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艰难度过1954年之后，身处斗争布局中的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依旧不得轻松，依市委旨意行事的学校党组织加大了“围剿”力度。1955年1月市高校党委会内部发布本学年度工作要点，头一条就是：“推动有关各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适当地开展对梁思成、杜威、胡适、梁漱溟、王斌、胡先凖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梁思成的名字被列在打击名单的首位，居然排在胡适、梁漱溟之前。
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热潮中，批梁思成应该是中共高层的集体意见，其中毛泽东的看法至关重要。毛与梁有着复杂、微妙的交集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毛对梁是看重的，给予相当的礼遇。梁思成的学生杨鸿勋告诉笔者：“梁先生高兴时讲，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车站人山人海，排了长队迎接。见到梁先生，毛主席停下来握手说，‘梁先生最近身体可好……'毛这一代人崇拜康、梁，觉得康、梁国学底子好，懂得外国情况。毛亲自过问梁这个统战对象。梁先生回来说得很激动，‘跟那么多人握手，在我面前竟然停住了。'”（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但是一旦梁思成竭力坚持的北京城市规划与毛泽东的发展愿景相冲突，毛的恼恨与不满也是相当明显的。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回忆说，梁思成作为文物专家，对党和政府机关设在中南海有意见，认为不应该在皇家花园这样旅游的地方办公，在日坛附近搞一个政府大院办公即可，北京市民可以到中南海走走。毛对这种意见不高兴，说这不是要把我赶出去。
在1955年初的一次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传达政治局讨论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精神，在谈到批判建筑思想时，毛泽东说大屋顶既费钱也不好看。事隔四十多年，于光远还记得当年陆定一布置任务的情景：“陆定一说了，就几句话，‘中央开会了，主席主张批判。于光远，你跟彭真说说，把这事抓起来。'批梁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是有这个意思的。陆定一不熟悉建筑思想问题，就请彭真负责抓。我们组织一批人在颐和园、畅观园写批判文章，知道梁思成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发愤地写东西。所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排了大样，没有拼版。当时对梁有压力，他一下子检讨，就算了，没有按原计划发表。但有一两篇漏网，见报了，属于个人行为，我们批评是无组织无纪律。”（于光远2002年3月8日口述）
当时确定由建工部出面开会，借机把这一组批判文章小样事先给梁思成看。梁当然明白这种批判阵势的含义，顺势做了一份深刻检讨。参与此次活动的清华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谈及当时箭在弦上未发的情形：“后来没过几天，彭真召集张大中、周游和我们几个人，说，‘梁先生的检讨，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梁先生都投降，就别批评了。'彭说，你们起了作用，文章给他看了，他也写了检讨。他又说，人（指梁）是爱国、真诚的。”（刘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那一年大批胡适、胡风、梁漱溟，紧接着又有批梁思成的动作，社会上就有了“二胡二梁”的说法。但对梁思成的公开批判并没有大规模的启动，高层确实有了慢刹车之举。彭真在多种场合几次为梁解脱，强调胡适、胡风、梁漱溟三人是政治问题，而梁先生是学术问题。
对于这一次险况，梁思成本人有切身体会，他跟亲近的学生私下谈过。“后来聊天，梁先生跟我们说，‘差一点变成二胡二梁，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学生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在1957年6月、7月间举行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已经逐渐积郁了不安、惶恐的反右斗争氛围，人人都赶着争取在大会发言中表态，取得有利的政治位置。梁思成以《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为题发言，全面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成就，开头就直接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养成了对党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了。”“我信任我们的党像我小时候信任我的妈妈一样。”紧接一段他就提到“二胡二梁”的问题：“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我是一个回头浪子。我受到这次教育，我就知道我永远永远一步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党了。”他少有地用了“永远永远”这样叠加的句式来彰显自己的政治心迹，在这里他只是淡淡地提及两家党报“收到”百篇批判文章，而没有涉及这些文章背后的组织来源。他只是心里明白知道这个因果公式：党不让发表文章，不让他成为全国性的批判对象，就是不想一棍子打死他。
