制造娱乐来支配大众。所以波兹曼的结论是,对于人类的而言,是奥威尔而不是赫胥黎正确地预测了人类的未来。但是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结论并没有COPY整个的人类历史,也许有些地方它正在实现的是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某种变态结合体,这个变态结合体基本特征是言论审查与自媒体同时存在,知识分子被官方收编,同时知识分子被普罗大众所抛弃。如果身处这么一个变态结合体的时候,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答案我不知道,杨老师(杨奎松)这本书(《忍不住的关怀》)当中,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年轻人你还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可能是问题的解决者。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在我看来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今天要有请我们在座的嘉宾去探讨,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最终要由在座的同学们,年轻们你们给出答案,我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引言,谢谢大家。

  杨奎松:通观历史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历史是在逐渐缓慢的,就像人类进化、就像生物进化一样在缓慢向前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的人类对人权的重视是在进步当中,我们今天在过去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当中,包括在各种各样历史的电影当中,都能看到:在旧时代或者说在一种野蛮时代,或者说在一种所谓的英雄时代经常会出现拿人命不当人命的现象。换句话说我们看好莱坞的片子,到今天为止都非常崇拜那些英雄人物,他们可以随便的处决别人的生命,制造大规模的杀戮和大规模的死亡。

  那么人类社会今天的进步——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至少到了这样一个水平: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已经有一些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已经进步到不能够随意地去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不能随便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程度。换句话来说,我们从最早的有关战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款,一直到我们上个世纪开始设立的国家上开始设立的反农业税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进步,人类观念的进步,它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我们对人的权利对人生命的尊重上面。

  那么这种尊重,这种权利的体现,很大程度上跟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方方面面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为什么说落后国家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群众性伤害的这种情况,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落后本身。我其实作为历史研究的学者,我应该说,我是对很多事情是悲观的,换句话来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马上改变很多的现状,那么我也不主张我们要过急地通过各种激进的方式去改变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会发现过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很多的这些激进的、试图根本改造整个社会的这样一种方式——所带来的是很多负面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中期以后形成那么大的批判力,那么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太腐朽,太野蛮了,阶级分化的差距,像《悲惨世界》贫富的差距太大太大,你要想争取那样社会的改造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几乎可以实现。所以像法国那样的地方,那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难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那样的情况,那么我很容易的就会联想到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的很多道德的现象,很多社会的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各种各样的贫富的这种差距的现象,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无法改变的各种污染的问题,毒食品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贪欲造成的,而这种贪欲为什么又会发生?其实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或者在早一点,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段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也就是那个相当残酷的阶段。如果有同学读过《包身工》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哪怕到3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工厂里面的工人整个上海的那个街头的那些情况,其实跟恩格斯在1849年写的英国落后的状况一模一样,换句话来说中国已经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可是我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一次并没有完成,如果不算上1949年以后50年代集体化国有化整个的过程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还在走资本原始积累的那个过程,社会道德沦丧的这种现象,整个社会的这种混乱的现象,信仰丧失的这种现象,以及各种各样犯罪或者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事件,对人的权利,对人的生命,对人各种各样的财产的这种随意剥夺的现象,我们会发觉跟《悲惨世界》里面所反映时代的现象非常多。可是我们经过了一次革命,我们已经曾经准备迈向一个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水平的一个更高的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社会阶段,为什么我们会又重复要走那样的一条道路,那这个是到今天为止,说实话,我只能概括为历史发展的这种渐进性,和人的主观的这种幻想,或人的主观强制性的推动,它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反差。按照我们的意志,无论是谁的意志去改造这个社会其实都是做不到的,一定会带来大量负面的后果,如果你不尊重前面的一切旧的过去那种类文化,以及过去发展的基础那么回过头来他就可能给我们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我们社会整个的秩序就会被打乱,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完全失去目标。

