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加坚信技术创新能够促使专制向民主转型。一些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宣称“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专制制度的极大挑战”，甚至将信息通讯技术尊为“解放技术”。尽管另一些人辩称“信息通讯技术更容易构造一致性”，但其他人还是相信“这种技术降低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尤其在2011年初，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因互联网技术而促成的民众抗议行动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大大强化了。
也有一些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一样，本身并不具有政治特性，互联网不一定会对专制政体造成威胁；尽管互联网的普及可能会对政治体制带来挑战甚至引发变革，但是它也可能会强化专制统治。即使乐观主义的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专制政权会开发出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并对抗那些反政府的批评言论。
21世纪出现了如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网(Twitter)这样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两者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更加有效而且更难以被管制的工具。借助它们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信息比以往任何传统的方式都传播得更快更远。2011年在埃及爆发的、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极好地诠释了这些新型社会网络媒体在鼓动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所起的作用。
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发展改变了网络言论的生态，目前已经有大量针对互联网和博客环境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还较少有人尝试进入微博与政治的研究领域。为了促进对中国的新型社交网络媒体的认识，我们的研究将会讨论微博的特性、与传统网络论坛的区别、中国微博的发展以及微博对中国社会抗议的影响。
微博与抗争性政治
微博的特性
继博客问世之后，作为新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微博也在近些年取得了迅猛发展。2006年，推特网问世很快受到热烈欢迎，并成为排在脸谱网之后的第二大信息网络和社交网络。如果说脸谱网的用户组建了一个个朋友熟人圈子，推特网则借助匿名关注和转发功能，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
传统的博客作者，通常需要拥有良好的写作技巧与合理的逻辑性来表达观点，即使要伪造一些虚假信息，也至少需要让这些假消息看起来是逻辑合理的。但微博不一样，在那里只要用140字做一个无需任何论证的陈述即可，也无需任何形式的修辞，这是一种彻底的“快餐式”交流。因为这种特性——更少的词汇、更直接的信息，加上手机微博等便捷的使用方式让这种“引用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契合现代生活的节奏。
推特网在用户界面里设置显示了“粉丝”（即关注者）的数量，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当明星的感觉。公众人物很快意识到了这种效果，他们也纷纷创建自己的微博账户，于是推特网迅速成为最流行的公共交流平台。
和传统网络论坛匿名发帖的方式不同，微博实名制更加增添了它的吸引力。因为如果博主是实名的，他/她的粉丝就会更加重视他/她的言论，会关注博主所发布的任何一条的信息，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为维护博主而“英勇奋斗”。
微博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转发功能。如果你喜欢一个帖子，你可以点击“转发”按钮把它发布给自己的所有关注者。微软中国和谷歌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曾经用“病毒传播”来形容这种快速转发功能，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散播给大量的潜在人群。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博主拥有100个粉丝，他的每个粉丝也各有100个粉丝，只要博主的一条消息被其中的10个粉丝转发，那么就会有1000个人看到这条消息；如果这1000个人中有100个又转发了这条消息，以此类推，经过短短的几次点击之后，这条信息就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所看到。
手机短信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信息的传播限于较小的范围，且还有话费的限制。微博则与之相反，信息传播者不需要认识接受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粉丝们只要根据个人偏好主动地去关注信息发布的源头即可，这也是卡斯•桑斯特所说的“信息消费的个性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作为公共信息传播者的微博正在逐渐取代手机短信，并且在鼓动社会运动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效力。
动员与民意
互联网在抗争性政治中可以有两种作用：作为“工具”，或作为“空间”。“工具”作用是指“动员”，即为鼓动街头示威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组织者只能使用喇叭来领导示威民众，政府很容易识别出谁是组织者，从而镇压示威活动。手机短信虽然也可以作为鼓动潜在参与者的通讯工具，但是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子里，而且在示威过程中组织者也很难使用手机短信来领导人群。微博则改变了这些，组织者可以成为“虚拟”的领导者，在几千里外发号施令；网络上也很难识别出谁才是组织者，政府在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就会困难得多。
