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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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进入专栏)  

  但从另一方面讲,今天的这种幸运很可能就昭示着明天的不幸。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问得好:南斯拉夫的今天是不是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明天。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多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比起南斯拉夫人,我们与美国人的差异点更多,其中有些是不可更改的,如文化、种族。

  

  在这里确实有必要提一下种族。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斯拉夫人与美国人(当然是指在美国掌权的那一部分美国人)和西欧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白种人,但在美国人和西欧人看来,斯拉夫人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斯拉夫人(Slav)在拉丁语系中与奴隶(slave)是同一个词根,说白了,斯拉夫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因为在中世纪时,这个地区的人不是被东方人就是被西方人征服。美国人和西欧人常常以极为轻蔑的口气谈到斯拉夫人。对于他们来说,斯拉夫人在前苏联的时期竟然能够强大到足以威胁他们的安全,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因此,即使前苏联垮了台,即使俄罗斯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并且在开头一段时间非常亲美,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是必欲削弱之。塞尔维亚人倒霉就倒在了他们是斯拉夫人这个地方。然而,塞尔维亚人毕竟是欧洲人,虽然在美国人和西欧人眼中他们是下贱的奴隶,是“东方人”,他们还是远远排在中国人前面的。这一点你去看看美国人(如亨廷顿)写的书就知道了。

  

  种族问题将因生物科学的发展变得更为敏感。人类距离发明和制造具有识别不同种族的基因特征的能力,可以选择某一特定种族并轻而易举地讲起灭绝的基因武器只有一步之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著名的生物公司的创立者克莱伊尔•维恩杰尔已经欣喜若狂地宣布,他的研究结果证实,如能破译细菌和病毒的遗传密码就可以制造基因武器,从而痛快而又有效地对付那些异族的、有可能对美国采取恐怖行动的激进分子(参见《科技新闻•生活周刊》,1999年4月21日)。毫无疑问,从基因上区分中国人和美国人恐怕比区分塞尔维亚人和美国人要容易,因而对付中国人的基因武器多半会被首先制造出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少数几个同族人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美国人,我的邻居、我的亲人,乃至我自己,不知不觉就都得了什么怪病死了。我们完全没有招惹美国人,也许我们还非常热爱美国人,我们仍然不能幸免,就算我们拿了绿卡住在美国都不能幸免。那时美国人至多表示一下遗憾,说是无法完全避免无辜平民的伤亡云云。

  

  只要这个世界仍旧存在着国家、民族和种族的划分,民族主义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人权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族权而存在。也许将来国家和民族的划分会慢慢模糊,但这无疑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模糊种族划分的时间会更长,因为种族的差别是遗传基因的差别,通过自然过程消除遗传基因的差别所需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当然,用基因武器搞种族清洗就另当别论了)。因而,只有对于这世界的现实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否定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也许有些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一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但对于民族主义来说,确实有一个问题它必须回答:有人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压制人权怎么办。

  

  三.民族主义离不开民主主义

  

  对于伊拉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来说,确实也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允许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去“惹事”?他们能不能影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如果他们没有允许政治领导人去“惹事”,政治领导人去惹了他们也无法左右,那么,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当中的一部分应当由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负责(其实就南斯拉夫而言,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米洛舍维奇所领导的是个民选的联合政府,除他自己的中左社会党外,还有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党派和一个更温和的民主党派共同执政,因而他的权限是很有限的。他“惹”美国人是南斯拉夫大多数人叫他“惹”的。他自己想不“惹”还不行。他根本不是美国宣传机器所形容的希特勒。美国针对大众的宣传机器把这一切都给歪曲了,应该说其骗术是很高明的。美国针对大众的宣传机器的作用就是在全世界的老百姓当中为了美国的利益而煽情。但美国还有面向精英的新闻报道,这里会有一些真相,因为要作决策,一点不知道真相是不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厉害。但我们就也可以从美国面向精英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我在这里所引述的那些不同于美国针对大众的宣传机器的宣传的消息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美国面向精英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确实损害了他们的权益。但是,历史上更多的现象还不是这种,历史上更多的现象是统治者媚外,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去博取个人的私利,或者是上层阶级盗窃国家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国外,而国民却没有办法。这时候,你恐怕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权,就没有族权。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中个人权利的高涨而产生的。在中世纪王权盛行的时期,本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这也很自然: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没有太多的人身权利,他们又为什么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呢?给谁当奴隶还不是当奴隶呢?这个道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人就明白,其中当以梁启超表述得最好。梁启超说:“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

  

  然而,梁启超式的民权观为当今知识分子所诟病。据他们说,其一,在梁启超式的民权观中,民主只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梁启超犯了“目的不纯”的毛病,而这一“目的不纯”后来就导致了中国的以族权压人权;其二,梁启超的民主主义压了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其实,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未必就不懂得个人的人权才是目的,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只是手段这个道理。本来嘛,没有了个人,那里还有民族、还有国家,没有了个人的人权,你那个族权还能落到何处呢?但当时的中国人明明白白地感到亡国灭种的可能性迫在眉睫,明明白白地感到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权利这个手段,也就无法达成个人权利这个目的(从这一点说,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比现在的要高明得多,有气节得多)。然而,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梁启超等人也还是很明白另一个方面的道理,即使不考虑个人权利就是目的,即使根据现实的需要把国权或族权放在首位,个人权利仍旧是非常根本的,因为没有了个人的权利,人们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不会为国效命,也无法控制上层集团为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利益。患难出英雄,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见识比现在的中国人高多了。