二
梁思成在此次危急关头所写的长检讨，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有效地改善自己的难堪处境。检讨文章姿态谦卑，善用合适的“自污性”词汇，态度诚恳，不仅排解毛本人的怨气，还让一大批中共官员看了检讨文章，都不由生出几分受用和一份钦佩。
刘小石作为基层党组织直接负责人，对于检讨文章在其间形势置换中的作用体会尤深：
范瑾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她在一旁感叹说，人家文化就是高，梁先生写检讨，半天就写出来了。沈勃是建筑设计院负责人，当时也处于挨批的位置，他也写检讨，写不出来。只好把日报的周游和两个记者关在房间里，代写了一个月，领导还不满意，老通不过，就是登出来了，领导还觉得不理想。
梁先生的检讨是自己写的，是在城里写的，写得很好，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刘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梁思成的“自救”行为只是不让批判浪潮扩大到社会上去，但在清华建筑系内部批判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市委还是想借此打掉建筑界一些“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思潮，抵消梁思成几十年形成的行业权威影响力，不让梁思成及其学生再对城市拆迁建设“碍手碍脚”。1955年4月26日，市高校党委会彭?云传达陆定一的一次党内讲话精神，陆在极为高调的讲话中，特地提到梁的问题，又为梁的观点定性：“在学术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党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是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批判在生活中影响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然后把马列主义灌进去……建筑是很实际的问题，建筑首先是要实用、经济，再求美观。梁先生的美观是根本错误，民族形式固定化就是复古主义。”（见1955年4月26日《高等学校组织工作会议传达精神》）
细观当年文件，1955年以来批梁的主要措辞就是“实用、经济、美观”，再搭一个“大屋顶”，正说反说，来回拆解。1955年3月中旬清华校务委员会上，副校长、工科教授刘仙洲也是这么批判建筑系：“既没有注意经济和实用的原则，而且也不美观。”他说，梁思成思想的危害很大，要建筑系今后多注意工业建筑。总务长发言时深表不满，指出建筑系到处滥用民族形式，就是资料柜也要贴上民族的花纹。（见1955年3月15日市高校党委会《人大、北大、清华三校开展学术批判与讨论的一些情况》）
最恐慌、不安的莫过于清华建筑系，首当其冲的是系副主任吴良镛。作为梁思成的得意门生，他的表态自然最引人瞩目。系里已有周卜颐等教授指出，建筑系的问题是出在以梁思成为首的小集团，而吴良镛是梁思成错误思想的鼓吹者。周卜颐还写信给校党委，要求撤换吴良镛等人的职务。重压之下，吴良镛到处作自我批评，跑到学校党委会诉说时忍不住大哭一场，表示“要和梁思成思想划清界限”。
3月初，建筑系成立了“建筑思想学习委员会”，还让梁思成任主任，实际为缺席批判。在开过的三次讨论会中，吴良镛、周卜颐、李德耀（党支部书记）等人，“对梁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及其对建筑系教学工作的危害性进行较全面的揭发与初步批判”（简报用语）。学习时间已由每周六小时增为九小时，4月14日还特地组织全体教师专程到西郊专家招待所（即友谊宾馆），那里已作为大屋顶的黑标本供内部参观。
三
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建筑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为梁思成抱屈辩护，这让市委感受到梁思成厚实的群众基础和顽固性。有些教师在会上说：“苏联专家、领导干部都有问题，为什么光批评梁思成？”“梁的错误是机械相信苏联的缘故，苏联也称赞大屋顶。”“梁最初还不是这样强调民族形式，他曾称赞过北京农业科学研究所大楼，但后来民族形式忽然在建筑系红起来，梁到底是怎样转变的值得研究。”（见1955年4月23日《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情况》）助教赵正之说：“大家批评大屋顶，其实过错并不在大屋顶。赫鲁晓夫虽批评了尖塔，不等于不用尖塔。梁思成也不是到处主张用大屋顶。”他甚至说大屋顶有三大优点，一是雨水排得快；二是由于屋顶和房屋成一定比例，夏天阴凉，冬天阳光可以射入室内；三是斗拱即标准设计，可拼出多种形式。