2009年的伊朗大选，就是展示微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选举中，反对党领导者利用推特网来领导示威群众对抗政府，并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当时推特公司刚好因为系统升级需要暂时关闭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伊朗的反抗运动，要求推特网推迟升级计划。2011年初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埃及革命运动，也是通过推特网和脸谱网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运动也被称为“iRevolution”（互联网革命）。
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就是为吸引公众参以及产生民意压力提供了空间。迄今为止的一些事实表明互联网在伊朗和埃及主要发挥了第一种作用，而在中国则主要发挥了第二种作用。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讨论它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霸权危机与阵地战
为了分析互联网的第二种作用——空间作用，我们需要借用葛兰西霸权论的概念框架。葛兰西说：“霸权是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对从属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卡诺依p.66）。已经建立起来的霸权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而在于接受统治者所用于统治的世界观。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论述而具化为‘常识’：接受了道德、习俗以及所生存的社会的一切制度化行为的民众思想。”换句话说，民众将他们的利益等同于制度的利益，因而他们愿意维系现存的体制。
霸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统治时间的延续，政府领导意识形态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支配。公众和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观念渐行渐远，不再相信他们过去所一直坚信的。在霸权危机理论中，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需要打一场“阵地战”来建立“反霸权”观念，并最终取代官方霸权。这种“阵地战”被看作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场竞赛，可以作为与政府“正面开战”的替代品，并随着民众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展开。一旦反霸权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先前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打破，最终带来政权的更替。
这场围绕“霸权”的阵地战，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制度的代言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同时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招募一支“知识分子军队”来进行霸权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这场“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革命党能否保留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引导思想，并在鼓动自身所属阶级的同时也能拉拢那些“不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先不考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调，葛兰西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抗议的概念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阵地战”的关键在于战场。在中国，围绕传统媒体的官方“霸权”，政治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不同的学者派系已经展开了战斗。由于这种制度控制了报纸、电视、杂志等主要的媒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展“阵地战”的效果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为“阵地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借助即时通讯的能力和广泛覆盖的特点，微博超出了政府所能支配的范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借助互联网开展他们的“阵地战”，并逐渐形成对抗官方“霸权”的反“霸权”。
我们观察到，在微博中，相当比例的专业知识分子背弃了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反对官方霸权的先锋。当然，因为这场在信息空间爆发的“阵地战”并非是有意谋划的，因此目前还缺乏明确界定的策略和最终目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反对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官方机构的职业身份并拿着官方的薪水。由于没有明确的策略与目标，这场“阵地战”往往因不负责任的评论和虚假信息而误入歧途，这也大大损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名声。
微博战场的出现
