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时间简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2 次 更新时间:2013-05-13 0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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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对任何人来说,历史总是存在的,虽然并不总是以历史的形式。作为历史的结果,人类的暂时化实际就是时间的人类化。在历史意识当中,时间的无意识运动从未停息。马克思认为,人与时间一样,就其消除存在而言,都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人对自己本质占有的同时,也是他对历史演变的一种把握。历史是自然发展的现实部分,自然的意外嬗变产生了人类这种精灵。

  正如奥维德所说,“时间吞噬一切”,历史如同一个时间的黑洞,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从宏观上说,时间是没有起源的,时间的出现肯定比人类的出现要早的多。上帝造人只用了7天,为了给女儿赚学费,霍金用两年写出了《时间简史》。这本用量子物理探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书被译成40多种文字,并卖出不可思议的2500万册,几乎成为当代人的《圣经》。时间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或许连智慧得全身只剩下大脑的霍金也没有找到答案。奥古斯丁在《忏悔录》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反倒糊涂了。

  在欧洲,“时间老头”和圣诞老人一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老形象。他又老又秃,走路还一瘸一拐,肩上长着一对翅膀,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还有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有时还带着一只沙漏或者时钟。这是人们对时间的人格化想象。手持镰刀同样也是死神的特征,时间与死亡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与欧洲相反,在中国传说中,人们认为时间就是“永恒”或者“生”;常常将时间的形象赋予“寿星老”或者“老槐树”。从唯心的观点来说,时间几乎是所有灵性动物的“意识形态”,但似乎只有人类才具有时间观念,并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远古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时间观念从确立到成熟的过程。“生活之泉如此美好,但转瞬即逝。”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建立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认识。

  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的时间意识就已经开始启蒙。象征时间的太阳和月亮成为早期人类不约而同的神祗。太阳是人类通用的第一种定时器,它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帮助人们确定白昼的时间,而具有周期性圆缺变化的月亮则是人类的第一个日历。2万年前冰河世纪的人们就已经通过月亮的圆缺来计算天数。公元前800年,巴比伦人就已经可以准确地预知月食的日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人类已经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时间这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与奔波动荡的狩猎采集生活不同,农业时代提供了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人类开始定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间因此变得规律起来。天文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初步成熟,各种计时工具和历法随之诞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构建了时间的初级文明。

  从月亮历到太阳历是一个大的跨越。公元前4236年,埃及人创造了365天的日历。美洲的玛雅历法堪称世界上最完美的太阳历。玛雅人的一年为365.242129天,这同今天科学测定的绝对年长365.242198天的数值相差不足千分之一。《论语》说“行夏之时”,中国历法从夏代就比较完善;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已经使用《四分历》,一年被定为365又1/4日。凯撒大帝用埃及历法制订了罗马儒略历,一直沿用到哥白尼时代。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因屠杀新教徒而声名狼藉,但他也因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格列高利历法而名垂青史。1582年10月4日,他宣布次日为10月15日,现代历法就此诞生。“失去10天”使整个基督世界怨声载道惶惶不安,人们为自己少活10天而愤怒,奴仆们因为主人少发10天的工资而生气。新教徒的英国以及美洲殖民地始终拒绝新历法,直到1752年。

  伊斯兰教仍然坚持遵从先知默罕默德和《古兰经》的指示,继续按照月亮的周期生活;他们的标志就是一轮弯弯的新月,这在穆斯林禁用自然物体作为标志的问题上无疑是个例外。《古兰经》说,新月是“为人民和朝圣所安排的固定时间”。

  毫无疑问,时间是宗教和政治的产物。

  各种宗教几乎都要求人们每日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祈祷,大多用敲钟来提醒人们祈祷;而燃烧一支蜡烛或一支香的时间,则是人们祈祷的过程。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整个欧洲世界礼崩乐坏,在迷惘与惊恐之中,修道院逐渐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和权力。从公元7世纪开始,所有的修道院每24小时敲7次钟,这种固定循环的时间规范使基督社会有了一个共同跳动的脉搏。按照基督教义,基督徒的定时祈祷和礼拜可使灵魂得到永恒的祝福。从13世纪开始,欧洲各地教堂的钟楼和市政厅的大型塔钟已经以整齐划一的小时鸣响,预示着时间意识即将来临。原为崇拜上帝而建造的教堂塔楼变成了钟楼;每个教堂都有噶西莫多这样专职的敲钟人。

  在近代民主革命之前,专制时代的皇权一般都以权力神授来宣示其合法性,这就要求皇帝准确地判断太阳月亮运行时间,日食月食甚至彗星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乃是上天之子,“奉天承运”,任何天灾都是上天的谴责。中国皇帝颁布新历法就如同欧洲专制国家铸造金币,是用来彰显其权威的。中国历法从来都是神秘而崇高的政治,因为不准确的历法会使看天吃饭的农民错过节气和农时,甚至遭灾。即使对于日食月食等自然天象,如果皇帝宫廷的钦天监不能准确预报,也会使人们怀疑皇帝不懂“天意”,从而威胁到皇帝的权威性。皇权体制崩溃之后,中国引进了耶稣纪元的格列高利历,被称为“阳历”或“西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即公元1912年1月1日。同时还废除了传统的中国农历和春节。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对历法也实行了革命的10进制,每周为10天,每天为10小时,每小时为100分钟,每分钟为100秒。这种历法被革命政府苦苦坚持了13年;最后拿破仑恢复了传统的格列高利历,他也因此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在斯大林的苏联帝国,曾以5进制来表示革命性,每周为5天,每月有6个星期,每年有73个星期。