在开批判会的同时，那一学期学生的建筑设计图中一律没有大屋顶。陈列出来以后，不少教师议论，认为设计不是仿照苏联，就是依照美国、意大利，一点中国味也没有。有教师提出：“苏联用尖顶表现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大屋顶表现社会主义？”
但是大批判的强势还是逐渐显现出来，已经有人激烈批评说，清华建筑系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吴良镛为此焦急地在会上检讨道：“自己最初对这说法还搞不通，系里不是没有党的领导，但我对党的政策总是原则接受，具体怀疑。例如搞工业建筑，总怕扼杀了建筑艺术的新萌芽，认为党不懂得建筑，要党听我的。事实证明，离开了党的领导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吴良镛对梁思成的批判是锐利但又是应景式的，构成了建筑系主体批判的基调：“和梁先生相处十几年，他的错误观点给我的影响很大，因此要首先批判梁先生的错误观点，才能弄清我自己的问题。”他说，梁先生的城市建设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体形环境论”的范畴，建设资产阶级社会城市的思想。他以此批评说：“梁先生甚至强调民族形式是社会主义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形式是他衡量建筑的唯一标准。他对整体规划，甚至汽车、无线电都要民族形式，而无论建筑物之大小高低，都可用传统法式处理，他自己并做了设计示范图，企图证明法式是无往而不胜的。”（见1955年4月28日《吴良镛在3月17日系学习会上的发言摘要》）
批判最为积极的还是自称受梁压制的周卜颐，他的发言颇有火药味，欲击中政治上的要害：“梁思成这种颂古非今的思想不仅使人对古人古事神魂颠倒，使青年到线装书中去找设计灵感，对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屑一顾，而且使人对封建社会发生爱好，对伟大的现实反觉不满。”（见1955年4月28日《周卜颐教授在3月24日系学习会上发言摘要》）他还在会上揭发出梁思成的一些言论，譬如梁称一些不合意的新房子为“半殖民地的建筑”，甚至是“受西洋人强奸的混血儿”；梁主张建筑艺术至上，轻视工程技术，对自己及学生的设计作品得意自夸：“外面是搞烧饼，而我们是在做共产主义鱼肉吃。”等等。
周卜颐等一批反梁者的发言给人“来者不善”的味道，处处点名挑战，其过激反应和“私心杂念”也自然招致拥梁派的反感，最后还迫使校党委不得不出面找周谈话，让他在发言时注意收敛。梁思成学生群的死忠和坚守，确实让校党委有所顾忌，斗争的步骤多少有些放缓。
四
市委对于清华建筑系的“软弱”大为不满，恰好建筑系几位年轻党员给市委写信批评拆三座门，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大怒，突然召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建筑系党员到市委大楼开会，严厉指责在场者当了梁思成的俘虏，一口气连说：“梁的建筑思想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唯心主义。”彭真还把气撒在老部属蒋南翔身上，问是蒋介石的蒋，还是蒋南翔的蒋？整个会场顿时一片肃杀、凝重。
彭真也亲自找梁思成谈话，当时梁因病尚在住院，在市委机关谈话后即返回医院。吴良镛赶到医院探视，梁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并拟出院后写出一份检讨，重点落在三个方面：
梁说：我准备检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筑系工作的错误；二是都委会工作的错误，我不是有意硬要别人在建筑上加大屋顶，不过对加大屋顶的建筑就批得快，不加的就批得慢，实际上还是起了坏作用；三是建筑学报工作的错误，学报没有谈经济问题，只谈大屋顶，这是不对的。当初我考虑多登些大屋顶、美观的建筑，在国际上交换刊物时更好些。
自己过去提倡古典，有矫枉过正的想法，没想到变为复古主义，以致在建筑中到处都是那样的大屋顶，浪费这么大。（见1955年5月7日《彭真同志和梁思成谈话后梁思成的反映》）
梁思成的固执还是显现出来，彭真在谈话中曾说：“古典建筑如没有弄清，干脆不教”。梁思成对这一点特别介意，对吴良镛表示：“我不能同意，不知彭市长说这话是开开玩笑还是说真话，先生不教，学生不学都可以，可是建筑部门要干部怎么办？”
据梁思成儿子、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梁从诫向组织的反映，回到家里后，父亲的情绪实际上是“很消沉的”。父亲说：“彭真批评我三点，对这些意见没有什么说头……只谈原则，未谈具体建筑问题。”病重中的母亲林徽因感慨道：“彭真同志教训了梁思成一顿，也不让他争辩。”
彭真曾对梁思成说：“你说党没有文化，我没有文化，但是我们党内还有有文化的人也不同意你的意见。”梁解释说：“我不是说党没有文化，而是说在建筑问题上党是外行。”（见1955年《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48期《最近梁思成思想动态》）