由于看到了微博市场的巨大潜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效仿推特网，创立了一批微博平台，例如饭否、叽歪和嘀咕等。中国政府从2009年7月开始陆续关闭了这些平台。与此同时，“新浪网”——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在2009年8月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务。新浪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互联网公司之一，并且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具有双重身份：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内部人”，可以很容易被政府掌控；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有着许可证的商业机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新浪的微博服务能够垄断微博市场，尽管后来中国政府也允许其他公司提供微博服务，但是新浪已经牢牢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并且网民们也已经习惯使用新浪的网络服务。
李开复称：中国微博的信息功能更加强大，140个英文字母只能组成1-2个句子，但是140个汉字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推特网的用户只能将微博作为一种个人或社会沟通的工具，而新浪微博则提供了一种信息性更强、更有效的新媒体平台。
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博的账户设计上。在过去，一个人需要浏览每个人的博客或者每个论坛来了解大众的声音；但是在现在，每个用户的微博首页都会显示他所关注的所有博主的最新帖子。如此一来，用户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重要的消息。
由于能够上传图片和视频片段，微博的实时转播功能要强于电视媒体。例如，2010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之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引用了一位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照片。还有一个例子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微博上就出现了数百张相关照片，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这种实时转播的能力突破了官方的审查制度，并显示出微博用于发起网上抗议活动的潜力。因此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每个网民都是记者、评论员和侦探。
在意识到微博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重要性之后，中国的媒体立刻成为了忠实的微博用户。到2010年8月为止，有466家中国的主流媒体机构开设了新浪微博账户，其中包括116家报社、243家杂志社、36家电视台和69家广播站。截至2010年10月，新浪微博认证了5886名开通微博的媒体人。目前，中国存在着几家主要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如新浪、网易、搜狐和腾讯等。许多新闻媒体和名人倾向于在不同的服务商处同时注册账户，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微博的出现，阵地战的战场正在形成。它可以向广泛的读者传播信息、提供非官方视角的实况转播和新闻报道，并因其低成本而吸引人们的广泛参与。这也是一个政府很难彻底控制的空间，除非将其彻底地关闭；而对于政府而言，这样做显然成本太高了。
阵地战
在中国，互联网在社会抗议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少是“煽动”型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的网民看起来更愿意在网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而不是在大街上。
尽管存在着复杂的技术控制和审查，中国的互联网却依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开放性。由于这种开放性，互联网成为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针对政府的批评。要理解中国互联网评论的这种图景，我们需要首先认清，中国的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按照约瑟夫•史密斯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可以按照不同的思想倾向来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这种划分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固化了。一些主要的论坛在中国的公共互联网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主要的自由主义网络论坛包括“天涯”和“凯迪”，著名的毛派论坛叫做“乌有之乡”，激进的新左派则主要集中在“四月青年”（英文网名叫做Anti-CNN），温和的新左派主要使用“中华网论坛”。当人们对一个特殊事件发表评论的时候，例如在孙志刚案中，所有的论坛都会联合起来批评政府。这些“共识”成了很多中国互联网学者们的分析样本，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另一些事件上，不同阵营之间还是存在大量的分歧。这些文章都是匿名的，所以找不到领导者和组织者，所有的网上抗议都成了个人行为。
微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随着新浪的微博服务获得了大多数微博用户的青睐，不同的派系和团体从各个不同的论坛汇集到了同一个战场。当对某一特殊事件达成共识之后，网民将会集中抗议示威。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网民看到的是不同的阵营围绕某一特殊事件的争论。微博服务的实名认证系统强化了“意见领袖”们的作用，使得他们在微博“阵地战”中更加重要。网民们使用微博的转发功能，迅速地传播意见领袖们的评论，把对某一事件的民意态度推向高潮。意见领袖们的立场往往会影响到粉丝们的态度，并决定某些特定事件的走向。
