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龙:咸、同之际的文化定位——对陈寅恪的一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6 次 更新时间:2005-04-10 1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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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龙  

  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价值理想崩溃的意味。抽去了这些具体内容,王国维就大可以去做一个庄周或陶渊明,而无须自沉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遗恨,正是其具体所处之时,地、事的纠结及其所象征的文化价值失落的结果。后人思索它,亦须直逼这一具体的价值失落之所由来而追问、深思。陈寅恪的说法,对于撇开具体的、当时有所特指的人事纠葛以见王氏自沉的深隐的文化悲情,是自有其更深刻的认识和思索在其中的,但他将这种奇哀隐痛泛化,却又确实是以自己的感受来理解王国维,并因而形成和加强了自己的悲剧情绪,这种情绪,这种历史悲情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即在于此。他由此产生、加强的历史悲情成了他观察世变、面对时局的一贯态度,而这正是他本人以后一直对时局取那种疏离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这种情绪和态度反映了对近代中国文化价值失落这一历史悲剧的悲哀沉痛,他以这种悲情来悼念王国维,来悼念曾经代表着传统文化价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于在别人看来,他和王国维一样都是在对清王朝怀着一种眷眷之情,那,其实都错了。王国维或当别论,陈寅恪对与他有杀祖之仇的清廷是未必怀这种深情的。

  

  那么在陈寅恪毕生憔悴忧伤的深深的历史悲情背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根本态度是什么呢?他很早做过的一个自我表白。一旦读出了他那个表白的真正意思,结论是令人吃惊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陈寅恪在1933年所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收笔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广为流传,引者甚多,却均未深究其意。是自谦、自贬呢? 还是在论学呢,还是在讥世? 论者或引此言说明陈氏保守,或说明其守执所学,独忽略了他为何要自己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张之学——前者似乎较后者更不易解。而关键正在这里。咸丰、同治年间并非太平盛世:鸦片战争爆发于道光年间,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名园、逼得皇帝出逃、病死于热河,则是咸丰时之事。同治年间,奕訢、文祥和曾、左、李等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在这个时期,老大帝国已因落后而挨打,但却未彻底沦丧;已被迫开眼看世界,但尚未丧失那种妄尊自大的文化自信;西方文化已携坚船利炮而来,但还只是作为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笼统的外在事实,刺激着国人的文化自省、武备自强意识,还未至国人完全相信西方文明高于华夏文明,因而主动接受西学,西方学理大规模地输入、以至于统摄人心的地步。这是一个人们还相信中国只要稍为“师夷长技”就可以“制夷”——所有这一切,都并不难办到的时代。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器物、到政制、再到学术,这各层面的逐步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失落,而这时,才在走第一步。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虽然历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是对当下的针砭和对未来的启示。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还足以统摄人心,以这种学理为根据的文化自信还未沦丧。这是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质的成功的价值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陈寅恪曾认为,“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学生”。他对派留学生之举做这样的苛评,适足为他上述观点的旁证。派留学生,输入西方学理、批判否定东土旧学,这正是咸、同以后的事。派留学生是公认的开放进步之举,陈寅恪却如此否定它,他的潜台词是很激烈的: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国动乱的祸根。以此看来,不但五四时期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严复这些学西方的思想家,都在他批判否定之列,虽然他对这些人物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微辞。曾湘乡是儒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功臣,洋务运动的重镇;张南皮更是“中体西用”的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已立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如果我们尽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来体察、揣度陈氏的原意,那么就可发现,曾、张之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除了他们“历验世务”、安邦治国的功业,“恭顺勤劳矢素忠,中体西用资循诱”的风范外,恐怕还有这么几点:一是在他们那些现在看来已落后、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向度;二是在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这种自信全然丧失的时代,陈氏对这种自信的认同就不易为时人所理解);三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应以我为主(“中学为体”),而对西学只是稍采其可用者(“西学为用”),决不能是一种价值认同。这种“理所当然”的“中学为体”的心态似乎是其时一种文化上的妄尊和愚味,它与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是相表里的。但是,我们恐怕还应该看到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在实践中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和灾难,但文化上的妄尊,除了其负面外,又有其另一面:若没有了这种文化妄尊所支撑的自信和气度,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导致了一系列灾难,而由此一起失落了的,则还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气势:此后的国人,在文化心态上就始终处于一种焦燥、急切和偏执之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心态成熟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面每况愈下,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国、泱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于连基本的心理上的常态都把持不往。陈寅恪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因此极力以他博贯中西的学术素养(这一点上他有远远高于曾湘乡、张南皮的眼界和理论),想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气度。这是把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也许,他终于是回天无力,但,他确实把自己的历史思考表达得很清楚。