  所以我还是强调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历史本身是渐进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没有人真的能够预测未来。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哪怕我们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相当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运动当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希望所有的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们今后所有能够读到这些历史的年轻人,能够多一份反省,能够多一份自觉,能够通过过去人的那些故事,提醒自己当那样的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当别人告诉你说,那个东西、那个集体的所有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时候,一切都应该服从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我不是说你要不要去跟随那样的一个潮流,而是你要不要去伤害别人。我觉得最大的悲剧写这本书我感觉最痛苦的一点,就是那些在有意无意的自觉不自觉的在做着伤害他人的尊严,伤害他人的权益事情的那些人,他们也许不是刻意的,他们也许没有感觉到自己良心的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客观上确实助长了这样的伤害,今天我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今天来听讲座的同学都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人,我们应该重人性、讲人道,护卫我们的人权谢谢大家。

  杨念群:我们老是在谈道统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道统的承载者的角色,或者是具有实现道统的使命感的这么一个角色,由此我们生发出了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我们可以用道统守住真理性的良知,去对抗皇权,对待社会上一切的不公。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道统本身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具备有一种超越宗教性,我们是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状态之下,用我们所持守着的一种道德的标准去对抗一个非常复杂的外在的世界。这个外在世界当然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可能有皇帝,有官僚制度,有整体的社会所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压力,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让人苦恼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道统的本身的持守往往跟帝王对你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老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宋代是一个所谓“知识分子与皇帝共同管理天下”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是这个美好时代我们发现是往往是由帝王本身的态度所决定的,如果帝王不跟你何在,不跟你共治天下的话,那么“知识分子”永远是帝王的附庸。这里面这种状态如何来解决,如何来使我们的道统具备一种超越性,以至是宗教性,一直是我们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所谓中西比较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性的问题。有人说儒教就是宗教,儒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东西,如果要看成宗教的东西,据你所说的内在的超越性,怎么能跟外在上帝对你赋予的规范性相比呢?人不可能把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脱离地球,所以怎么可能用内在的东西来实现所谓的你的这个反省和批判的目标,

  我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只有假隐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隐士”最希望获得的是皇帝的一纸诏书。“江湖”所指的只是一个姿态,这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

  不管是我们是不是知识分子,还是士,还是士本身的继承者,还是我们自己认为“我就是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评价这个世界真正的一个反思的系统。那么我曾经在一次演讲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中国的新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道路,梁启超曾经就说过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群体界限,我们的太多的东西是为这个群而服务的,我们的己在哪?我们要建立这个界限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建立起我们自主的主体性,跟你服务的群体之间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为群体的一个目标。当然反过来讲,也不是仅仅为自己个人的一种自私那样——一个仅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世界以及如何与之相处的关系。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要理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话题,如何建立我们的群体界限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谢谢大家!

  金雁:我在法大开的一门课是苏联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有的学生问我,书生为什么会在政治中败下镇来?这类国家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里面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不以为然。斯大林层次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中的东西有很多是自由主义的东西,我喜欢的是能够贯彻我的意识,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而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势,在政府是唯一雇者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初理想主义越强烈的人,那么他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这种愿望就越加的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

  也有不少学生问我,说为什么在沙俄时代知识分子敢于挑战沙皇,而在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治,以前对这个问题有个回答:沙皇的专治和斯大林的专治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有社会空间的存在,那么本来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从军队退伍,所以他们有一块自己的领地。我给举一个例子,像托尔斯泰,他完全可以不靠他自己的稿费来生活,他有6300亩的土地。另一方面希望冬季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因为俄国土地非常广袤,一个农庄距离一个农庄是非常遥远的,所以他们愿意冬季在一个城市系呆在一起。当时俄国有一种罪就是流放农庄,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算的了什么,这能算是惩罚吗?

  对我们来说最好笑,对我父亲在文革抄家的时候,抄出我父亲的情书,40年写的,他自己都忘了那个文采写的非常好,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很酸,我父亲可能是当时不好意思寄出去压在了日记当中,抄家的时候把它抄出来,我跟我哥哥两个人跑到们外大笑了一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这一面。另外我就感觉到有一个就是父亲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在积极的向潮流向组织靠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周濂 的专栏 进入 杨奎松 的专栏 进入 金雁 的专栏 进入 雷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4143.html

1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