粗略来看，微博中关注并讨论公众事件的思想阵营可以主要划分为两派：一派主要由接受了西式民主自由观念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成，这也是拥有最多粉丝的阵营。例如过去作为体育解说员的李承鹏和人民大学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张鸣教授。另一阵营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被称为新左派，其领袖人物有言辞锋利的染香，另外还有司马南。这一阵营的博主相对来说更加同情政府，但是也未必一定支持政府，更多地是试图为维护政府统治而修补漏洞，同时坚定地抨击自由主义阵营尝试建立西式反“霸权”的努力。自由主义阵营将新左派阵营蔑称为“五毛党”，作为回应，新左派阵营蔑称自由主义阵营为“带路党”。
对微博上体现的民意而言，作为社会意见领袖的公共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主要包括大学教授、记者、律师、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思想会影响网民并形成公共号召力，这些意见领袖领导的微博抗议活动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公共舆论压力，这被称作“微革命”。
微博的特性使得社会活动家们坚信“微博改变中国”，他们号召“围观就是力量”，这两句话也成为了“微革命”的核心理念。“实时转播”和“引起公共关注”的特性进一步扩大了“阵地战”的“战果”，意见领袖们可以利用其大量的关注者，动员庞大的“网络观光团”来关注某一特定事件。
由于进入“战场”的“门槛”很低，微博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发布微博并不需要严格的论证和分析，因此散布虚假信息的成本很低，新浪微博也成为了网民们互相攻击造谣的“乐园”。某种程度上，这类信息十分类似于文革中的“大字报”，只不过因其是电子信息，传播起来要快得多。举个例子，2011年1月28日，著名的编剧陈万宁（宁财神）发了一条微博，抱怨说他的一个朋友被困在开罗机场，但是中国大使馆却没有去给中国公民提供帮助，而是“漠视生命、独自躲命”。30分钟之内，这条微博转发了2万6千多次，收到5000余条评论；所有人都在批评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不作为。40分钟后陈万宁发了另一条微博，解释说他其实并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只不过因为关心朋友的安危而随意抱怨了一下。但是这条微博已经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尽管后来陈万宁已经澄清，但是公众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却依然在继续。
主要的微博公众事件
这一部分，我们将追踪2009年至2010年间在新浪微博上发生的几起主要的微博公众事件。短短的一年之内，发生了好几起“升温”的“围观事件”，其中有一些与政府行为并不直接相关，例如某个私企CEO的假学历事件。我们选择案例的标准包括：1、必须与政府行为相关。2、至少涉及了3名意见领袖，并且每个意见领袖至少拥有10万名粉丝。3、在事件中，意见领袖们每天至少发布10条微博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基本认定这些事件具有足够的分析代表性。我们整理了几起满足上述标准的案例，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微博中“阵地战”的主要特性：产生民意压力、实时播报、构造不公、引发争论。所有的案例信息都来自新浪微博的内容，以及对一些与事件相关的新闻记者的个人访谈。
产生民意压力
“李盟盟高考事件”很好地显示了微博上公众抗议的强大效果，这也是一个网络民意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修改行政决议的案例。李盟盟是河南省开封市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2010年的高考中，她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却没有收到任何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查分之后，她发现原来是因为县招办没有向省招办提交她的志愿申请表。省招办坚持按照原则办事，拒绝接收迟交的申请表，李盟盟便在她的微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这条消息一天之内被转发了2万多次，获得了4千余条评论，一名网友甚至向河南省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以寻求帮助，并同时号召其他的网民转发他的信件。他说：“只要点击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一个人圆梦。”三天之内这封信被转发了10万余次，每小时平均收到一万余条评论，传统媒体也全程关注了事件的发展，并进行跟踪报道。
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省招办召开了专门的工作会议，并最终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了李盟盟。一周之内，有数十万名网民参与了“李盟盟事件”并促使省招办修改了行政决议，同时也改变了李盟盟的一生。这正是微博的胜利和网民的胜利，“围观就是力量、微博改变中国”从此成为互联网论坛的流行口号。
实时播报
“宜黄事件”是微博的实时播报功能的一个例证。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村的钟姓家族为抵制自家住房被强拆而自焚，最后酿成1死2伤的惨剧。2010年9月16日，应凤凰卫视的邀请，钟家两姐妹计划乘飞机赴北京接受采访，却在机场遇到了前来阻截他们的县政府官员，姐妹俩便打电话给一直关注着事件发展的新周刊记者刘长，刘长随后发了一条微博“泣血求助”来寻求公众支持。
一开始，这条微博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在一位叫做慕容雪村的意见领袖转发了它之后，这条消息就迅速地扩散开来。在机场，钟姓姐妹将自己反锁在女厕所里并用手机来联系刘长，刘长立刻联系了凤凰周刊的记者邓飞，邓飞随后在南昌机场实时转播了现场的情况并号召其他媒体广泛参与。钟姓姐妹在女厕所的一些录音片段都被上传到了网上，各种媒体记者潮水般涌向南昌机场，并纷纷发表微博和评论；一些公共意见领袖、大学教授、学者和名人也开始关注事件发展并发表评论，数十万网民聚集在新浪微博上“围观”事件进展。