  

  陈寅恪在这同一篇《审查报告》中还有句名言:“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联系他的自我表白和他在同一报告中的另一些话,我们才能发现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对于西方学说,陈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领悟其精髓并尊奉之:他晚年所明确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对“我民族”文化精神的新界说。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确切含义,则见于他在一篇文中对“道教之真精神”的阐述:“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实足以相成。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他的态度于此再明确不过了:先“尽量吸收”,全盘输入,待成己一家之说后“则坚持夷夏之论”,明夷夏之辨,以此加强、捍卫“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全盘吸收加上夷夏之别,就是陈寅恪所谓相反相成,用心可谓良苦。而近代史上,能这么做的最后契机,或许确实只在咸丰、同治之间,湘乡、南皮之际。陈寅恪的自我表白,实际上正包含着他的历史思考和文化更新的总体构想,而决不是一句泛泛之论,他的自我定位是相当真确的,至此我们才算真正读懂,真正明白了。

  

  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失去其实现的历史机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的人,在目睹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的继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摧毁,他的内心悲苦是无可言喻的。这就是一个文化遗民的奇哀遗恨。它当然是超乎任何一个家国、王朝、党派的兴衰更替的。它只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是文化遗民们赖以立身托命的文化之根。传统文化的沦亡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终身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绪,他们又把这种悲情留给了延绵不尽的历史。用陈寅恪的话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为王国维说的话,后来句句都成了应在自已身上的谶语,王、陈二人,相隔40多年,带着同样的极哀深痛离开了人世。

  

  但,纵观历史,陈寅恪这位“文化遗民”并不愿意接受自己“与之共命”的文化已然终局的结论。他仍然怀抱一种历史的企盼:“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不是指今天人们常说的作为一个学派、思潮的新儒学,而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所有精华,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代能够统摄这个民族的心性,给这个民族以新的价值理想,得到其认同、鼓舞其前进的崭新的思想体系。陈寅恪将其称为新儒学,正表明他是要坚持儒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并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上面。但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中国思想史进程的总体批判态度——在肯定其价值核心的基础上的总体批判。旧的一切,包括学理本身和历史进程,其价值只在于为“新”儒学的产生这一“大因缘”所做的准备和铺垫而已。只有这“大因缘”的实现,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辉未来。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这儿结的果是对这一可能的理想的坚定信念。后顾并不使他沉迷,因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对勘、比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点和积弊;前瞻也并不乐观,因为他正面对和经历着传统文化价值失落崩解的惨痛变局。但他对文化还是有点信心的,所以才说等待“一大事因缘”。民族文化是否能开创传衍出这样的新儒学,今天看来实在无从乐观。

  

  但对文化价值的坚信是能产生某种魔力的。毕生悲观的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却始终表现出某种乐观: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澜可以挽起,文化遗民也许非但可以延续文化命脉,甚至可以复兴文运、道统和国脉。1942年,他说过这样的话:“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适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来的1964年,他仍然对友人表达着这样的信念:“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祟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在他那一生为兴亡遗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凄凉的心境中,他始终使自己看到并相信这一丝亮光。也许只是这一丝光亮,才支撑着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与之共命而同尽”,“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吧。无论对陈寅恪其人、其学,人们还会作出怎样的评判,也可以不赞成他的文化构想、不赞成他的价值认定,但他在晚年所处的那样政治高压的氛围中,在终生无法化解的历史悲情的煎熬下,对“我民族” 的文化价值及其复活振兴能抱这样一种信念,并为此坚守自己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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