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民国初年的宪政挫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1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2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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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进入专栏)  

  按照国际性的标准惯例,相对于大清王朝完整全面的正统合法性来说,被《清帝逊位诏书》称之为“南中各省”和“民军”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倡义于前”并且单边独立的交战团体,不仅不具备逊位承受方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不具备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那种过渡性质的合法性地位。对于这一点,孙中山是完全清醒的,同时又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真诚接受和虚心承认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与高瞻远瞩地着眼于整个国家长远福祉的《清帝逊位诏书》相比较,由“倡义于前”的孙中山以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单边制定的对人立法的“临时约法”,表现出的其实是像逊位之前的乾隆皇帝、慈禧太后、隆裕太后那样的太上皇式的专权训政。“临时约法”一旦被用作对人立法的单边片面、单边绝对的筹码武器,贯穿其中的就会是《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透露出的那种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专权训政方略。包括大总统袁世凯在内的所有中华民国的官员与民众,都是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实施专权训政的目标对象。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掌握全国政权之前,中华民国持续动荡的最为根本的政制原因,就在于此。

  1912年2月11日,也就是大清朝廷连夜颁布逊位诏书的前一天,被授予“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全权的袁世凯,给孙中山等人发来承诺共和的通电。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发布《关于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布告》。2月13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咨文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同时为袁世凯重新设置单边片面的限制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依照既定日程,投票选举继任大总统袁世凯。孙中山于当天上午11时,率领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数万人,赴南京郊外的明孝陵行祭告礼。他在祭告文中以“国民公仆”名义宣扬的“民国统一”,并不是《清帝逊位诏书》所规定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并且“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全国统一,而是明太祖朱元璋式的既要奴役异族人更要奴役本族人的大汉族主义的单边统一。孙中山通过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神圣祭拜,所要表现的是短期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他自己,辞职之后依然要继续保持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革命道统和训政特权。

  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全体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临时约法”。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的就职誓词--“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所依据的宪法性资源,首先是《清帝逊位诏书》中具备完整全面的宪法性权威的共和契约,其次才是他还没有读到一个字的、迟至第二天即3月11日才由孙中山颁布生效的“临时约法”。

  

  六、中华民国的共和统一

  

  袁世凯的宣誓就职,标志着《清帝逊位诏书》预约期许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共和立宪国体”,已经在中国社会得到初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1912年3月10日开始算起的。

  作为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统治权力与政治资源,分别来自于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委托代理。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勒令获得双份委托代理全权的袁世凯,“谨守”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没有读到一个字而且还没有正式生效的“临时约法”,既是对于《清帝逊位诏书》中完整全面的宪法性契约的严重违背,同时也是对于“临时约法”本身的宪法性权威的严重败坏。缺乏孙中山那样周游各国的生活阅历和世界眼光的袁世凯,对于自己还没有读到一个字并且还没有正式生效的“临时约法”的宣誓“谨守”,同样是对于宪政法理和宪法权威阳奉阴违、言不由衷的严重亵渎。换言之,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奠定在一部合乎宪政法理的完整全面的宪法文本和国家契约之上。

  1912年8月24日下午,孙中山和夫人卢慕贞以及宋霭龄、魏宸组、居正、王君复一行人,应袁世凯邀请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受到像前清皇帝一样的最高规格的隆重欢迎。孙中山与黄兴相继入京,以及同盟会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成功转型为现代化议会政党即国民党,暂时缓解了民国初年层出不穷的政制纷争。10月10日前后,中国社会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祥和气氛,一度达到最高点。在此之前的9月28日,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参议院议决国庆日纪念日案,兹公布之。此令。”经参议院议决的这项法律案规定:“国庆纪念日: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应举行之事如左: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即阳历正月初一日,暨北京政府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日即阳历二月十二日为纪念日,均放假休息。”