最终，钟姓姐妹与县政府谈判和解并返回了家里。当晚，成都卫视和凤凰卫视播出了“宜黄事件”的专题栏目；第二天，广东日报发表了关于事件的长篇报道；一个月之后，宜黄的县委书记、县长和负责拆迁安置的副县长都被就地免职。
另一个显示了微博实时转播功能的事件是“上海大火事件”。2010年11月15日，因工人操作电焊设备不慎，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栋公寓在翻修时起火，并导致多人死亡、失踪。大火燃起之后一小时以内，微博上就出现了数百张有关大火的现场照片；当传统媒体记者赶到之后，也开始通过官方微博来报道火灾情况。最后有8名工人因为火灾而被捕，但是网民们认为这些农民工只是替罪羊，要求政府调查负责工程的相关官员和承包商；12月初，上海市政府正式逮捕了静安区建交委主任和其他的相关嫌疑人。
2010年11月21日，大火之后的第七天，是中国传统中的“头七”，10万余名市民来到火灾现场悼念逝去的生命。现场聚集了不少媒体记者，并再一次展示了微博的实时播报能力：南方地区的媒体记者一直在微博上强调现场有警察，并认为“警察和民众可能会发生冲突”，“现场可能会失控”等。但是令记者们惊讶的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也来到了现场并参与了悼念活动，上海市管弦乐队也到场并奏起了哀乐，一切活动都有序地进行并最终安然地结束了。许多意见领袖将微博的实时转播能力表述为“微博见证网民力量的成长”。
构造不公
针对“霸权”开展阵地战的核心在于占领道德高地。为了煽动网络民意，组织者要用一条短消息来建构事件的不公之处，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煽动网民对政府官员不道德行径的愤慨。“‘我爸是李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2010年10月26日，在河北大学校园内，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撞倒了两名女学生，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交通事故本身很常见，这起事故本来也可能只是每年发生的数百起中的简单一个，但是媒体的“渲染”方式却使得这起事故极其出名。《经济观察报》记者王克勤的博客称，驾驶员是酒后驾车，在撞人之后并没有及时停车，在被保安强行拦住之后，反而表现得极为冷漠和傲慢，并大声叫嚷：“我爸是李刚！有本事去告我！”驾驶员叫做李启铭，是河北大学的一名学生，他的父亲李刚则是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
“我爸是李刚”立刻成为了网络的流行用语，新浪微博上出现了数百万条评论。许多网民开始用这句话编出讽刺性的“段子”，一些艺术家也制作了“我爸是李刚”的雕塑。这句话也被用作批评政府的代名词，各种谣言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声称李刚是河北省副省长，拥有五座别墅，以及李启铭只会被判三个月左右等。
与王克勤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记者，她的微博中对事件有另一种解释。她说，李启铭的确是醉酒驾车并撞到了两名学生，但是事故之后，他非常紧张害怕，并恳求保安说：“我撞人了，请您帮忙联系我爸，我爸是李刚。”后来在法庭审理时，保安也证实当时的李启铭的确吓坏了，那句“我爸是李刚”完全是在请求联系他的父亲，根本不是王克勤博客中所说的那种傲慢。但是没有人愿意关注这种说法，2011年1月30日，在所有人都认为李启铭不会被判刑的情况下，他还是被判了六年徒刑。现在，绝大多数的网民理智上都相信王克勤的报道有失公正，但是“我爸是李刚”依然成为了“官二代”的代名词。
“复旦黄山十八驴事件”是另一个因不实报道而导致媒体失信的案例。2010年12月，18名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到中国著名景点黄山的未开放地区探险，后来因为迷路而向警方电话求助。经过搜寻，警察找到了他们，但是在护送学生们返回的路上，一名警察不慎摔下悬崖殉职。但是回到校园后，这18个学生开始相互埋怨推诿，都认为事故与自己没关系。网民们对这些学生的行为极其不满，指责他们过于冷血，并骂他们为“复旦18驴”。
2010年12月21日，四川的《成都商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记者称：这些学生当时报警了三次，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后来一个学生给他在上海的叔叔发了一条短信，他叔叔联系了上海市政府，市政府又联系了黄山派出所，这时警方才开始采取行动。记者还暗示说：这名“叔叔”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高级别官员。网络批评立即从学生身上转向了上海市政府、神秘的“叔叔”和黄山派出所。网民们责怪黄山警方忽视大众，只想着为政府官员服务。在几轮“人肉搜索”之后，网民们发现确实有一个学生向他在上海的叔叔发了一条短信，但是他叔叔只是一名下岗员工，《成都商报》的报道最终被证明是虚假的。
网络论战
目前学者所关注的大部分网络事件中，主要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许多案例表明网民很容易在“政府是错的”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事件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微博中也有很多难以达成共识的东西。更多的情况下，意见领袖们会带着他们的粉丝相互“辩战”，“阵地战”的战场开始多元化，“钱云会事件”就是这种网络论战的一个典型代表。
这是2010年的最后一个主要的网络事件，并引起了名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甚至从网络的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世界之中。钱云会是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因为村里征地的问题一直带领村民上访，并因此先后三次被投入看守所。2010年12月25日，他在村外被一辆卡车撞倒，当场身亡。他的死立即被看成是蓄意谋杀。村民还与在现场调查事故的交警发生了冲突，他们向交警扔砖头并砸伤了几个人，最后警方还逮捕了一部分村民。新浪微博上立即出现了有关村民被带走的照片和视频片段，当晚，有30余万网民密切关注着事件的进展。网络意见领袖、知名学者、媒体记者、律师、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他们的粉丝们立即在微博上活跃起来，围绕事件的真相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钱云会事件”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各种媒体记者蜂拥至寨桥村。钱云会的妻子抱怨说：“他（钱云会）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寄出各种上访材料和信件，你们不理不睬；现在他死了，你们才出现了？”2010年12月27日，乐清警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钱云会事件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同时出示了现场照片和专家的检验材料。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那些坚信这是谋杀案的人的想法。
