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腾:从西南联大的课堂与课后窥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5 次 更新时间:2013-05-09 20: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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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腾腾  

  有这么一所抗日战争时期设立在昆明的综合性大型,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其在办学的八年时间里,培养出了2名诺贝尔获奖者,176位院士和无数个人文学科的大师,这所大学就是蜚声中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诸多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有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有从西南联大的精神出发,有从革命历史出发,有从制度方面出发,也有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凡此种种,著述颇多。而我只想从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与课后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角度出发,阐述我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从西南联大出发,反观今日的大学。

  

  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可谓大师云集,从一段介绍西南联大教授的文字便可以简单窥视教授的背景:“当时联大教授180人左右,有156人在国外留过学,留学七八年以上的不少。其中留美97人,留德、法38人,留英18人,留日3人,在其他国家留学和在多国留学的21人。联大常务委员会的3名常委中两人留美,蒋梦麟是教育学博士,梅贻琦的工学硕士;5名院长都是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文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87页)。

  

   而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是北大、清华与南开的肄业生,学生素质较高,这样的学生质量在国内范围内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在那样一个战乱时期,无数的学子在交通困难和经济窘迫的情况下毅然奔赴大西南,报考西南联大,而不少转学生也是奔着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而转投联大。

  

  氛围自由的课堂

  

  1、通识教育

  

  在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中就表达了对通识的看法:“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36页)。

  

  “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简要说来,该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无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大学四年的课程,至少要有三分之一课程属于普通教育,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该融会贯通”(黄延复 钟秀斌著:《一个时代的斯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第160页)。

  

   联大的课程包括共同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部分,而体现通识精神的是共同必修课。“全国性的共同必修课主要集中在一年级,包括: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伦理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一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和一门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地理学概论、普通心理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数学、普通微积分)”(西南联大研究所编:《西南联大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108页到109页)。

  

   这样的课程设计和现在美国大学里的核心课程很类似,旨在让学生拥有一个广博的知识,同时学会独立地思考,学会综合性地看待问题,能够将知识融会贯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国内的通识教育进行了一些年,各种讨论应接不暇,但无论讨论如何的繁多,根本上还是要向回看,就像许纪霖所说的:“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必学西方,只要回到民国的传统就可以了。不必和世界接轨,先和传统接轨,我看已经大有希望了。你看西南联大,虽只存在短短的8年多时间,但培养出2名诺贝尔获奖得者,176位院士,无数个人文科学的大师。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样伟大的大学吗?”(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第78页)。

  

  赵瑞蕻在回忆中写到:“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和锻炼,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赵瑞蕻:《离乱弦歌忆西南联大作者》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在﹝美﹞易社强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也写到了当时的通识教育:“联大以美国的通才教育为楷模,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按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而两门必修的社会科学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选择。每个学生都得学习哲学入门和科学概论。即使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在不同班级和教师中也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在头两周可以自由补选或退选而不受惩罚”(﹝美﹞易社强著 饶佳荣 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第111页)。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不仅仅体现在了课堂的教学与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在西南联大教授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背景上。如果只有“通”的课程设置,而教授们没有“通”的背景,通识教育也是难于实施的。“所有教授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专家”,而在这些教授中,很多人都是知识面非常广的,可以说是中西古今兼通的。比如“闻一多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西洋现代文学,又是诗人,画家、书法家”(西南联大研究所编:《西南联大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51页),而梅贻琦则是“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为,本来就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儿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而两度出任教务长的潘光旦也可以说是学术上的通才:“他开过家庭教育、优生学、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陈寅恪是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贯通的大家……除此以外他还精通中国传统医学”(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89页)。

  