  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太阳就是时间,日晷几乎同时出现在各种不同的人类文化里。最早的日晷出现在六千年前的巴比伦。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人们也试图用水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古埃及人最迟在350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水钟,从此以后,它就成为古代世界的标准报时方式。水钟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孔子时代。无论是中国宫廷还是西方的修道院,水钟(漏壶)一直是最主要的计时工具。《周礼》中就有专职计时的“挈壶氏”。直到13世纪,能测量时间的仪器也只有日晷和漏壶。日晷只能在太阳下使用,除非因为天寒结冰,漏壶可以全天候计时。从张衡到郭守敬,中国的刻漏计时反复改进,一直领先于世界计时水平。为了防止水钟结冰,古代中国还出现过水银钟。苏颂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浑天仪首创擒纵机构,比欧洲要早200年。日晷的计时精误差一般达到15分钟,而如今复制的沈括水钟的每日误差甚至只有几秒。

  据说日本将每年的6月10日作为时间节;公元671年日本有了第一台可以计时的水钟,是从大唐(中国)传来的。沙漏是与水漏相似的一种计时工具,从古希腊时代就盛行于西方,神父常常用它来掌握说教时间。中国最古老的计时器当推华表。华表又名表木,实际是一种简易日晷。华表不仅体现了时间的民主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作为“谤木”,它是民众言论自由权利的象征。早在尧舜时代,中国就广树“谤木”,以批评权力的运行。随着后来皇权官吏体制的坐大,民众的言论空间遭到严厉打压,“谤木”最终则演变成象征皇权威仪凛然的“华表”,成了统治权力的象征;而“诽谤”也由批评权力的激赏,衍变为无中生有毁人名誉的罪名。

  人类最早的时间是听到而不是看到的;所谓的表其实是钟。人们即使不认识时针,但都听得懂报时钟声。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公鸡是全世界最普遍的闹钟,提醒人们起床劳动。世界任何操不同方言的人们都可以听得懂这种语言。“雄鸡一唱天下白”,白天就这样被一只鸡宣布来到。在欧洲,农民可以听到教堂里做弥撒的钟声;在东方,农民可以听到寺院里和尚做功课的钟声。打更是中国传统的夜晚的报时方式。打更起源于原始的巫术,原本是驱鬼;从受人尊敬的巫师到下贱的更夫,反应了时间的世俗化过程。明清时期,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报时的钟楼和鼓楼,晨钟暮鼓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景;而西安的钟楼和鼓楼已经成为这座现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从蒙昧时代,人类就对火有普遍的崇拜,火也被视为生命的象征;而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存在,因此“火钟”在宗教仪式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中国古人用焚香来表达神灵的崇拜,也用香来计时。根据香的规格不同,一炷香的时间从一刻钟到一个时辰不等。在欧洲修道院和贵族社会,蜡烛不仅用来祷告和照明,也用来计时。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晚上计时就是问“第几根蜡烛”。当他去教堂礼拜时,他心中的时间就是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同样,古代中国人心中的时间常常是一支燃烧的香。古代蜡烛只能用蜂蜡制作,属于奢侈品,一般人根本用不起;相对而言,中国香要便宜得多。

  太阳王路易十四问起时间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谄媚地回答:“陛下,您希望现在是几点就是几点。”农耕社会中,时间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根本不需要时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他们只关心季节变化和昼夜之分,春种秋收、早出晚归。夜晚就是一片黑暗,只能睡觉。灯油和蜡烛是如此奢侈昂贵,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使时间失去了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小单位时间的精确计算更没有太大必要。

  中国传统上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和人定。这种时间属于典型的自然时间,以太阳为中心,“鸡鸣”、“人定”就是凌晨鸡叫和入夜人睡觉。古人一日两餐,“食时”、“晡时”表示吃饭时间。古罗马历法将一天分为白天和夜晚,各有12个小时。季节变化和昼夜长短不同,白天1小时与晚上1小时相差悬殊。中国的12个时辰则是平分的,宋时还实行24时辰制,与现代24小时制一致。明清实行96刻制;一昼夜24小时为96刻,一刻即15分钟。“午时三刻”即中午11时45分。一个时辰称为1大时,半个时辰为1小时,即60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时间单位要比机械钟出现得早得多。

  无论日晷还是刻漏,都不是理想的计时工具,日晷在阴天和夜里无法工作,水钟会在冬天结冰。于是人们进一步地发明了机械钟。其实水钟本身就是一种机械钟;当纯粹依靠机械传动而不需要水时,机械钟就应运而生。大约1270年前后,机械钟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和南德一带;整个钟架在高塔上,利用重锤下坠的力量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指针走动;并用“擒纵器”控制齿轮转动的速度,从而得到比较正确的时间;它甚至可以自动鸣响报时。从1336年,第一座公共时钟被安装于米兰一教堂内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时钟传至欧洲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教堂纷纷建起钟塔。

  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技术产生了人类的平等和神的焦虑,技术将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人类由此成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机械钟几乎可以作为人类技术的最佳范例,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和杠杆,通过落下的砝码和摆锤(或者弹簧)提供动力。作为物理学先驱,伽利略常常用脉搏来计时,后来他发现了单摆的等时性。1667年, 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制造了一座带有钟摆的时钟。对钟摆的发现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科学出现了,人类成为自然的客体。在伽利略之后半个世纪,人类计时的平均误差从每天15分钟一下子下降到不可思议的10秒。至此,人类从“小时时代”一下子跨入“分钟时代”,乃至“秒时代”。

  在欧洲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西塞罗说的,“我们聪明地领会唯一的真理”。每一个罗马人作为公民(civis),都是罗马公民社会(civitas)的一分子,“civitas”后来衍生为两个比较含糊的现代字眼“civilidas”(国家)和“civilization”(文明)。“公民”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市民)。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明的产物,因此时间最早都出现在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一种典型特征。从一定程度上,现代国家也是城市自治精神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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