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巴基斯坦,选举未能打破的“怪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3-05-21 05: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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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  

  

  恐怖袭击阻止不了的选举

  

  近年来国人对于中国周边一些“小国”的内部情况兴趣寥寥。有约1.8亿人口的巴基斯坦虽然不算“小国”,但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该国历史上不同领导人起落沉浮的曲折经历,已不能引起多少关注的耐心。

  5月11日该国举行的全国选举,最吸引国人目光的也许还是选民们的民主精神,而不是选举结果对该国政局的具体影响。巴基斯坦人在恐怖袭击的浪潮中展现了不惧危险、踊跃投票的勇气。选举期间全国各地发生的爆炸和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甚至几位议员候选人也遇袭身亡。但这并未压抑人们的热情,选民投票率达到60%,大大超过2008年选举的44%。最终该国政坛老将、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赢得272个直选席位中的126席,基本赢得了单独组阁的能力。

  这让人联想起许多历史场景,如2005年初伊拉克人在该国历史性的首次议会选举中不顾恐怖威胁奋勇投票,又如在巴基斯坦本国的另一次选举,2007年底前女总理、享有国际声誉的贝·布托在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而丧生,但民众依旧维持着他们的民主热情,不到一年后军人统治者穆沙拉夫宣布辞职,权力复归于文官政府。不过,在穆沙拉夫之后上台的、以贝·布托丈夫扎尔达里为首的人民党政府政绩不佳,未能抑制腐败蔓延,同时经济增长迟滞,去年增长率仅为3.7%,能源不足导致国内大范围电力短缺,不少地方每天停电长达10小时,普通民众和企业家都怨声载道。

  

  谢里夫的回归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选择让1999年被穆沙拉夫推翻的谢里夫“王者归来”,其实是给这位经济上偏重自由化的领导人一个机会,期待他能引导这个饱受经济停滞、恐怖袭击和外军压境等困扰的国家走上正轨。对于谢里夫来说,这个挑战无比巨大。而巴基斯坦好像在14年里走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回归文官政府,回归谢里夫。

  1999年谢里夫试图将他扶植起来的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解职,穆沙拉夫先下手为强,逼迫他下台并流亡海外,而当时的巴基斯坦人平静地接受了政变,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公开抗议。有民意调查显示,在军人接管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支持。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人们欢迎谢里夫的离去,是因为他执政期间腐败蔓延,经济不振,而且他与军方、最高法院的冲突让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民众觉得上层只是在扯皮、倾轧而不关注基本民生。而现在,民众却试图通过手中的选票,“召唤”谢里夫归来解决这些问题。谢里夫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他是否吸取了历史上两次担任总理时期的教训,成为一个更成熟的政治家,以及他能否突破各种阻力,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军方的阻力,真正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谢里夫是在巴基斯坦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统治期间,得到哈克的支持而步入政坛的。从1981年开始任旁遮普省的财政部长,1985年当选为该省首席部长。1988年哈克在一场神秘的飞机爆炸事件中丧生后,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而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谢派)则成为反对党。此后他在1990-1993年和1997-1999年间两次通过选举成为总理。

  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短暂历史上曾主导政坛的家族势力,如布托家族、谢里夫家族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传统上的商业与地产利益的代表者。谢里夫家族长期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旁遮普从事钢铁业,这样的家庭背景也使谢里夫带有偏重市场化改革的倾向。1997年他在总理任内制定的银行业改革方案,曾导致2万多名国有银行雇员下岗。当时他还任命在商业银行中经过锻炼的管理人担任三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行长,使三家都实现盈利,并将其中的两家私有化。这次谢里夫顺利当选,而且不需要拉拢其他党派组成执政联盟,得到了巴基斯坦商界的欢迎,因为巴基斯坦庞大而且和军队关系密切的国有部门给经济构成了巨大负担,人们希望谢里夫能够推动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改革。

  

  自由化改革

  

  谢里夫也似乎在顺应来自民间的呼声,已将经济改革确定为自己执政纲领的重中之重。选举结束后,穆斯林联盟(谢派)的领导人表示,谢里夫将任命来自私营企业的经理人管理国有部门,授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以拯救因投资不足和能源短缺而举步维艰的经济。谢里夫的顾问甚至希望他们能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自由化改革那里吸取灵感。

  谢里夫目前公布的改革方案有通过增税来削减财政赤字、将政府补贴更有针对性地发放给穷人、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等。这些改革有希望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帮助,但IMF希望巴基斯坦采取金融改革等措施作为交换。巴基斯坦的工会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将是影响改革推进的主要阻力,尤其是后者。巴基斯坦国内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政客们习惯于安排国有企业同他们手底下的企业签订合同。同时谢里夫还需要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因为许多青少年只能在宗教机构中受教育,而一些激进的宗教机构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温床。英国媒体评论说,谢里夫要推进税收、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改革,就必须做好挑战巴基斯坦国内“新封建精英”的准备。

  

  与军方的关系

  

