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9 次 更新时间:2013-05-07 10: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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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伤亡惨烈 震惊中央

  

  “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是指1967年5月6日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时称“五·六大血案”或“132厂大惨案”。

  成都“五·六”事件,是文革早期成都地区乃至四川全省发生的规模最大、一次性伤亡最多,场面最惨烈的武斗悲剧。132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文革时更名为“红旗坝”),是一家涉及飞机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即现今研制“枭龙”战机和第5代隐形战机歼20而闻名于世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1967年5月6日,该厂造反派和对立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发生冲突,成都市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包括北京和外省赴川红卫兵)紧急声援,由此引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与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场面壮观,战况极惨烈。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者2000多人的“大血案”。其时,以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为首的成都市各大小医院100多辆救护车全部出动,川医附院太平间内摆满了死者遗体,所有病房(包括临时病房和过道)挤满急待救治的伤员。造反派、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志愿献血队”集聚医院大门,排队等候献血。这种惨景,中共建政以来在成都从未有过。一时,全城悲声,群情激愤。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高层震惊。

  反应最激烈的,是已占据主流地位的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排名第一位的北大聂元梓,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当天晩上就第一个发表《关于四川局势的声明》,强烈声讨“产业军”,表示坚决声援四川造反派。有“地派”之称的北地“东方红”,更是连夜组织万人集会示威,声讨成都“五,六”事件(有一赴川北地“东方红”战士李全华在当天事件中遇难)。其余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首都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对成都“五,六”亊件表态,一边倒地声讨“产业军”及所谓后台,声援四川造反派。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还连夜采取行动,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员的指认配合下,四处查抄打砸“产业军”一派在京机构及人员驻地,搜捕其成员(当晚就抓获数十人,其中据说有一名“军长”级人物)。

  不仅如此,群情激愤的首都红卫兵,甚至要发起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开赴四川与“产业军”及其后台“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决一死战。此议后被周恩来制止。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仅同意由北京医学院派出30人组成的医疗队乘飞机赴川,参加对“五·六”事件受伤人员的救治。

  4月开始,在毛泽东发话并一直关注下,中共中央高层以周恩来为首,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其时,负责“支左”的四川军方(成都军区)领导,和一些造反派头头正在北京(有人是被中央指名从监狱放出直送机场的)。由此,惨案消息当晚即直达中央最高层(先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后报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迅即作出强烈反应。当天深夜,中央即电令成都军区派野战军部队进驻(此前该厂军管会是空军人员),全面接管132厂,逐楼搜捕产业军“红联”武装人员。其后在中央命令下,部队又接管了市郊的火葬场(据说怕“产业军”私下焚烧遇难者尸体,毁灭罪证)。再后来,还派出军队,加强对收治伤员的川医附院和省医院的保护(有小道消息称,产业军会来医院抢伤员)。

  第2天,5月7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紧急出台,并电告成都。这份《决定》共有十条内容,世称“红十条”。其中主要内容,一是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予以公开点名。二是全面改组了成都军区领导班子。

  其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却是破例专言前一天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据称,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不仅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而且还亲笔修改过其中某些字句,其权威性非同一般。不过,后来有消息传出,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最初文本,竟是出自红卫兵造反派笔下。是由川大的一名学生造反头头,和一名“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笔杆子共同执笔起草。“五,六”事件当晚完成后,连夜送中央高层审稿定夺,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除其中的人事任免外,主要内容及倾向,反映造反派立场观点也就不奇怪了。中共中央文件,由学生红卫兵来起草,大概只有毛泽东搞的“文革”中,才会有此奇亊。

  虽然与弥漫成都全市的过激舆论言词比较起来,谈及这次流血亊件,此《决定》语气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已经给一天前发生的成都“五·六”事件定了性,也给事件参与一方的“产业军”定了性--间接宣判了“产业军”的“死刑”。

  从此之后,号称有数十万之众,并一直受到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公开支持的“产业军”,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此从成都地区的文革舞台上逐渐消亡了。正如同几个月之后武汉“百万雄狮”的命运一样。

