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看了让人很不舒服，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还没有看过，听朋友说小说和电影里面对蒋介石的刻画有很大不同。按照朋友的说法，很显然对蒋介石的“重塑”是导演冯小刚的刻意为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待我看了小说文本之后，再细细道来。而单纯以电影而论，让我不舒服的是编导对“苦难”的叙事。
苏联曾有过解冻文学，阿•托尔斯泰凭借《苦难的历程》名噪一时，电影《一九四二》也不妨说是“苦难的一九四二”或“苦难的逃荒历程”，只不过在影片中我只是看到了“苦难”，而一直没有感受到丝毫“解冻”的气息，除了苦难还是苦难，除了饥饿之外还是饥饿。影片从头至尾都配以阴沉凝重的昏暗色调，更加重了苦难给人带来的压抑、窒息与迷茫。
管子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饥饿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时，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饥饿是人的一种生理需求，属于生存论的范畴，是人的所有需求中最接近动物性的。因此饥饿对人的伤害首先是肉体的伤害，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带走一个人的性命。当饥饿不是由于己过，而是来自于外在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时，就显得更为恐怖，对人的征服力量就更加强大。他完完全全能够把一个人逼到禽兽的边缘。因此“没得吃了，还能干啥，还能说啥？”人都饿死了，还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干嘛！这是一种“常识”，冯小刚的苦难叙事也恰恰是在用显微镜来演绎这种“常识”！
之所以说《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是苦难叙事，原因就在于导演是以彻底的“写实”方式来叙述这次举世罕见的大饥荒的。随着逃荒天数一天天地增加，逃荒之人的饥饿程度也在一天天地加剧，而平时里的道德伦常反转的幅度也变得越来越大。地主开始央求农民，农民开始卖老婆，富家小姐开始卖自己，母亲甚至要掐死刚出生的婴儿，只因为饥饿多天而缺少母乳。仿佛已经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不是卖的了，没有什么事物是不能抛弃的。当然逃荒的灾民们在饥肠辘辘之时也不是完全被动，他们还有一丝的反抗。拴柱从火车上跳下来而丢了卖老婆的小米，他宁死不吃鬼子的馒头，老百姓在陕西边界跳下火车，可是这些反抗都通通已失败告终，反抗简直就成了一场“困兽斗”。剩下的依然是饥饿，没有任何拯救的饥饿，朝不保夕、行尸走肉般的饥饿。
编导们苦心孤诣地制作出这样一部悲情大戏来，其严谨认真的态度可见一斑，“写实”的程度也可见一斑。让我们又再次回到了那个流离失所的陈旧岁月，感受着国人们泣血的历程。影片中好几次都提到天主教：汉人神父在废墟中举起十字架，以及他在日军的轮番轰炸下对国民都不离不弃，蒋介石在教堂中得知国际上拒绝中方参加开罗会议的消息，以及昔日的汉人神父在教堂中质疑上帝的存在等等。导演的用意在这些精心设计的教堂和神父的镜头面前已经昭然若揭，无非是想证实一个说法：信仰在灾难面前的无力。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很多欧洲人士都质疑信仰的力量一样。所以这部电影除了“写实”，剩下的也只有“写实”了。没有希望，没有救赎，更没有信仰。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苦难，也许有人会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我却也从祖辈父辈那里听到过关于“苦难”与“饥饿”的言说：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人怎样和牛马争食吃，在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人怎样熬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病饿交加的环境下人怎样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甚至在饿死了也没钱来安葬，只能挖一个很浅的土坑，放进去，然后盖上土，拉倒。长辈们进这些故事的时候，总是带着无奈忧伤的神情，而且往往语焉不详，说的说的就把自己的话头打住，不再旧事重提。最后补上一句：都是过去的陈年旧事了，还提他干什么，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现在饿不死就行了。电影《一九四二》最后那个被路上捡到的小女孩，长大之后对儿子叙述饥荒的口吻与我的祖辈如出一辙，都不愿意再多提到那个恐怖野蛮的时代。
不过冯小刚不愿意让它过去，而且是以非常“写实”的方法，完全按照历史或小说文本中的历史实有的面目叙述出来，在叙述的过程中还不忘加上所谓的对信仰的质疑，不忘证实信仰在天灾人祸面前的软弱无力，就更为“写实”赢得了充分的言说空间。然而或者是不愿重提旧事，或者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这两种对“苦难”的态度就一定好吗？换个问法便是，难道越“写实”就越“真实”吗？尤其是对苦难的“写实”就真的能够彻底诠释出苦难的“真实“来吗？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人祸有如洪水猛兽，势不可挡，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惨重，人竟相食，饿殍遍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用文学艺术来面对历史上有过的苦难或眼前现实的苦难？并不是说只要认为想当然地推翻了信仰就没有了救赎，信仰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我们面对苦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自然主义式地叙述苦难是在将苦难本身美化，唯独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苦难？有没有避免这种苦难的方法？在肉身的极度摧残与蹂躏面前我们还剩下了什么？苦难就一定能剥夺人所有称之为人的尊严与骨气吗？靠什么支撑起人的尊严？
冯小刚为我们制造出了一九四二年的一个苦难美学，逃荒的历程每一步都精心设计，让观众在苦难中感受到了“美”的存在。然而这种苦难美学却让我感到极为不舒服，透不过起来。
对苦难本身的言说，在言说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美化苦难，是给所有人的一剂麻醉药。
苦难本身已经成为了苦难，何必要沉溺其中，问题是疗救这种苦难的可能性？支撑起苦难的信仰力量？以及苦难带给人的非肉体性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