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为自由鸣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7 次 更新时间:2013-05-12 1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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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 (进入专栏)  

  

  “自由”,这本是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奴隶,最早发出的怒吼和要求。以后,每个被压迫阶级都有一部自由斗争史,每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也总有一曲自由的凯歌。

  奇怪的是,欧美资产阶级只把自己尊为自由的代表,把他们的社会称作“自由世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自由的社会。同样奇怪而又令人难过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也作如是观。对自由,或是噤若寒蝉不敢问津;或是嗫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画等号。笔者有感于此,愿为自由鸣放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个避讳的字眼。

  我们关心自由,不是从道义和情感出发,更不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自由作为纯粹精神的范畴,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自由的本质首先要从人类在自然界、人类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来看。自由始终是和劳动、人类的基本实践紧密相关的。自由是人类主体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类的自由程度始终不能超过对客观事物认识和改造的程度。自由作为人类一种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一直都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开辟道路。自由既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也不是思维的先验特征,它始终是社会劳动的属性,始终是社会实践内在的本质规定。我们关注自由,就是关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也就是关心社会生产力。既然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极大地关注自由。

  自由是怎样产生的?混沌初开,从原始人制作第一件石器开始,原始人就通过劳动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实践开创了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历程,是劳动把人与人结成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劳动发展了人类的思维和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A人类劳动的出现,就是人类自由的表现;人类劳动的开始,就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劳动的主体是原始人,劳动的对象就是自然界。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伴生出主体的自由与客体的必然的矛盾统一。初民维艰,茹毛饮血,日夜诚恐,崇拜万物,那时,人类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以至原始人的头脑中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但我们从第一批站立起来的猿人,从他们第一次发出的音节和第一件制成的石斧看到了自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是何等宝贵。人类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支配自身和外部世界,此即自由的开始。

  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够代替人类的蒙昧时期,完全是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随着生产工具由青铜器转为铁器,铁器生产又转到大机器生产,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也依次飞跃,劳动者的自由度也依次从“主人之物”转变为“主人之人”,最后转变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者。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文明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为自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每个代表新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也为自由建立了划时代的功绩。奴隶主阶级的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即是自由民主共和制的杰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荀子主张的“人定胜天”,至今还是我们历史真善美的光辉写照和宝贵遗产。资产阶级时代产生的生产力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就是给雇佣者带来的自由也是以往几千年不可比拟的。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社会革命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人的自由作出了精彩的论述,又提炼为政治宣言,并制定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纲领,并领导了革命实践。但是这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仍然不能给雇佣者带来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雇佣者的自由始终要服从资本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文明总是和不文明联系在一起,自由仍然受到特定文明的压迫。凡属某种真实的自由都是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奴隶、农奴、雇佣者无一例外都避免不了上帝对亚当的严训——“你必须满头大汗地劳动!”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结构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本性一直是要求发展的,逐步要求解放的。社会生产力中首要的因素——人(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也是一直要求解放的,而最终进入自由王国则是它的目的和动力。“人类的能力的发展,虽然在当初要与个人的发展归于一致;并且个人的高度发展,也只有由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来购买,因为种属的利益,在人类界,是和在动物界植物界一样,要由个体的利益的牺牲来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半个多世纪中所进行的革命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对立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即为人类能力与个人能力的发展归于一致而创造了条件。在我们党以十年内乱的惨重代价换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巨大补偿的今天,在我国人民正投身于城乡体制改革的现在,我们郑重研究、密切关注劳动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自由,充分依靠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理所当然成为首要之事、当务之急了。

  社会主义社会以满足全体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进行自己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生产。其中此点,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抛弃了社会自发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成为自由、自觉、自主的积极发展的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劳动者已经摆脱了私有制的必然束缚,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一般不会发生全社会的暴力震荡。劳动者的基本任务是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发展生产力,长期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摆脱自然界对于人们的束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光辉的,但其花费的沉重代价又与其成就难成适当的比例,我们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更加辉煌的成功。原因何在呢?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我党对国内外的总形势长时期地做了过“左”的估计,直到引爆出十年浩劫;连续不断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经验不足,过多地抄袭别国经济体制的模式。这些都冲击、破坏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有种种原因,使我们党内民主、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当然,这些回答都是对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再问一句,一向坚持独立自主,勇于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从建设时期的开始阶段就没有能够完全避免重大的失误,而是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呢?我想大概还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原因,那就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还是一个必然王国,我们在这个必然王国中,不可能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样已经获得的自由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建立的苏维埃俄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列宁讲:“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这样说明我们的错误的。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王国中,我国人民远未赢得自由,我们党也远未赢得自由。第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些,正是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失去自由的表现。

  “文革”对中国人民说来,确属一场民族的动乱、国家的浩劫。但是历史进程中自由和必然性的规律告诉我们,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社会主义自由最凶狠的敌人,他们妄想用倒行逆施的“意志自由”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到头来却被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彻底粉碎。马克思说得好:“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根本任务、主要矛盾等问题的认识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意味着我党在社会主义必然王国中,赢得了更多更大的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了集体劳动模式和小生产者“以粮为纲”的思想,并制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型政策,向八亿农民指出了农业劳动的自由之路。八亿农民在责、权、利一致的承包土地上,放开手脚、投资投劳、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包括可以脱离土地经营工商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从而避免了相当的地区、相当的农民终年不得温饱的惩罚。这些都证明,农村改革的胜利,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胜利,同时也就是农民劳动自由的一次重大胜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将讨论通过城市企业改革的决议,可以概括两点决议精神:其一,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是赋予企业以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矛盾存在的必然性。我们对此必然性而产生的政策,就是给国家收税的自由,给企业以自主权的自由,给职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自由,力争结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其二,中国的计划经济,将是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我们对此而产生的合于必然性的措施就是利用价值规律,给指导性计划以日益扩大的自由,给部分行业以市场调节的自由,给经济效益、经济杠杆以自动调节的自由,打破官僚主义、无所不包的计划给我们带来的必然性惩罚。城市企业体制改革必定胜利,同样这将是工人阶级又一次劳动自由的胜利。

  目前,我国农民取得的劳动自由和工人阶级将取得的又一次劳动自由,既有它的客观性,又有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因为,“各尽所能”的劳动是真正自由的劳动,最好不要把它作为被动的义务来看待。在这方面,政府、社会和劳动者自己都要不断为其实现而创造条件。因为自由总是相对的,总是和必然性相比较而存在的。

  最后,请允许我再放一炮。这是马克思主义表述得最完整的一段自由观,但愿我能够有的放矢,切中自由之的: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来源: 《改革放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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