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看优良政体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8 次 更新时间:2013-05-13 09: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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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与《南方都市报》记者李响的对谈,2012年12月

  

  一.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李 响:《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135年后才有了中译本。自从翻译过来以后,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之相伴的是在中国研读托克维尔的人越来越多。那么,究竟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它搅动了汉语文明读者的心弦,让我们寝食难安?

  许章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部著作,享誉世界。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将它看作是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门性研究,未免过于狭窄,太过简单化了。作者是在晚年失意岁月中撰著此书的,以此归纳,实在未能触及此书的深刻主旨,特别是它痛定思痛的反省性格。作者于现实政治失意后沉潜故事,思考祖国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不难想见其下笔惊心,掩卷而长叹。

  实际上,本书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著作,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个案,重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由此检索“大时代”中特定国度内文化和政治转型的一般性原理。之所以搅动当下中国万千读者的心,让一部谈论异乡政治的著作洛阳纸贵,就在于转型政治的来龙去脉不仅载述了异邦的甘苦,而且,映照出了我们的当下困境,同时,引发出无数的联想和憧憬。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牵连广博,远远多于他提供的答案。具体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一个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社会高度变动分化的时代,一旦打开封闭的政治匣子,而政制无力接应,会否“革命”就先跳了出来?万一如此,会否造成人琴俱焚之势?路易十六是一个“仁慈”的君主,似乎也是一个愿意改革的君主,但却最终走上了断头台,说明“革命”一旦发生,可能就收拾不住。岂止收拾不住,还会反过来吞噬自己的儿女呢!身处革命,也就是身处凶局,则吉凶难料,盖在于革命本身既无现成模式,又缺乏审慎克制等常态政治因素,则指东打西、隔山打牛、阴差阳错,并不全是革命者所能预料而掌控者也。所以,包括丹东、罗伯斯比尔在内,均为自己的理想所葬送,今天回视,虽说依然惊心动魄,扼腕拍栏,但却见其间一脉婉转,线索井然矣。

  其中一脉线索就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区际。在此可得陈说的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两种不同的剧目,理路有别,终点迥异。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旨在实现政体转换,以宪制及其基础之上的个体自由为终点,从而奠定政治基础,并非绝然可怕。历史来看,政体转型可能诉诸暴力方式,也可能采取和平方式,但不论如何,其之为政治革命则一。相较而言,社会革命以社会平等为目标,通常表现为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权势和利益的暴力性剥夺,并由此诉诸大规模的骚乱、冲突、巨量的人员伤亡。以此为代价,革命者常常憧憬一个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境界。从而,解放与平等构成了革命的基本诉求。在二十世纪对于“革命”做出了杰出研究的少数几位学人中,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尤其值得记取。在《论革命》一书中,阿伦特就曾指出,法国革命是“胃的造反”。造反者挨饿受冻,追求社会平等,所以说是“胃的造反”。为什么你能吃好的穿好的,而我不能,这便是导火索。基此导向,对于“平等”和“解放”的追求,成为革命的中心题旨。用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来讲,法国革命“把卢梭放在了洛克的前头”。换言之,原本旨在追求政治目标的进程,一不小心,变成了“胃的造反”,社会问题冲淡乃至于取消了政治本质。英美革命虽然也有流血,但其导向在个人自由,以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为目标,而以议会民主或者共和体制来收束。换言之,先实现“洛克时刻”,将来再逐步兑现“卢梭愿景”,所以较为稳妥,相对平和。

  由此可以看出,时当转型过程之中,所要避免的是社会革命,尽量以政治革命取而代之。要避免社会革命,就要探讨什么因素可能引发社会革命。避免社会革命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消除造成社会革命的原因。人民不满足于阶层的固化,对于贫穷之自觉体认和不能忍受,希望自己于政治上获享发言的机会,凡此皆可能引发革命。如果具有自己的政治理论,可能会导向自觉的政治革命,否则,自然指向就是社会革命,也就是“暴动”与“造反”。所谓“杀尽天下贪官”,“杀尽不平方太平”,“所谓杀进南京城,有吃有喝有女人”,不一而足,类皆如此。其间分际,是历史在作祟,而历史的当事人,作为一种建构性因素,多少也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所谓“主观能动性”也,就看是否拥有自己的自觉的政治理论。