   其实通识教育的意义不仅在课堂之上,课下学生也要增加阅读量,多参加学校里的学术活动和讲座。国内的通识教育的问题就在于虽然科目繁多,却只有表皮而没有内涵。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科目也很多,但其课程的核心还是西方文明,在繁多的课程中保留了一些核心课程作为人人必修的课,就像当年西南联大里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当然在我们的大学里,核心课程,尤其是大一必修的核心课程同样是有的,但却没有核心课程背后的核心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可以延续几千年的内涵。或者是有了这样的课程,也有了诸如国学课一类的课程,却成了一种概论课,从头拉到尾,拉一遍,课程之中少了教授个人的精华与思想,更少了学生的参与和讨论。

  

   在甘阳的《文明•国家•大学》一书的大学部分就针对通识教育以及国内大学通识教育的种种问题开展了论述。我想在这里简要区分两个概念,也就是区分General education 与Liberal education的概念。General education可以译为通识教育或者八十年代以前译的通才教育,一般教育,普通教育,而Liberal education 可译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或者自由教育。这几年一直有人在提通识教育,大学也在推行通识教育,但这样的通识教育制度学习的还是美国大学的教育制度。而美国的通识教育的出现是因为受德国模式的影响,过分强调专业化,而中国实行通识教育前,则是受苏联模式影响,强调专业化,分工化,重视自然科学,实用性,因此如果照搬美国的通识教育制度则多少不妥。美国的通识教育的出现,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获取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根本还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西方文明的内涵,学会独立思考,拥有判断力。前面提到的Liberal education 则起源于古希腊,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广博的人,而是培养一个自由的公民,拥有优雅的气质,说白了就是知识界的精英。Liberal education的大学在美国主要是存在于文理学院中,不分专业,或者专业化不强,旨在培养一个可以继续深造的人。而General education 存在于美国综合类大学的头几年,先博后专。今天在中国,通识教育仅停留在表皮,而博雅教育,或者说自由教育,人文教育却还没有真正开始。

  

  2、教授的授课方式

  

  无论是从西南联大教授的留学统计来看,还是他们所涉及的领域,都体现了一个‘通’字,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这也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之一。在这样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中,容纳了古今中外的种种知识和种种思想,并不强调某一方面,各种知识与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开放而自由的环境,自由的氛围也就多来自于此种开放并包的精神。“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110页到111页)。

  

  “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而重视讲授自己研究所长”,教授课前都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例如外文系的吴宓教授,他所讲授的最精彩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讲课时,他自己完全融入于作品之中,他的课极富感染力。他备课极为认真,每讲授一次欧洲文学史,总要尽力重读他已十分熟悉的从荷马史诗,直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原著”(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7页)。

  

  老师在课前不仅认真备课,课堂上也用一种引导的教学方式,而非灌输。

  

  “社会教条的宣传是‘教育’,一切公式的灌输都是‘教育’。如果这一类的措施是教育,北平便宜坊中填鸭子的勾当也不失其为教育了。因为凡属经过‘填’的鸭子,确乎在短期之内会有长足的发展,而可以派一种特殊的用处,就是任人宰割,大快朵颐”( 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14页)。我们都知道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也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上被加工的产品,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而缺乏的是特点和多样性。反观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比如小学教育,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无法因人而异,那种最听话的,做的和老师所要求的最一致的学生便是公认的好学生,而那些淘气的,调皮的,或者有想法的学生往往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差学生。学生被从小就要求上课背手、挺直腰板地听课,也要求按照老师所讲的,老师的笔记去回答问题,偏离一点就被认为是上课不认真。这样的问题甚至发生在现在的大学里,一些老师会要求学生完全按照老师上课的内容回答问题,言外之意就是,你的回答越是接近老师讲的,你就越是在认真地听课,这种类似小学生教育的课堂,对于检测学生是否听课了不失是一种手段,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难道教育的目的就仅仅停留于此吗?是老师把学生弱质化了,低龄化了,还是学生在这样长期的死板僵化的教育之下也习惯了低龄化?

  

   其实大学自由氛围的产生,除了外部环境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一所大学,在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并非就不能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比如西南联大,因为大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教师和学生。纵观早期的欧洲大学,在现代大学成熟以前,其实就是学生找老师,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寻找老师,然后才组成了一所大学,或者是老师找学生,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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