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淮: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18: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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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淮  

  

  1956年秋,波兰军队文工团来华访问。鉴于是较庞大的艺术团,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请田汉坐镇指挥接待工作。田汉和夫人安娥一起来到接待办公室,当田汉介绍安娥时,我大吃一惊:“安娥!《渔光曲》的作,我年轻时还为《渔光曲》跳过舞呢!”

  安娥大姐问我:“你那时多大年纪?”我说:“13岁。”她说:“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说话。

  随后陈沂将军、李伟(时任文化部宣传处处长)、马寒冰、黄文友(中国驻波兰使馆秘书)相继来了。陈沂向大家介绍田汉、安娥等,并鉴于田汉是文艺界的旗手,随口说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汉摆摆手笑了一下。

  接着就谈起波兰艺术团接待的有关事宜。同时,自即日起田汉先生就住在宾馆,安娥当天就走了。

  我作为接待办公室的秘书组长,除给了田汉“接待计划”外,还把当天的活动日程向他汇报。

  田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说话。他生活规律,晨六时前洗漱完毕,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摆着纸和笔,一直是沉思……没有人打扰他,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我还是向他汇报当天的日程,排练的时间及剧目、晚间演出的安排、国家领导人请柬的发放情况、晚间的宴请……

  当我汇报客人的节目排练情况时,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当时说:“主随客便,节目我们原则上不表态,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胆地工作吧。”我却想着“外交无小事”。马寒冰也有时贸然地说“田老大”,田汉却连头都不抬,像是什么都未听见似的。

  按照日程,波兰军队歌舞团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广州、武汉等城市访问后,一站直达安东(今丹东),列车在车站稍事休息将赴朝鲜访问。对着客人的领队、团长及翻译,田汉说:“韩淮,你把波兰团到朝鲜的访问计划及朝鲜现在的情况,向他们做个简要介绍。”

  我说:“朝鲜刚刚经过残酷的战争,建筑物从城市到乡村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停战近三年了,但是战争遗留给朝鲜人民的依然是千疮百孔。条件很差,无论是生活、吃住,特别是演出条件,都是很差的,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田汉说:“鉴于我们是兄弟国家,说话就不客气了,韩淮同志介绍的朝鲜情况是真实的,我没有什么再补充的,请你们参考。”

  波兰军队文工团团长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热忱而真诚地说:“请你们放心,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难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屠杀和战火,死的人成千上万,我们团有80%的人是从二战中过来的,我们对战争情况以及朝鲜的条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点请你们放心。”

  我们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谈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车开动了,波兰团进入了战后的朝鲜。田汉和我在站台上向他们频频招手告别。

  回到宾馆稍事休息,我说:“田老,您我见面以来,从未深谈过,但我从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满了忧虑,是这样吗?”

  他说:“开始我以为部队的同志一直都是单纯的,看问题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肤浅。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我觉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较活跃,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说起来话就长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体上从总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国几亿人口,只提个“为工农兵服务,未免就狭窄了点。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们还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56个民族,我还怕不够就用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动员起来的全国人民,力量自然是无限的,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然而‘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指着工人,可中国的工业是很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是极有限的;‘农民’就更是一盘散沙,唯独‘兵’,兵才有几个?充其量还不到100万人。再说‘为工农兵服务’,就把上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还有最有影响的教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这些都是抗战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这些广大的阶层,都被‘为工农兵服务’一句统统减去了,这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再说近的。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我插话说:《人民日报》抛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支离破碎,只言片语,好多人都看不懂,连总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也说是一篇“断章取义”的文章,看不明白。可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据说都是毛主席阅批的。我问田汉:“您认识胡风吗?”

  他说:“何止是认识,还是老相识呢!”

  田汉接着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对胡风的,而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因为它指的是“集团”。

  我说:“那您怎么办呢?”

  他说:“只是我和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这就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

  我说:“这不就麻烦了!”

  他说:“胡风写的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文艺领域建设的文章,你看过吗?”

  我说:“没有。”

  他没有说话,接着就是沉思,许久说了句:我担心的是中国文艺的方向,更担心文艺界。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个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将来怎么收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英明的。

  田汉说:“双百”方针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

  我说听说过“双百”是为“引蛇出洞”!

  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还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我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田汉接着说: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多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不过王实味还是死于康生的枪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党中央从延安撤出时发生的事。

  这是我和田汉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是波兰军队文工团访问朝鲜的第五天,当晚到新义州,下着小雨,我想把该团的几百吨重的服装道具装卸车简化一下,就赶往新义州。当我走出宾馆将要上车时,田汉拿着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门口,喊:“韩淮,你把这件雨衣穿上。”

  当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电,要他立即赶回北京。

  我是当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给田汉先生打电话,首先向他汇报了波兰访问结束回国情况,他说:他们好,没出什么事就好。最后我问他:何时您在家,我给您送雨衣去。

  他大声而斩钉截铁地说:“我很忙啊!韩淮同志,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雨衣就送给你了,你还这么小家子气!”

  这就是我和田汉先生的相识、相别和最后一次通电话……

  这是我与田汉先生1956年初冬的对话,地点是丹东市一个宾馆。回忆“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田汉的忧虑,对待文化艺术更是使人不寒而栗。中国文艺界受到的摧残,文化人的命运——田汉老人死于红卫兵的铁蹄之下,老舍先生跳进太平湖,邓拓含冤身亡,上官云珠高喊着:“我没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楼自杀……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原台办室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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