网民们组成了一些志愿调查组，但是一直关注此事件的著名学者于建嵘断言：“真相永远不会被发现。”一直到最后他都坚称，任何调查都只会支持政府的结论。他向政府建言，要对钱云会案背后的土地纠纷给予更多关注，以及政府应该思考“为何没有人愿意相信政府”。他的反对者染香回应：“谣言传播者编造了谣言，然后又让人们去反思为什么他们要编造谣言。”最后，于建嵘决定到乐清去调查土地纠纷情况，而不是钱云会案的死亡真相。另一个意见领袖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指责于建嵘暗中瓦解了调查组，是在为政府干活。
NGO组织“公盟”也介入了本次事件，法学家许志永和吴丹红组织了“公盟调查团”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团体赴乐清调查。他们在网上公布的报告得出结论：没有迹象表明这是谋杀。在此期间，南方报系的陈敏（网名笑蜀）率领的媒体调查团也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这起事件可能不是谋杀。”由于许志永和他所创立的公盟是中国权利保护的象征，因此他们的报告彻底瓦解了持谋杀论者的阵营，这些曾经作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领导者的人，现在都被指责为“被政府收买了”。
2011年1月27日，CCTV播出了一档关于钱云会事件的节目，并出示了相关证据，证明所有关于谋杀的谣言都是捏造的。策划这档节目的记者王晓清立即成为网络批评的靶子，其中《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的记者批评得最为厉害。只不过他们的批评都集中在王晓清的个人道德上，而不是反驳那些的确证明他们错了的证据上。
2011年2月1日，乐清市法院开庭审理了钱云会案件，公诉人出示了钱云会的手表录像（钱云会有一个带有录像功能的手表，这只手表先是被一个村民捡到，后来被警方没收了），录像中记录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并没有殴打以及特警把钱云会按倒在车轮下的景象。现在大多数的网民已经接受了钱云会案是一场交通事故的结论，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关注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小结
我们能够看到微博中公众事件所具有的一些特性：第一，在即时产生民意压力以及强迫政府改变行政决议方面是有效的（李盟盟事件）。第二，实时转播功能使得一些特殊事件更加具有吸引力，并制造了大量的网络群体前来围观（宜黄和上海大火事件）。第三，在公众看来，大多数事件与政府扯上关系必定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一个事件与政府有关联，那其中一定存在不公正性。”这导致即使是最权威的政府信息也被公众看作是说谎，这也让我们看见了微博中出现的反霸权倾向。最后，微博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领域，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多元化倾向，并不仅仅迎合反霸权群体的需求。在与政府霸权的对抗中，赢得“阵地战”的关键是进行合理的论证，而不是散布谣言和煽动民愤；这些手段尽管在短期内看起来很“好用”，但是长期下去就会带来社会的整体失信。
微博与政治
这些主要微博事件都表明，微博是“阵地战”的重要平台。一些事件甚至强迫政府修正了原来的错误决策，并督促官员们更加具有责任心。网络抗议在以上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在此我们不再赘述，这一部分我们将主要阐释微博与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
意见领袖的出现——知识分子的角色
微博的最典型的特征是意见领袖的出现，这彻底改变了互联网生态。一方面，在思想引导和反抗政府霸权方面，意见领袖扮演了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能够使得抗议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戏剧性，使得原本组织松散的粉丝们形成共同的联系纽带，促使互联网抗议变得更加有凝聚力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思想阵营也因此变得更加个性化和极端化。
对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和民主政治而言，“碎片化”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卡斯•桑斯特坚信，博客和论坛不会提高社会的稳定性，而只会“创造一种高度的社会碎片化”。他认为，在微博和论坛中，“当群体成员都具有同一种倾向性的时候，人们更加容易走向这一倾向的极端”，这也是他称为“群体极化”的现象。因为网民们只关注那些与他们原本思想倾向一致的博客和论坛，所以他们的思想会变得越来越局限；而为了在不同的群体阵营之间展示他们思想的不同之处，网民们就会变得更加偏激。按照桑斯特所说，这种群体极化对协商民主来说是极大的威胁。
意见领袖的出现助长了群体极化的现象。例如在钱云会事件中，意见领袖们带着他们的粉丝互相攻击，导致一场本来是针对政府的“围观”演变为不同思想阵营之间的战斗，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污言秽语。“混乱社会”取代了“文明社会”（科恩豪泽1959）。魅力型的意见领袖煽动网络上的群体暴动、威胁和报复；网络区隔越个性化，相互攻击的辱骂评论就越多，语言暴力已经严重损害了虚拟文明社会的形象，并加剧了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倡导仇恨、谣言纷飞、评论的过度简单化以及情感化，这些随微博而兴起的东西不会带来健康的反霸权，而只会带来一团糟。
