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伟:网络媒体与司法裁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1 次 更新时间:2013-05-14 12:57:37

进入专题: 网络媒体   司法裁判  

李清伟  

  所以真正关心某些网络热点案件的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因此,网络舆论的意见充其量只能是众意,而不是公意。可以断言,当下的网络舆论只能代表一些群体的声音,如生活在城镇、有经济能力、有时间并乐于发表意见的年轻人。据统计,2009 年6 月30 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 38 亿人。从网民的人员结构上看,10 -39 岁的青年人占 83. 5%;城镇与农村的网民分别占 71. 7%、28. 3%;学生占31. 7% 、公司企业职员占 13. 9%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占 10. 5% 。[15]

  此外,绝大部分网民不是法律人,与职业的法律人相比,一方面,普通网民是易受感染的,并且易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出,易受“意见领袖”的操控和欺骗。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通常,当集体无意识在更大的社会团体内积聚起来,结果便是疯狂,这是一种可能导致革命、战争或类似事物的精神瘟疫。这样一些运动极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压倒一切的,因为当集体无意识被激活时,你就不是原来那个你了。你不仅仅处在这样的运动中——你就是运动的本身。”[16]在这个意义上,与秉持理性思维的法官相比,网民的思维通常是不那么理性的,甚至是缺乏理性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网民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教育,他们对法律的了解大多来自影视、书刊等所报道的案件。而司法过程是一项专门活动,是只有法官才能从事的一项事业,法官们接受了专门的法律训练,具有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和法律思维。网民的思维是经验性的思维,根据常识、常理、道德和习惯等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法官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其中渗透着法律逻辑、程序规则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网民对某个案件的看法明显不同于法官,甚至与法官的观点相冲突的情况。如莫兆军法官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莫兆军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案件,但是,在追求实体公正的网民看来,案件的审判结果却令人无法接受。他们甚至由此怀疑莫兆军玩忽职守。由于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的缺乏,网民不能用法律理性来看待审判,习惯凭直觉用道德观念评价审判过程。一旦审判结果超出了网民的知识范围,他们就容易对司法产生怀疑。

  再者,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案件总数以千万计,[18]网络关注的案件则很少。事实上,只有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案件才容易被网络报道和关注,例如采取不同寻常的犯罪手段、引起民众紧张的案件、有关媒体自身的案件、政治性案件、名人的案件、民生案件等等。[19]换句话说,网络对个案的关注不是没有选择的,而是有选择性的,面对网上海量的信息,只有那些能够引发激起网民兴趣,吸引网民眼球的案件才会纳入网络舆论的视野。[20]

  综上所述,司法应当回应社会,但不应回应网络舆论,换句话说,网络舆论不应成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

  

  四、网络媒体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及其消解

  

  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理性的司法裁判过程与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法院和法官仍应坚持理性人的品格,恪守法治主义,坚持独立审判,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作业。虽然司法应“独立于新闻舆论”,[21]但事实上,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如新闻报纸、无线电与电视等之发达,往往对于法官独立性构成威胁。由于大众传播工具对于司法领域之报道,而对司法之影响程度亦日渐上升,因为整个社会舆论,均为大众传播工具所控制,有些法官之审判,就可能受此等组织之传播系统所控制之舆论所左右,而失却独立审判之立场。”[22]网络上对热议案件的报道,从公众心理学上考虑,具有典型、重大、疑难、复杂等容易引起公众关注的元素,极易引起公众关注和参与,从而形成舆论焦点。网络报道为追求轰动效应,提高点击率,可能利用网络信息传播之虚拟性的弊端,对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给法官判案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网络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首先,中国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网络也是人民的网络。依此逻辑,法院裁判案件的过程就是人民裁判案件的过程。这是一种普遍的逻辑,也是大众思维的一种范式。再加上当代中国司法过程非常关注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就使得网络上热议的案件必然给司法过程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里涉及到一种基本的启蒙,就是要使人们懂得,根据民主与法治的原理,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享有依法独立审理案件的权力。在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具体地说,是由人民法院的法官审判案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审判案件。

  其次,在中国,从理论界到实务界都普遍把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理解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这也强化了中国社会网络对司法的影响。当然,这一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守住界限。众说周知,司法过程强调独立性、程序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其中,除公开性这一特性与作为媒体的网络具有一致性之外,其他三种特性都是网络与司法发生冲突的根源。司法的独立性排斥网络媒体的干预,程序性排斥网络媒体的随意性,权威性则要否定媒体第四种权力的地位。所以,网络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必然的,它们是一对儿天生的冤家。

  最后,网络舆论成为全民大审判的推手,还根源于对法院职能定位的错位。法院是典型的司法机构,司法的职能是依法裁判案件。但在中国,司法的职能不仅仅是司法的,还是政治的。两种职能相比,法院似乎更看重其政治职能,尤其是最高法院。有学者撰文讨论中国最高法院实际的政治功能,文中提到“尽管‘形势和任务’在不断地变化,中国最高法院的工作重心也在不断地调整,但中国最高法院承担的第一个政治功能,却是一以贯之,那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国家的中心工作。”[23]这种政治使命的存在,就决定了法院、法官必然关注网络舆论。当然,关注还不是影响,但是,从法院关注网络舆论,到舆论影响司法过程,这中间很难画出清晰的界限来,因为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

