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访谈(五):中国模式和全球化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6 次 更新时间:2013-05-10 09: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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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袁莉:能跟您聊一下所谓的中国模式吗?中国模式在您看来具体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

  秦晖:目前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在低人权条件下,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形成跟西方的一种独特互动。用我的话讲,就是中国式的尺蠖效应和西方式反过来的尺蠖效应形成一种互动。

  这当然就涉及到我对西方问题的看法。西方目前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左派的责任还是右派的责任?左派说就是因为你们自由太多造成的,尤其是金融自由太多造成的;右派说就是因为你们福利太多造成的。

  我的意见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但都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种状态。因为自由放任就是低福利低税收,福利国家就是高福利高税收,理论上讲,它们都应该是财政平衡的。现在整个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有债务问题,只不过欧洲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主权债务,美国的债务问题主要是消费者债务,但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你看美国从2008年以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居民消费债务明显下降,但是国家债务就越来越高。欧洲也是这样,欧洲如果实行某种政策也一样可以化解国家债务,但会造成居民债务上升。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多债务出来?我觉得民主制度现在的确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民主制度也会造成一个尺蠖效应,只不过这个尺蠖效应和中国是相反的。中国的尺蠖效应是说,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所以左派就为皇上扩大权力,右派就为皇上推卸责任,或者说左派帮他横征暴敛,右派就是不准老百姓花这笔钱,结果它的财政当然是钱多得流油。

  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右派说,你不准向老百姓要钱,左派说你必须给老百姓花钱,结果把政府搞的越来越穷,债务越来越大。左派一上台就要增加福利,但是税收很难增加,右派一上台就要减税,但是福利很难减。这么一搞,结果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但是在全球化以前,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因为在每一个国家财政盘子一定的情况下,这么搞肯定很快就出问题的,这个游戏你是玩不了多久的。

  而且,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不是不能接受相反的诉求。老百姓可以选择增加税收,也可以选择降低福利。你看英国、法国原来国王征税大家都不愿意,结果议会征税大家都愿意,而且征的税比以前多得多。福利也是一样,像波兰、匈牙利,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利,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是要无限问责的。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老百姓不是太聪明,当然也不太笨。如果你真是要“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玩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大问题,出现问题老百姓就会改变他们的诉求。

  可是全球化了以后,政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透支,可以把这个债务窟窿给盖起来,让大家都感觉不到,感觉不到这个游戏就继续玩,一玩玩了几十年,结果把这个坑搞得好大好大,终于有一天这个坑盖不住了。

  但有人愿意去给他透支,这个透支不是抢钱。我是反对用美国的霸权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虽然美国可能是有霸权的,而且美国也是追求霸权的,我并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事情是不能用霸权来解释的,因为透支不管怎么说都是自愿的,而且不需要霸权。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希腊就在透支欧洲,可是希腊透支欧洲并不是希腊有什么霸权,这完全是自愿的,欧洲就是愿意让他透支。我觉得最愿意让人透支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我刚才讲了,中国的游戏规则是相反的,由于中国的尺蠖效应,现在产能越来越过剩,居民的消费率越来越低,政府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不供他们透支,中国的再循环没法进行,所以就造成一方面中国畸形增长,另一方面西方畸形消费,尤其是美国的那种畸形高消费,这两边都在积累问题。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全球化以后,一方面资本走了,走了以后劳资之间的谈判实力发生逆转。而且资本走了以后,就业萎缩,就业萎缩对福利的需求就增加了,但是同时资本走了税基就少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体制就是避免双重征税,比如说法国的资本跑到中国来,它就不向法国交税了,而且双方还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但假如这个法国资本家愿意跑到中国来当国民,也就罢了,因为他会在中国有公民意识,就会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可能不抢。但是他人又不来,他还是法国人,他把公司注册到法国,享受到资本主义的产权保护,但是又跑到中国来靠社会主义给他提供超额利润。

  这是很糟糕的。照我看很简单,你要么就干脆做中国人算了,就不要做法国人了。你既然说共产党那么好,你不能两头都占。在目前全球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只有两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个是要废除这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制度,你资本走了不能把纳税的义务给推掉,因为资本走了以后,就业少了,就增加了福利的需求。

  还有一个(当然这个事情不能马上实现),不管是通过左派那种所谓的增加产出的思路,还是通过右派那种削减开支的思路,肯定都要做到财政赤字标准的宪法化。民主国家的预算是由议会定的,但是议会不能任意制定预算,像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有它的预算赤字红线,就是不能超过GDP的3%,但那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变成大家都去透支。未来必须把预算变成宪法的死杠,就是议会不能通过赤字超过百分之多少多少的预算,那种不负责任的预算是不能通过的。现在已经那么高了,没有办法一下子压下来,但是那些债务还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应该把这个东西宪法化,债务已经高了的国家如果将来能把债务压下来的话,也必须要把这个刚性化。

  当然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还是得靠全球化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全球化肯定是个进步,但用我们中国的老话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没有民主、人权标准的全球化,肯定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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