  10月9日,袁世凯颁布授勋令。该项命令中受到勋位嘉奖的孙中山、黄兴,是同盟会及国民党方面的最高领袖。黎元洪是武昌首义的军政府都督。孙武、蒋翊武、蔡济民、邓玉麟、何锡蕃等人,是武昌首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唐绍仪、伍廷芳是南北谈判的双方代表。同时得到晋封升职的还有满蒙回藏的王公大臣。从该项授勋令中可以见出,当年的袁世凯确实是依据《清帝逊位诏书》所规定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并且“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最高层级和最高境界的宪法性契约,来从事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政制建设的。

  

  七、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临时参议院议定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会议员选举。10月15日,为了配合全国范围内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国民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国民党宪政派人士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各自返回原籍从事权为民所赋的国会议员选举活动。

  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下达正式国会召集令,命令所有新当选的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于本年三月齐集北京。1月29日是旧历腊月二十三日,当选湖南籍参议员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顾不上返回桃源县家乡与家人共度春节,直接从长沙赶往武汉与国民党二号人物、湖南同乡黄兴“商议一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任汉粤川铁路督办的黄兴,恰恰在他赶到之前挂印辞职离开武汉。

  2月1日,宋教仁在从武汉写给北京国民党本部诸位同党的书信中,主要谈到这样几项内容:其一,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在平等共和、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其二,一心想通过全国大选出任第一届正式政府内阁总理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激烈反对袁世凯临时中央政府在大选之前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其三,继此前在致自己的私人秘书刘羹臣的私信中谈到“与克强商议一切”之后,宋教仁再一次谈到“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从而凸现出一条关键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已经被他一厢情愿地架空虚置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辞去汉粤川铁路督办职务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

  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与黄兴“商议一切”。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丝毫没有表现出与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商议一切”的美好意愿,而是在此前的2月10日离开上海赴日本考察。

  同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等人主持经营之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相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制预期,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他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生中的最后冲刺。

  3月19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于4月8日举行国会开会礼。3月20日晚上,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持枪暗杀。现场指挥武士英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谍报科长应夔丞手下的主任科员吴乃文,与陈其美、应夔丞、洪述祖同为青帮“大”字辈大佬的前光复军司令李征五的老部下陈玉生,以及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广东人冯岳君。宋教仁被就近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后,委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出一份相当于政治遗嘱的电文:“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3月22日凌晨,宋教仁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年仅32岁。按照宋教仁参与经营的国民党第一大报上海《民立报》的相关报道,在从遇刺到去世的一天两夜时间内,宋教仁留下了许多遗言,却偏偏没有提到本党理事长孙中山的名字。

  凶案发生后,国民党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紧急展开针对应夔丞和武士英的缉凶活动,却放纵了与应夔丞和武士英同等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吴乃文、陈玉生、冯岳君。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第一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卫队司令、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的青帮大佬应夔丞,更不是远在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及其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应该是应夔丞、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陈其美。但是,随着国民党方面调动所有报刊资源展开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这桩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被逐步放大升级为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案件本身的证据链条及事实真相,反而被人为地掩盖遮蔽了起来。

  据1913年3月26日上海《民立报》报道,孙中山于3月25日上午从日本返回上海寓所,随后来到黄兴家里,表示对于宋教仁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为准绳”。到了3月26日,孙中山在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表示说:“昨日以来,与党之得力者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而假若我党主张之政党内阁方针得到贯彻,则陈述大总统乃一傀儡而已,任何人均可当之。”

  所谓“正当之手段”,就是《民立报》报道的“一以法律为准绳”,也就是在已经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以宋教仁案为政制借口,通过议会弹劾、投票选举以及法律调查之类的合法路径,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乃一傀儡而已”的总统职位。这样一来,还没有开院的第一届正式国会,与此前制定“临时约法”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一样,被孙中山赋予专门针对袁世凯个人实施立法监督的政制使命。当议会斗争达不到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总统职权的政制目的时,退出中华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单方面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汉族人攻打汉族人的国内战争,便成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政制选项。

  由于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民意支持加上军政实力悬殊,随着主将黄兴临阵脱逃,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力量在“二次革命”中像落花流水一样一触即溃。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不顾黄兴、谭人凤、李烈钧一派人的坚决反对,另行创建秘密会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强行中止并且被国民党方面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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