  可以预见,在现代中国社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和网络舆论关注热点案件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在这种态势下,法院和法官在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如何保持依法独立裁判的品格,消解来自网络媒体的压力呢?关键在于回到起点。起点在哪里?起点就是司法是司法,网络是媒体。在处理网络媒体与司法的关系问题时,还要运用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法律规则。首先,要确立网络不干预司法的理念,建构网络与司法之间的隔离制度。《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 1 条规定:“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这是处理网络与司法关系的基本准则。当然,对网络与司法的隔离是一种适度的隔离,不是绝对的隔离,换句话说,网络与司法隔离是原则,不隔离是例外。在这种原则下,重要的是考虑如何设定例外的情形。

  从传媒与司法的隔离制度来说,英国宪法规定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媒体有权利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报道并发表意见。但是,英国对传媒监督司法的控制非常严,为此,英国制定了专门的蔑视法庭法,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不仅如此,英国还用判例确立了如下原则:当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而不是拖延审理的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即使你确保自己的评论是诚实的,但只要是在法庭审定以前过早地说出,也会被认为是蔑视法庭的行为,并受到相应的处罚。当然,英国对传媒监督的限制也不是绝对的。在诉讼开始以前或案件审结以后,或者案件被拖延不积极审理时,蔑视法庭法并不禁止人们发表意见。不仅如此,在有些案件中,案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当事人的个人利益,而是有关公共利益问题,对这样的案件,媒体享有发表公正意见的自由权利。从英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作为例外的情形,构建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网络媒体报道的制度势在必行。但作为原则,在尚未完全实现法治的中国,网络媒体与司法的隔离制度应当首先被倡导。在这一对矛盾中,法院依法独立裁判是主要方面,网络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美国法院在有些案件中,从庭审到裁决的全过程,都将陪审团成员封闭在法庭和与外界隔绝的旅馆里,使他们不能接触到任何新闻和评论,不与外界有通讯联络。不仅如此,律师在陪审团成员选拔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排除规则防止可能受媒体影响的陪审员进入陪审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当事人认为确实存在媒体审判、网络审判影响到法官公正裁判的情形,当事人可以以此为由要求宣告原审无效。并且重审要等待一段时间以后,待民意激情已经淡化之后再进行审理,也可以把案件移送到受媒体影响较小的地区的法院进行审理。可见,美国的这一套做法,是使司法远离媒体、“回到司法”的一种制度设计。

  中国不实行陪审团制,并且人民法院对网络媒体就具体案件的舆论也不可能置之不理,要建立网络舆论与司法裁判隔离的制度将非常困难。但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制度,坚持法院裁判与新闻报道的隔离当是必然选择。在这种制度下,坚持审理前、审理中禁止媒体报道也就成了自然的安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意法庭”和“网络法庭”,才能避免“民众对案件做了庭外的预判,法官变成受民众委托来审判的人”[24]的窘境。只有这样,司法才能保持依法独立裁判的品格,网络才能回归信息传播的功能。

  

  李清伟,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4 页。

  [2]“network society”与“cyber society 在中文上是同一个词,但其英文中的含义并不相同。2001 年1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推动:中国信息化的关键》一文,文中提到:“通过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带动学校上网和家庭上网,形成网络社会”,这里的“网络社会”实际上是指现实世界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2001 年 4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网络社会还需要诚信为本吗》一文,文中提到:“网络社会不同于我们接触的真正的现实,更多的是停留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其中的“网络社会”则是一种虚拟的空间(Cyber society)。

  [3]同前注[1],第 435 页。

  [4]徐忠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 年第 6 期,第 12 -13 页。

  [5]参见孙笑侠:《公案及其背景》[J],《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

  [6]参见徐迅:《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评析》[J],《法学研究》2001 年第 6 期。

  [7]同前注[6]。

  [8]同前注[6]。

  [9]李金声:《曝光的权威》[N],《检察日报》,1998 -10 -10。

  [10]吴湘韩:《警惕“媒体审判”》[J],《新闻天地》2001 年第 4 期。

  [11]雪莲:《析“记者比法官管用”》[N],《光明日报》,1998 -09 -16。

  [12]关于司法的回应性,卡多佐说:司法的职能坚持回应了人的需求,而正是这种需求,司法的职能繁荣起来了并坚持下来了。参见[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7 页。

  [13][美]格雷:《法律的性质和渊源》[M],转引自[美]本杰明.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78 页。

  [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9 页。

  [15]据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截至 2011 年 12 月,我国网民中男性比例为 55. 9%,比女性高出 11. 8 个百分点,网民性别比例与 2010 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学生仍然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占比为 30. 2%,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 16.0% ;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明显上升,从 2010 年的 33. 3% 上升至 40. 2% ;无收入群体网民占比从 4. 6% 上升至 7.9% ;农村网民规模为 1. 36 亿,比 2010 年增加 1113 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网络媒体   司法裁判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933.html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