思想各异的意见领袖的出现也有好的方面：为不同群体之间开展直接辩论提供了支持。那些已经先入为主的人不会再被说服，但是“打嘴仗”过程中出现的对立意见却会对那些立场未定的人造成影响。对于已经有立场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极化”的过程；但是对于那些立场未定的人而言，这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视角。同样，当一方在网上散播谣言的时候，另一阵营的人也会努力澄清批驳，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这类谣言信息的可信度。
媒体的参与——扩大化的战场
微博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传统媒体在微博中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关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自己的官方微博，所有的记者也都有自己的私人微博；读者密切关注着新闻媒体的微博，新闻媒体也更密切地关注公众的微博来寻找新闻热点。一旦微博中出现了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传统媒体会立即跟进并给予大量报道。有时候，正是新闻媒体引发了网络抗议。微博中传统媒体的密切参与，会进一步扩大民意压力，并推进特定事件的尽快解决。某种意义上，一些媒体也加入了那些“叛变”的专业知识分子阵营，加速了政府“霸权”的瓦解。
媒体参与微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商业性。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促使所有的媒体都要以利益导向为标准（林奇1997, 韦斯特兰2010，杨2009:119-120,斯若克曼2011），接受率（销售额、收视率和点击率）是编辑考虑的第一要素。许多年轻的计件工作的记者，在销售量最大化和“不越线”（政府的限制）之间的狭窄地带艰难地生存着。因此伪造一些因地方政府不作为而导致社会不公的事件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这既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又不会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尤其是在中央政府想给地方政府“敲警钟”的事件中，这类报告往往更容易“通过”。
有时候，过分“热情”的记者们会夸大或者修改事实来煽动公众注意力。例如在宜黄事件中，凤凰卫视的记者扮演了一名“导演”，“导演”了钟姓姐妹的行为并加剧了冲突（而不是缓解冲突），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博客用户“围观”，这名记者的名字也一夜之间在微博上变得家喻户晓。在“我爸是李刚”事件和“复旦18驴”事件中，记者们也断章取义，甚至编造新闻，刻意强调当事人和他们的政府背景，以提高个人的知名度和报纸的销量。
政府的不作为
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拥有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微博中，很少看到政府的影响。每天数百万条的政治类帖子，大部分都是反政府的。微博的实名认证系统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名人来到“前台”，但是尽管这些人在微博上表现出了压倒性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微博上的发言而被逮捕。少数激进分子被逮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博客消息。政府并不想冒险承担逮捕公共知识分子带来的社会影响。
这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可能是：政府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阵地战”，以及它的确正在失去其“霸权”地位。它坚信只要控制了硬性的审查制度，就消灭了发生街头示威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意见领袖们不采取有组织的（现实）对抗，他们就可以自由发表言论。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不作为是因为地方公安局已经进行了网络监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稳定是第一要务，只要没有煽动街头示威，他们压根儿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也没有能力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打一场意识形态战。
截至2010年8月，还只有41个政府机构（不包括公安局）开设了新浪微博，另有60所公安局开设了微博，但只是在需要危机管理的时候用于专门发布官方消息。例如在钱云会事件之后，乐清市公安局设立了微博账户来发布官方消息，但是在事件结束后，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一般而言，承担着越多的民意压力的机构（例如公安局或者环保局）就越倾向于在危机发生时开设官方微博。当然，在最近的一两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建立自己的官方微博，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微博的重要性，但这些微博到底拥有多少真实的话语权还有待观察。
“阵地战”的局限
微博公众事件的关键在于“围观”的力量，这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民意压力。但是“阵地战”所要采取的主要策略则需要慎重考虑。为了更好地评估“围观”对政治的深层变革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认清“是谁在围观”和“他们在围观谁”。