  一言以蔽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探究的是革命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讲述了一个国族的政治转型的苦难与艰辛,特别是革命如何爆发并走向如此结局的生聚教训。托克维尔不是保守派,对革命的态度是接受而非排斥,但他关注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如何经由革命实现政治转型,也就是以“政治革命”来避免“社会革命”,从而步向一个“民主化”的政治格局。其用心在此,其著述的价值也在于此。

  

  李 响: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旧制度准备好了一切革命条件,却没有能消除造成革命的原因,当国王决定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迎来的却是革命。这看起来是历史的玩笑。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许章润:你提到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托克维尔衷心关注的问题,而念兹在兹。其间,所谓的“政治时间差”,蔚为关键。谁抢在前面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谁就会占据主动地位。毫无疑问,当时的法国君主和王室是落在后面的,反映迟钝了。今日回看,他们实在是昧于世事和时世。

  这里有一个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就是迄至路易十六时代,法国面临的一个非常急迫的社会问题,乃是贵族和王室之中,数万人成了体制的寄生虫,在将自己的特权以及责任一并交由王室的同时,成了依靠王室而活的不劳而获的特权者。既然他们必须要靠王室维持的特权来吃饭,而王权的统治也有赖于他们的支持,则彼此利用,一统于上,反倒将社会掏空了,从而让新兴的第三等级获得了发育成长的机会。但社会本身由此丧失了对抗王权的本钱,也是不争的事实。至此,贵族和王权,不是心心相映,而是息息相关,所谓的“王权帝制”不过是一种“分肥机制”或者“分赃机制”罢了。另一方面,本来,凡此特权在路易十四时代已然多所削弱,可在路易十六时代,因为王室较为软弱,出现了“贵族的反动”,要求恢复并且部分恢复了一度遭到削弱的特权。这就造成了成长中的第三等级,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因此摇撼不已。最后,国王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旧贵族尾大不掉,因为国王的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人。一方面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另一方面又无能为力,终至旧体制不支倒地而后已。

  对于当时存在的两种贵族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判断。当其时,“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由对抗而团结,既对抗王权,又反对平民,阻挠试图削平特权的王权改革,尤其是“穿袍贵族”使用高等法院和各级法庭作为阵地,终将旧制度搞垮。另一方面,来自工商界和法律界的资产阶级,投资购买的官职的价格不断贬值,使得他们深怀挫折和幽怨,也不满。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政治秩序的参与者却因秩序本身无力为自己买单以致于威胁到他们继续作为秩序的参与者的安全感和收益预期,此时此刻,巨大的怨愤伴随着挫折感而来,激发了他们重缔秩序的冲动。无力买单,也就意味着君主的权威正在崩溃。事已至此,“劳作者、战斗者和祈祷者”,都滋生了普遍的挫折感,天啊,旧制度还有什么好活的。——凡此种种,都汇集成为大革命的动力。

  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必须要有理念、智慧、机运和勇气。矛盾越积越多,路易十六也发现必须有所变化,希望寻求新的政治支持。他的选择是召开三级会议,而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一百五十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三级会议,现在突然要开会,国王准备好了吗?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等级和当时的第三等级能构同日而语吗?而且,到了如今这个时刻,有限的让步和允诺,还能喂饱那个羽翼丰满的阶级的胃口吗?所以,置此情形下,一开会就出现了政治失控。虽然似乎国王有些理念,也好像有些改革的勇气,希望着手改革,法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也比较高,有改革的机运,但是缺乏智慧,以致于终无所成。加上普法战争失利,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早已摇摇欲坠了。当其时,欧洲诸邦不都是“旧制度”嘛,偏偏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不能仅以王室处置失当和法国启蒙激进解说,这后一个因素,亦难辞其咎也!