  穆沙拉夫面对的最重大挑战还是如何处理与军方的关系。巴基斯坦并不是一个传统上的民族国家,而是殖民时代之后从印度分裂出来、带有一些“拼凑”痕迹的国家,面临与印度的长期敌对甚至战争,使军方在其国家建设中发挥了过大的作用。在该国短短60多年的历史上,军人专政时期就超过了35年,著名的军人统治者有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和近期的穆沙拉夫。巴基斯坦的代议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军方“监护”之下的民主。军方始终发挥着幕后监督者的作用,如果他们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不满,随时可以以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克什米尔等问题的存在又为军方维持自身的庞大势力提供了理由。

  有些吊诡的是,有时军人独裁时期经济表现会比文官执政期好,拿近期来说,穆沙拉夫时期的总体经济发展成绩就好于之后的人民党执政时期,甚至一度取得了接近9%的年增长率。而且民选政府时代往往与严重的腐败与裙带主义相伴,所以有时民众会接受甚至支持军人掌权,以换取稳定。但另一方面,军人专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侵犯人权问题。

  谢里夫自己就是1999年政变的“受害者”,但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当年的执政期里主动挑战军队势力,从而被军队抛弃。不知这段被推翻、海外流亡、回国重新投入政坛的复杂经历,是否会让他变得成熟,以更灵活、圆滑的方式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有趣的是他的冤家对头、9年后也被迫下台的穆沙拉夫这次想走同样的路,试图结束海外流亡生涯,投入国内正常的政治竞选,但回国后很快就被起诉和监禁。谢里夫有可能会和穆沙拉夫算旧账,但军队目前应该不会允许穆沙拉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会是谢里夫与军方之间一个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

  

  长远的挑战

  

  更长远的问题还是印巴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国内以巴基斯坦塔利班为代表的激进势力的挑战。巴基斯坦军方维持其庞大势力的理由就是严峻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他们也一直牢牢监控政府的外交和防务决策。军方显然不愿意与印度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但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印巴两国的彻底和解,因为那会降低军队的重要性。谢里夫执政期间虽然和印度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核试验,但也于1999年2月邀请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访,并签署《拉合尔宣言》。那是印度总理时隔10年后的首次访巴。但在那之后两国和平进程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取得突破,而是始终磕磕绊绊。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也为双边关系蒙上阴影,虽然巴基斯坦谴责此事件并否认与其有关。谢里夫当选后表示要改善印巴关系,甚至有消息说他准备邀请印度总理辛格参加他6月初的就职典礼。在此过程中他必须时刻注意军方的反应。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则更为复杂。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最初是巴基斯坦扶植起来的势力,其很多人员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在阿富汗内战中一度控制了绝大部分国土,巴基斯坦军方也将此视为应对印度威胁的战略纵深。但在9·11事件后美国因为塔利班庇护本·拉登而对其发动轰炸,而巴基斯坦为了免遭美国惩罚、保持美国援助被迫放弃了这个长期培植的盟友。但在巴基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部落地区,居民中有大量的塔利班支持者,而且形成了独立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并与政府军发生冲突。政府军在镇压时也有些不坚决,这反过来又被美国批评为“反恐”不力。

  2014年“北约”将按计划从阿富汗撤军,但近年来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无人机轰炸激起了不少底层民愤,谢里夫在当选后也不得不批评这是对巴主权的侵犯,但同时表示要维持与美国的和好关系。近年来在巴基斯坦政坛中异军突起的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更贴近底层,也主张更强硬的对美立场,这些都会给谢里夫施加压力,以更好地解决政府与普什图族的关系问题,安抚阿巴边境地区的居民,所以他表示准备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谈判。但军方在镇压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过程中牺牲了不少士兵,今后在谈判过程中谢里夫必须时刻考虑军方的态度。

  

  民主的前景

  

  可见,巴基斯坦虽然完成了1947年建国以来民主政府的首次正常交接,避免了军人干政的打断,但无论是经济、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是问题如山,甚至让人觉得超出了谢里夫政府的处理能力。从建国之时就接受了代议制民主的巴基斯坦之所以至今仍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根源应该是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未经过彻底民主化的整合,民众依然缺乏权利,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依然严重不均,这使它的代议制民主只表现为精英阶层内部的争斗,而这个过程始终受到军方的监控。只要政府脱离军方所认为的“正轨”,或者因混乱、低效而引起底层不满,他们就会随时准备接管政权。

  2008年穆沙拉夫被迫下台时,笔者在为经济观察报撰写的评论中写道:“穆沙拉夫的辞职,与其说是由于反对党的逼迫,不如说是由于军方的转向,而军方的转向与其说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民意变化的体察。但单靠一时群情激愤推动的民主复归,其可维系性究竟有多强?重新开放的民主之花如何度过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纠结的严冬,不为另一场政变摧折?”在5年后的今天看来,军人重新执政的“严冬”并没有降临,又一场民主选举给人们带来了民主制延续的希望,但当年存在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问题不但没有缓解,而且似乎愈演愈烈。这似乎说明巴基斯坦在根本上尚未走出军人和文官交替执政的“怪圈”,而这一“怪圈”存在的根源是该国没有完成彻底的现代化改革。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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