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人文情怀 君子风范——李慎之先生侧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8 次 更新时间:2013-05-20 10: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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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杨玉圣按:

  十年前的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幸逝世。李先生生前曾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季刊,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是一位德高望重、见解深邃的美国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晚年以传布和光大自由主义为己任,奔走呼号,深得海内外学界有识之士的敬重。

  今重发拙文,以追怀慎公这位当世中国最具人格魅力的思想家。

  2013年5月11日 21:18

  于法大逸夫楼办公室

  

  李慎之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界前辈之一。

  与同龄人稍有差异,可能是由于自己二十年前即已立下以美国研究为志业的缘故,因而起码从在北大读研究生起,我就对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心仪已久、顶礼膜拜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十数载中,我曾不止一次得到先生的关心与提携;惭愧的是,自己却难以回报先生的关怀。

  

  一

  

  说来真是不好意思,我第一次与李先生联系,就是给他添麻烦:大概是1990年3月份,拙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完稿,并有幸获得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赞助,即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此,除了请复旦大学汪熙教授写一篇序言外,我还特地慕名写信给德高望重的李慎之先生,也请他便中赐序。汪先生当时正在美国讲学,尽管很忙,还是很快就寄来了序文。对于李先生,我心中打鼓,并没有把握,因为在这之前和李先生没有任何交往。就是在这种矛盾、不安和期待的复杂心境中,5月30日,终于收到了李先生挂号寄来的大序,我当然喜出望外,自不待言。与汪先生一样,李先生也是对这部美国研究论文索引类工具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然而又是一件十分有用的工作,对于发展中国的美国学是大有裨益的。”先生说,“对于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个《综目》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他不但可以从中‘按图索骥’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还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人民的兴趣在哪里,迄今为止的认识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这方面说,是他从美国同类资料中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又说‘君子以文会友’。我想这份《综目》至少可以起到促进中国学者彼此互通声气、协力前进的作用。就这一点说,编辑者的功德也就已经大大值得称道了。”我很明白,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而言,两位先生的序,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一直不敢忘怀。

  六年之后,1996年6月,为已故罗荣渠教授《美洲史论》文集之事,再一次向李先生求序。为了慎重起见,先请周颖如师母在赴加拿大探亲前亲自写信给李先生,然后我又发了一信,分别恭请先生为本书作序。一个月后,7月25日晚上,金灿荣兄来电话,说李先生已答应为《美洲史论》写序。我喜不自禁,随后遵李先生之嘱,将书稿寄去,供他参考。12月20日早晨8点半,接到李先生电话,说书稿已读了一半,决定写序,但不会很长,一两千字。李先生说:他目前很忙,老伴又得了癌症,住院十多天了,他至少有半天在医院里陪护。李先生说,罗荣渠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探讨,最有价值,但至今还有些人在胡乱作文章。我当即向李先生表示感谢,他说,你先不要感谢,我还给你添了麻烦呢!原来,李先生对目前出版物中的数字用法很不以为然。他说,“上下五千年”能写成“上下5000年”吗?还是五十年代的规定好,约定俗成,现在新闻出版署的做法,矫枉过正了。李先生说,他曾为此向胡乔木提过意见,但胡也无能为力。而我为了给出版社交一份“齐、清、定”的稿子,事先已按有关规定对相关数字做了统一处理,害得老先生叫苦不迭。同日,我写信给李先生,表示感谢,并对有关情况做了说明:“承您拨冗为《美洲史论》作序,不胜感激。我深知您时间之宝贵,特别是又值师母生病住院,而您却一丝不苟,遍读文稿。此尤为吾等后学所钦佩、并应师法的。大‘序’,不管长短,无论褒贬,均无妨。”“罗荣渠老师生前曾数次向我提及他对您的感佩之意。同有赤子情怀,钟情于学问,惟真理是从,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等等,或许都是罗老师与您的共同之点。差异或许在于您们两位归隐学林的时间差而已。”信中还简单谈了我对罗先生的看法,“从五一年到七八年,罗老师一直受到排抑和压制(……)。罗先生纯粹是抱着不服输的态度(但也曾想到过自杀),凭着真才实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始得一展学术抱负,尤其是在美洲史、现代化研究领域,不顾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上下求索,死而后已。”随信还把《罗荣渠教授论著目录(初编)》等资料寄给李先生,以供参考。

  过了一周多,12月29日晚上6时许,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为《美洲史论》写的序已经写完了,但还要打印、校对,至迟元旦第一周交稿。又问罗斯福一段预言中国将崛起的话,是在罗老师的哪篇文章里,我顺口回答是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的政治选择》。但随后我进一步查对时,才发现我弄错了,罗斯福的上述论断本是引在罗老师的另一篇文章,即《美国全球战略与东亚外交政策》,遂打电话给李先生更正;李先生说,他已发现并更正了,为了写序,他把大多数文章都读过了。

  果然,1997年元旦过后一周,1月9日,灿荣来电话,说第二天早晨来送《美洲史论》书稿和李先生的序。同一天晚上,周颖如师母来电话,说她已收到李先生的序了,正题为《痛失良史悼荣渠》,她非常满意,也很感激。还说序中提到我在《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中《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之说“并非虚誉”,我虽未看到原文,但得此消息,格外欣慰。