  

  二.国家理性与文人政治

  

  李 响:如果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法国正处于辉煌时代,对外通过支持美国独立,大大打击了宿敌英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欧洲最快的,现代法国许多基本框架也都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为什么全国上下不能达成一致,抓住历史机遇,反而走向分裂和瓦解呢?

  许章润:从大背景讲,这就必须要提到国家理性层面,方才解释得通了。当时法国确实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有机会摆脱与英国竞争世界主导权中的落后处境。对于国王而言,他的政治主权观念是来自于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基于前者,他希望开征新税,解决因帮助美国独立以及与英国争霸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内政意义上的主权是一个复合体,其所蕴涵的另一种含义就是内政的宪制化和民主化,也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人民主权。正是在此,不啻当时的王室,就是在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际,亦非人人相谕而共守者也。其实,此间牵扯到近世“现代秩序”问题,有一个逐渐普及人间的过程。比如中国,1840年之后,已经接触到了前一种主权,但是直到清末变法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后一种主权。这不是说吾族颟顸,而是适逢整个世界治道和政道都在转型,是“枢纽时代”以来的最为重大的转型,有人闻道在先,有人在后,因而伴随着时间差的便是所谓“先进”与“落后”之辨了,也就是谁率先进入“现代秩序”的问题。率先跨进一步,发达在先,有资格和能力欺负后来者,这是昨天的事实,也是眼面前的事实,通常所谓的“兴亡”二字无法道尽呀!

  讲到国家理性,不可割裂其内外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国家政治”,另一方面是“国家间政治”。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王室和政治层对此两方面均有所顾虑,黎塞留一脉,更是念兹在兹。但是,如何使内外配合,做得不够。前面说普法战争失利导致政治正当性羸弱,就是国家间政治失分导致国家政治逆转的例证。特别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内政民主化,基本未曾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似乎对此缺乏应有的历史感,或者说,未曾表现出应有的敏感性。一般而言,现代政治中,国家间政治的胜利能给国家政治加分,国家政治的危机往往可以通过国家间政治来转移,但是转移不好,国家政治的危机反会加剧。路易十六面临国家政治危机,他也希望通过国家间政治来转移危机。路易十六时代,一方面是贵族势力尾大不掉,另一方面是贵族势力内部分化,很多贵族已经是革命者了,比如拉法耶特。当年在贵族沙龙里鼓吹革命,废除贵族特权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拥有特权的贵族阶级。路易十六对贵族阶级的分化和国王的统治基础的危机认识不足,同时,对于第三等级的成长和跃跃欲试也估计不足。

  而且,当时法国和英国不太一样的地方还在于,英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经验理性,其之思想者和统治集团之间交流的畅通程度是惊人的。虽说英国社会阶级壁垒森严,但上流聚会,首相、大臣、贵族和思想者们一起唧唧喳喳,可是风景呢!路易十六时代法国的特点是分层,一个圈子一个圈子的,保守派一个沙龙,革命者一个沙龙,统治集团是固化的,流畅度还不及路易十四时代。英国这个传统转移到美国,就制度化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旋转门制度”,学者教授出学府奔政府,出将入相,换了政府再回学院去。相较于美国,法国没有这样的政治习惯,等于缺少了一个思潮和意见折冲樽俎的缓冲环节,结果就是各种意见极端化,没有实践理性,统治集团固步自封,思想者则拒绝除了自己著作以外的其他东西。

  事实上,如何将国内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两相配合,达到一种政治成熟,提炼出一套现代国家理性,为国族招魂,妥帖安放其心灵,这需要各方的努力,既需要卢梭、孟德斯鸠这样的思想家的理念构建,也需要黎塞留、路易十四这样的政治家经验理性,需要他们的实践智慧。

  

  李 响:是的,托克维尔专门指出法国当时存在的“文学政治”,一批生活在书斋的思想家、文学家沉湎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但是却主导了法国的公共生活。托克维尔对这种情况的厌恶溢于言表,怎么看法国知识分子在法国转型中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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