  

  个人权利是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只是手段,作为原理这是没有错的。但考虑到现实的国际秩序,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却也是不能偏废的。说句简单化的概括:在对外关系中,族权即是人权;在国内政治中,人权即是族权。这并不是太复杂的道理,本世纪初的中国人就明白了。我们不应忘记,三民主义中的两民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当然,原理不复杂,但要把它变成政治现实就复杂了,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就是一个失败。但可笑的是,当今的中国人却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了。讲人权的就一定要攻击族权,说是只要一讲了族权,人权就没有了。他们从不想想,在当今国际秩序下,如果一点不讲族权,人权还有没有?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如果那样的话,人权也不会有。当然,当今的中国比起梁启超那个时代,所受的外来威胁确实小得多,因而中国人就容易忘记了族权的必要性。有机会忘记族权的必要性乃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然而,如果忘记时候太长了,恐怕就又要沦落到不得不记起这件事的地步了。

  

  更糟的当然是既不讲人权又不讲族权,只讲他的私利,这种人也有,糟得太明显了,也就不必去论他了。有没有故意不讲人权,只讲族权,用族权去否定人权的呢,也有。这种人讲族权也必然是假的,因为没有了人权也就没有了族权,他讲族权是幌子,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向外国人出卖族权对他自己有利的时候他往往也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这就是最糟的了。所以,真正讲族权,在国内政治中就得明确地讲人权。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下美国。当代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态度就象前面所说的对于族权和人权的态度一样,简单到了荒唐的地步。要么因为热爱美国的民主而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利己行为也辩护,把美国说成美国自己都不敢那么吹的大公无私、所有行为都出于道义、侵略也完全是为道义的圣人,相信美国人反对中国的一切行为也都是为了中国人好,从不想想美国人确实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而也就损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个人的权利。要么因为看到美国损害中国的利益的一面而贬低或至少是不提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不提中国应该在诸多方面向美国学习。本来,这个问题是有两面的。一方面,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所作所为虽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文明的,但它绝不是中国那些亲美的人所力图向我们描绘的圣人,它的行为是自私的,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会不惜凶残地摧毁其他民族。另一方面,它的国内政治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就是优越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署名岳东晓、题为《民主自由的美国》的文章,对于美国问题、族权与人权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十分富有启发性。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凡论西方民主,首推当今的民主典范─美国,往前,是罗马共和国,再往前,则是西方民主的摇篮,雅典共和国。但美国、罗马共和国和雅典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有何共同的社会条件,使它们选择了民主呢?

    

  文章认为,这三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奴隶制的实行——种族奴役是他们最大的共性。正是种族奴役的存在使民主制成为一种最合理、最稳定、最有效的制度。换句话说,西方民主的产生源于种族奴役的需要。

    

  美国、罗马共和国和古希腊都是在奴隶制下实行民主的,它们都是一种双重系统,可称之为民主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奴隶主种族的人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力,有充份的人权和自由,奴隶族则被剥夺了人生自由,成为奴隶主任意处置的财产。为了使种族奴役长期地进行,奴隶主种族内部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必须建立一种确保其内部平等和平权的机制,以非暴力方式解决政治危机。如果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度(君主奴隶制),则统治者将面临自由民和奴隶的双重压力,形成极少数压制大多数的局面,这样一个系统显然是很不稳定的:奴隶和自由民很可能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联合,君主只能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器维持国家,很容易被推翻。反之,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民主,则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在对待被奴役民族的问题上,这个统治集团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他们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较为公平的法律程序根据既定的法律解决。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任何奴隶的反抗都会遭到统治民族的集团镇压,往往在萌芽状态即被扑灭。如此,奴隶制可以得到稳定的延续。

    

  美国民主过去的主要奴役对象是黑人,今天黑人已经很不好惹了,奴役对象就转为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当然这种奴役不象以前那样那么露骨,但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权大棒,经济制裁,乃至刀兵相逼都是屡见不鲜的。道理很简单,别人越弱,自己就相对越强,各个方面就能更占便宜,人民生活就更好。

  美国到处推销自己的价值观,把他的富强归因于民主自由,但如果没有一种压力来增加内部的凝聚力以补偿民主制固有的低效性,民主就会失败。

  

  美国的民主是好,但那是美国人的权力,轮不到中国人。如果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谁不服谁违法,谁违法揍谁,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

  

  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没产生民主?因为中国从未实行过种族奴役的制度。从周代以来的历史看,中国一开始就是封建制,庶民们种地交租,自给自足,地主农民基本上相安无事,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种族奴役制就没有了民主的必要。假想中国人没有天下大一统的概念,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之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是不是中国人太笨心太软?文章认为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祖先深知奴役他人必无好报。罗马帝国雄视欧亚数百年,一朝疲顿,连罗马也被屠城,庞大霸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西方文化者,弱肉强食尔!与西人相争,唯强者能存。中国在未来的世纪内,倘若不能以崭新的中国文明扬弃西方文化中的原始性,建立天下大同的世界新秩序,就必将被西方强势文明淘汰,退出历史舞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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