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腾:从西南联大的课堂与课后窥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3 次 更新时间:2013-05-09 20: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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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腾腾  

  是一个有机体,在共同理念的支撑下,便可以形成最好的大学教育的雏形。

  

   在这样一个教师引导学生的环境中,是应该包括各种观点的碰撞,也应该是鼓励不同观点的。

  

  在金岳霖的课堂上:“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112页)。

  

   “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 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14页)。可见在这样一种引导而非灌输的教育里,老师的角色更应该是一种能够引导学生自求的角色,那么就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是思维的启发者,老师给予学生的是思维方式的展现,引导学生跟随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学到的是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当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应该是多元的,是并非唯一的灌输,而是多种角度出发,不论学生赞成哪一种角度,只要合理,就应该允许其存在。

  

   在美国哈佛大学里有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叫做“正义”,其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课堂里,没有定论,没有一种角度的灌输,只有不断地发问,不断地让学生提出看法和认识,然后进行辩论,随着问题的提出,回答,再辩论,再提出新的问题,再回答,再辩论,层层深入,便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其实这也是一种“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

  

   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教师应该有的责任,而当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将传道、授业、解惑这样一种引导式的教学任务统一解决于课堂之上并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要算是雷海宗教授了。在一篇名为《回顾西南联大人物历史,启示当今高等教育方向》的文章里作者就回忆了雷海宗教授上课的情形:“他教学认真,讲授富于计划性和条理性,语言生动声音宏亮,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在三尺讲台上,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大脑积存的学问与智慧,把传道、授业、解惑三项教学任务统一解决于课堂之上深受学生的欢迎。授课精湛的名声迅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以至在他讲课时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土,趋从若骛。在他上课时,能容纳约200人的大教室,熙熙攘攘坐满了人,座无虚席,临教室外走廊的窗户打开,窗外也站满了旁听人众或迟到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真是名噪一时之盛。那时在联大学生中好似有个说法,上了联大,名师如云,真是幸运,但是如果没有上过雷海宗潘光旦的课,这联大就白上了。这就以实例说明了‘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雷海宗的例子,是联大名师授课的典型和特色,极具‘启示’价值”(申泮文:《回顾西南联大人物历史,启示当今高等教育方向》,文章来源:中国网 2004年09月14日)。

  

  若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教授讲课讲的好,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点名答到的,因为强制式的教育是教不出优秀的学生来的,同时好的教授也应该是允许学生旁听的,而非是关着门,不允许其他人进来的。在这样开放自由的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学习,也拥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西南联大正是在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后来那么多的大师与院士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

  

  

  

  关系紧密的课下

  

  1、课后从游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这段话出自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之中,表达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从游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课后教师以身作则,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增长学问和学会做人。

  

  现在的大学里,教授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课本的内容外,很少找时间和学生进行课后面对面的讨论,交流,甚至很少将学生请到家里或者组织一些小型沙龙。殊不知,很多知识,很多学问与很多道理,尤其以身作则的学问却是在平时潜移默化中才能学到的。也就是“使学校教师学生二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在《联大教授》一书中就记录了一个关于雷海宗当年的故事“雷先生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和蔼可亲,不仅在讲堂上认真讲课,循循善诱地引导研讨班学习讨论,而且课外悉心尽力地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并热情地关怀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在回忆张奚若老师的文章里写到“每逢春节,他都要我到他家过年,和他一家人一起吃晚饭,无拘无束”,同样是张奚若,回忆的文章里就写到“张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老师,既言传又身教,感人之深自不待言”。(杨振宁 汪曾祺 冯友兰 吴大猷等著:《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第79页和第119页和第116页)。

  

  李赋宁在《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八位老师》中回忆到张奚若先生和吴宓先生时,这样写到:“因此吴先生常带我去张先生家喝午茶。张先生在欧美留学和工作多年,熟悉西方社会风俗,习惯,乡土,人情。张夫人杨景仁女士早年留学英国,习文学。张先生和夫人都好客,健谈,且都喜欢在中国话里夹杂英语。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文雅的英语词语和有关西方文化的背景知识”(杨振宁 汪曾祺 冯友兰 吴大猷等著:《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第86页)。很多时候学知识未必要在课堂上才能学到,也未必要通过书本,若是有心好学的人,从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中去发现,去思考,从所遇到的每个人身上,谦虚好学,都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便会把别人的东西吸收进去,变成为自己的东西。而接触的人要是是一些拥有渊博知识的老师,那么所吸收的东西必然也会格调高雅,意境超凡,起点也就高了。

  

  赵瑞蕻也回忆到:“师生之间可以随意接触谈心,可以相互帮助和争论;在春秋假日的假期中,师生结伴漫游或喝茶下棋,促膝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127页),在当时的很多学问与人品俱佳的教授身边总是聚集众多的学子,大家一起谈经论道,师生的关系平等而自由。而当时在星期五、星期六上中国通史课的钱穆在这两天都住在西南联大的宿舍里,因此学生都去拜谒与请益,常常是络绎不绝的,无论学生询问的问题是否简单,钱穆都一一作答,没有倦意,“老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福建出版社,2010,第40页)。

  

   在那时的西南联大,虽然物资上是非常简陋,学校设备亦是简陋,资金不足,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课后的关系可以如此亲近与融洽,大家生活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在战乱时期,在每日都要跑警报的日子里,却能为了学术的目的而努力,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现在大学所不具有的。那种如同中国传统社会里书院式的学习方式,每日耳濡目染,亦是师亦是友,这也是构成大学自由氛围的一部分。大学的氛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更多的也是来自于课后。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期,联大的教授多居住在文林街和青云街等地,因此在这些地方时常举行一些小型的沙龙和茶会,参加茶会的除了老师也有学生。在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就写到:“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又写到:“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在美国有这么一类大学:“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美国高校的重要种类之一,以本科教育为主,特征是注重全面综合教育”,“同时,由于文理学院的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来自百度百科),这样一种大学的特点就在于人数少,但教授人数比较多,因此小班上课的同时,多名教授可以带少数学生,学生老师之间的互动与接触较多。同时这样的大学远离城市,大多数远在郊区甚至乡村,有一个较为清静而非功利的环境,非常类似当年的西南联大,对今天的教育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2、教师鼓励学生自学

  

  课上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而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的大量知识还是来自于课堂之后。这样的学习除了与教师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中学到教师做人的一言一行,同样也来自于课后的大量闲暇时间去自我学习。而西南联大的老师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也是鼓励学生在课后自学的,在这样的鼓励之下,才形成了很好的学习风气,对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教师除了抓学习,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和开展各种学习互动外,也要放手让学生大胆自学与独立思考。

  

  学习中在遇到问题时除了可以向老师请教之外,最主要的是要学会自我学习,也就是自学。自学是带着问题地学习,学会如何带着问题去查阅资料,如何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逐步解答问题。甚至往往刚开始问题都会比较大,但大问题地提出一定是好事,虽然这样的问题难于一时解决,但却可以用问题激励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去探寻。同时自学要学会忍受寂寞,忍受孤独,往往问题的提出是没有人可以解答的,只能自己寻找答案,也是没有人可以交流的。

  

  “往重自修,灌进去的知识学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的来,自修的能力是求学的唯一条件。不养成自修的能力,决不能求学问”(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175页)。学生自学,老师也要明白自学的重要性,因此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闲暇时间,同时在课堂上要启发而非灌输:“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32页)。

  

  当时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关于自学看书学习的例子:“有一位姓陆的学生,是学校的泡茶馆冠军。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在一个熟识的茶馆里泡着,干脆把洗漱用具也带了过来,一起床,就跑到茶馆来洗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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