  第二天,灿荣如期送来书稿和李先生的序、信。此序三千多字,华章灿烂,对罗先生表彰颇多,甚是认同。除专论本书外,还涉及学术研究中的学风等问题。李先生在序中说,像《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前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罗氏的去世,“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悲哀”。“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找到中国的病根,治愈中国的痼疾,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序文特别向读者推荐罗先生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系列文章,并批评了“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而至今“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的怪现象,“真是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横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在特别推荐《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一文时,李先生指出,这“表面上是一篇考证文章,其实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因为该文从各个方面“详征博引,条分缕析,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中国人固然以考证见长,但是像这样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还实在并不多见。”李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仔细批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人文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在附信中,李先生吩咐说:“此文能否寄上海虎丘路50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一下,他们给我送报纸,又老要我的文章,我深愧无以回报也。”读过序文后,我即与李先生通电话,但没人接,下午又打,仍无人接,直到晚上9时才与李先生联系上。除了向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还想与先生商量将这篇序文发在《中华读书报》上(此前已与该报副总编辑王小琪女士联系,小琪听说是李先生的文章,也表示极感兴趣),李先生欣然同意,说他还写有一篇关于匡老(亚明)的文章,可以给《文汇读书周报》(事实上,该文后来也同样发在《中华读书报》)。有趣的是,第二天上午,灿荣又专门打来电话,说他昨天匆匆忙忙,忘了告诉我:李先生曾跟他讲,杨玉圣跟《中华读书报》较熟,让他跟我说,看看能否把序交《读书报》发,可谓不谋而合,不约而同。这篇序很快就发在《读书报》上,小琪还用了一个相当画龙点睛的标题——《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读罗荣渠教授的<美洲史论>》,深受学界好评。此后林被甸、董正华教授编辑《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纪念文集时,又特地把李先生的序文放在第一篇(题目改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后又收入拙编《书的学术批评》集。

  如前文所说,李慎之先生对现行出版物中的阿拉伯数字用法很不以为然,不止一次地议论此事。在为《美洲史论》写序前,李先生曾仔细阅读过书稿,并将凡是用阿拉伯数字的一一改为汉字,还有不少批语,既颇多趣味,又发人深省。例如,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第1页旁用红圆珠笔批曰:“尽量少用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破坏中国文字的罪行。请看《读书》杂志就决不用阿拉伯数字”;第2页右上角批曰:“‘七十年代’这样的词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叫惯了几十年,改为‘70年代’,请问如何念?难道要像港台人那样念成‘七零年代’吗?岂惟拗口,而且不通!”第3页右上角同样用红圆珠笔写道:“难道第一艘船只也要改为第1艘船吗?”第4页右侧谓:“‘六亿神州’要写成‘6亿神州’吗?”第5页眉批:“‘两个世纪’要写成‘2个世纪’吗?”针对我把文中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改为17世纪30年代的写法,李先生感慨说,“如果不改,一切统一,有多好!”书稿第61页《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右侧,先生写道:“‘30余种’这种用法在世界任何文字中都可认为是笑话”,同文第63页左侧又写道:“七千要改为7000,二万要改为20000吗?一笑。”同文第68页右下侧:“我们现在习惯地把1940年称为40年,这是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写的,但是四十年则决不能。”《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一文中,李先生在“扶桑东千余里”批曰:“如用‘1000余里’,其可笑一望而知!”(书稿第83页)。同文同页“一再陷入九死一生境地”旁注:“‘1再陷入9死1生’可乎不可乎?”《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曰:“近百年来能写成近100年来吗?可笑!”(书稿第129页)同文针对“用6便士购得的海濑皮在广州可售美金100元”中的数字表达法,李先生在右上角批曰:“人民日报社论都不如此用阿拉伯数字!”(书稿第130页),同文还评论说:“‘凡十四年’难道仅仅是因为引文就可以不改为‘凡14年’吗?反证滥用阿拉伯文,于理不通!”《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左下角针对我把原稿中的“哥伦布在他之前6、7年”改为“……六、七年”,李先生批曰:“改得对!改得好!”

  除数字外,李先生还对书稿中的一些遣词造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都随手作了订正。比如,《关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提到“开始重新估评中美关系的历史”(书稿第1页),李先生将“估评”改为“评估”;同文中有一句“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我在统稿时曾把“大有利于”改为“极大地有利于”,李先生又改了回去,并在右侧注曰:“大有利于是成语”。同文原稿“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后一个“中立”,罗先生原文中未加双引号,我在编稿时也未加,但李先生心细,代为加上了双引号,使之从形式到内容,前后对应。《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一文中载:“战时发行的各种内外债仅利息就达1400万英镑,而国家的税收只有40万英镑”,《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原文将“英镑”中的“镑”误作为“磅”,我未发现,李先生均代为改正,并用铅笔标上两个大大的“镑”字,煞是醒目。《论美国革命的特点》原文说北美在独立战争中利用国际矛盾,孤立英国,使独立战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一场国际性的战争,“这是北美独立战争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后来的殖民地战争中,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有利的国际条件。”李先生改为“在后来世界各地的……”,虽然只加了“世界各地”4个字,但无疑使空间范围更明确、也更强化了。《殊途而同归》一文有两处用到“世外桃园”字样(“……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宁的世外桃园生活,这是杰斐逊追求的理想”;“美国并非世外桃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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