皮帕•诺瑞斯提出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数字鸿沟”概念，这对于一国内部也同样适用。中国上网的成本很低，因此穷人和富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这种区别，真正的区别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休闲时间多的人”与“休闲时间少的人”之间。对于受过较少教育的人或者中年用户，学习使用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是一个难题；对于肩负着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的中年人和中产阶级，缺少时间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上网障碍。
根据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关于网上博客和网络社区的报告，微博的主要用户是学生（32.5%为高中生、23.6%为本科生、21.1%为研究生），他们主要用微博来打发时间。如果按照年龄对其进行划分，则有45.7%为“90后”、40.8%为“80后”。这意味着微博中“围观”群体的大多数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中产阶级毫无疑问不是“围观”运动的中坚力量，而很少上网的农民则更是与“围观”群体不沾边。中年人和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通过电视或者报纸来了解新闻，而不是上网。这种数字鸿沟才真正限制了网络民意的影响。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的缺位，使得网络抗议很难延伸到线下生活。不过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建立起的更加彻底的“反霸权”倾向，可能会对中国的下一代人造成影响。
目前为止，微博抗议主要由个体的、孤立的事件组成，这些突发性的轰动事件能够提高关注率和销售额，但是这些孤立、随机的事件却没有形成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在每一个微博公众事件当中，围观的焦点都是“事件是如何最终解决的”，所有的事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都经历了“关注→兴奋→冷→遗忘”的循环。网民的“围观”就好像是在看电影，他们只对事件的戏剧性感兴趣。如果他们只是抱着“找乐子”的态度来“围观”，那么他们不会形成任何共同利益，也不会形成任何寻求结构性变革的需求。
拉里•戴蒙德认为：当社会政治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机尚未成熟之前，技术并不会导致民主；相反地我们会发现，互联网成为了一种“问责”技术，网络民意用它来强迫政府更加负责。他的观点主要就是依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且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对民意压力似乎更加敏感，大多数主要的互联网抗议都以对相关政府官员的惩治收场。那么真的是这些抗议使得政府更加负责了吗？对于单独的事件来说，答案是“是”；但是对于整个体系而言，答案是“否”。参照时下流行的词汇“微革命”，我们把（政府的）这种让步叫做“微改革”或者“微负责”。问题在于，“微负责”越多，民主化的压力就越低；如果事件最终总是或多或少地按照网民的期许得以解决，网民们总会感到满意。那么如果你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能获得政府的“公正”的服务，那么就显然没有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的理由了。
结论
在中国，微博提供了“阵地战”的理想战场。借助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主要微博事件，我们已经讨论了微博的主要特性：意见领袖的出现、与传统媒体的密切相关以及政府的不作为。
实名认证和转发功能促成了意见领袖的出现，这些领导者从反官方的视角提出想法，并号召粉丝们“围观”公众事件，在推动“阵地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微博环境也因此变得更加个性化和碎片化。
微博中传统媒体的密切介入扩大了“阵地战”的战场。当微博涵盖了报纸、杂志、电视之后，更多的特殊事件被曝光在大众眼前，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民意压力。传统媒体新出现的商业兴趣也导致了对事件现实的夸大和伪造，这有可能会损害微博的信任度。
在我们讨论的所有事件中，除了上海大火事件之外，政府都神秘地从视野中消失了。现行制度没有应对微博中压倒性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有效办法，这很明显地表明它正在失去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看到网络审查在“放开”与“收紧”之间的循环。
“围观就是力量”和“微博改变中国”是当今中国网络抗议的核心准则。就短期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围观”事件，但是并没有看到很多“中国正在改变”的迹象。尽管中国的网民总数已经达到了4.35亿，几乎占了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却依然存在着数字鸿沟，网民的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学生，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在“围观”群体之外。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停留在“新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带来推翻政权的大规模街头示威”，相反地，我们要关注新技术所带来的公共领域，在那里反“霸权”才有着显著的发展。从葛兰西的霸权视角，在长期我们可能会看到，微博中将会出现一场官方“霸权”与反“霸权”此消彼长的拔河战。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童燕齐、雷少华著。北京大学党办校办任羽中、王浩译。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胡斯羽校）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1/2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蒋湘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