朱德一度热心管过军队建筑，亲手去掉大批军委设计图中的大屋顶，梁思成对此多少有点牢骚：“简单否定，太粗暴了。”他还对《人民日报》刊发批评民族形式房子的漫画颇为不满，认为形式和内容不一定那样不一致，提出能否设计一些民族形式的房子，让大家来讨论。
最让梁思成伤感的是，他觉得周总理从波兰回国后对古建筑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他听张奚若说过，总理曾谈及华沙也保存了不少古建筑，使他认为总理“思想搞通了”。但没想到的是，总理又催问吴晗为什么不拆四牌楼，四牌楼紧接就被拆除。他由此认为周总理的思想又变回去了。一谈及四牌楼，他就恼怒地表态：“四牌楼没有得到我这个都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同意就拆掉了，是不应该的。”但他又很无奈地说：“（拆古建筑物）往往决定了才讨论，提意见也没用。”
对于这几年建筑思想及事务上的纠结和折腾，在1957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会议上，梁思成以检讨方式做了小结：“我当时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讲演，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见1957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
染思成在发言中一再把自己的学术行为夸大到政治高度，譬如说自己“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几番有意“显现”与党对立的姿态，有一种故意耸动、制造自污的效果。这种方法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起，已被染思成屡次使用，频频加高“政治帽子”的尺寸，以期达到自救于狂澜的目的。
那段时间，梁思成对外公开的表述大都应景、顺从，官话套话说了一堆，诚恳地责骂自己，战斗性革命性陡然增强，但真实的心声却难以呈现。于是，系里党政干部的走访和儿女的汇报材料就成了高层了解的主要渠道。
在已知的梁从诫情况汇报中，内容较为零散，篇幅不长，但由于具备家庭私密性，因而得以保存了珍贵的梁思成“活思想”碎片。譬如梁从诫记录父亲这么一段私下的伤心话语，这是后来在会议场合已经难以听到的：“我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了，不要在我的眼前把古建筑统统拆掉。我们的本领不在拆东西，什么人都会拆。我希望在不妨碍的情况下保存一些东西，这样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梁从诫还反映林徽因在家嘀嘀咕咕，扯梁思成的后腿，希望领导也要做母亲的工作。
1955年5月学校党组织再次从梁从诫处得知：梁思成不同意自己有复古主义的错误，坚信自己对民族形式的看法是正确，必然会胜利的，几年以后大家会接受这种看法。他说：“如果大屋顶、斗拱、彩画、须弥座等都被列为复古主义，民族形式还剩下了什么呢？”〔见1955年5月12日市高校党委会简报《彭真同志和梁思成谈话后梁思成的反映》（三）〕
不到半个月，建筑系党政负责人刘小石、李德耀和吴良镛去医院看望梁思成，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只讲艺术，不顾经济，没有从整个国家对建筑的要求出发，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讲了这么一段很重的话：“我承认自己很狂妄，如毛主席所说‘知识黑手'，以为自己是先进者，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五十年后便知分晓，实际上才两年就见分晓了。事实证明自己是错了，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的思想与党是对立的，并形成小集团，连党员都被拉进来了，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严重的。”
当吴良镛说自己正在做检讨时，梁思成便开了一句玩笑：“我好比胡风，你好比舒芜了。”又说：“说老实话，我开始时是有过关思想，现在愈写愈觉问题严重。”并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继续搞通思想。（见1955年5月23日市高校党委会简报《梁思成最近情况》）
让刘小石他们惊讶的是，临走之前，听见缩在病床上的梁思成嚷嚷说道：“对拆城墙想不通，古代遗留下的城墙，夕阳西下，垂柳一角，十分好看，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刘小石等人默然不语，悄然出了病房。
那一时节，是梁思成悲苦连天、愁闷异常的日子。最大的痛苦莫过于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的病逝，她带着对拆除北京旧城、政治风雨交加的巨大不解而离去，留下孤独而又身处险境、对未来难抱期望的梁思成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