  

  背景之一:“产业军”及其他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是文革初期成都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

  关于“产业军”,有些文革著作中曾有记载。例如王年一先生所著文革简史《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产为军”,是这样提及的:“‘产业军’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1967年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5月11日,‘产业军’把已经亮相支持激进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抓走。”

  应当说,这段关于“产业军”的简述,既稍嫌简约,又不甚准确,与当年“产业军”的史实真相,相去甚远。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几经串联,11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两天后的11月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17个单位40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21人组成筹备组织。其名称则是根据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产业工人”这个词组,定名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第二天凌晨,按当时流行做法,分别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两封“致敬电”。12月1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在红照壁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言》。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进入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反复冲击下,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其时,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就成了稳定和控制局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以后,军方态度成了各派争夺的关键和核心。

  与造反组织相比,“产业军”有“几多”: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多。由于这种背景,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人选择“支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而不肯支持成员复杂,反地方当局色彩浓厚的造反派。

  从2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文革”形势发生重大逆转。2月上旬,军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明确支持“产业军”。军方首先在军內逮捕造反派,取缔军内造反组织。并以“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亊件”为由,逮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和成员。在赴川首都红卫兵支持下,以川大8.26战斗团和“兵团”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及造反派,在成都军区大门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造反派,包围堵塞大门,多日不退。

  2月1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2.17信件”(据称,此信其实是成都军区领导自已搞的,仅电话告知军委某副主席,就以军委名义发布)。2月18日,军区破天荒出动军用飞机和直升机,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万份“2.17信件”传单。以此为转折点,军方开展大规模全省“镇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县,相继发生造反派被群体性逮捕拘留、造反组织被取缔的事件。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镇反”。

  这次“镇反”规模空前。从2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四川全省近10万人被捕。“文革”后,有文献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二、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随着成都主要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明令取缔。“产业军”一跃成为成都“文革”的主流派,而且在军方和公安部门取缔“兵团”和“8·26战斗团”等造反组织、逮捕拘留其成员时,“产业军”起了相当作用。不仅逮捕人的名单多数是“产业军”提供的,后来发展到“产业军”自已扭送人到公安机关强行让对方收审逮捕。甚至“产业军”人员看谁不顺眼,比如发了几句牢骚的造反派家属或同情者,或是骂了他一句“保皇狗”之类,仅十二三岁的少儿,也一样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收监。由此,“产业军”在市民中大失人心。这也是后来在“五.四”川棉亊件中,市民自发设卡阻挡路口不让“产业军”援兵通过,以及“五.六”亊件中一喊“打产业军”,市民便一呼百应,纷纷跑往132厂声援造反派的原由。

  4月初,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产业军”的转变。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预和压力下,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员相继被释放。全省范围内,造反组织重新崛起。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线性错误,正着手解决四川问题,军方感到了极大压力,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二月镇反”中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产业军”,从4月上旬起,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小规模冲突不断。

  

  背景之二:川棉“五·四”事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在四川国棉一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世称“川棉大血案”,这可以看作是两天后“五·六”事件的预演或序幕。

  川棉一厂是成都市有数的国营大厂,有职工近万人。由于产业工人多,该厂又是当初成立“产业军”的发起单位之一,其在“产业军”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军”在该厂的组织是“川棉产业师”,系全市产业军的中坚力量。

  厂内与川棉“产业师”对立的造反组织是“红旗战斗师”,人员及势力上,较前者相对处于劣势。由此,造反派重新崛起后,一批大学红卫兵(川大“8·26”和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就应邀以“学习队”、“联络站”名义进驻该厂,倾全力支援红旗战斗师与“川棉产业师”作对。由此,两派经常引发摩擦和小冲突。

  其时,两派在川棉的控制区分别为:产业军以“产业大楼”为主体,控制周围各幢大楼,“红旗战斗师”则主要控制该厂“生活区”。

  鉴于外来红卫兵对自身构成的威胁和侵扰日益严重,4月30日,“川棉产业师”发布“勒令”,要进驻川棉的红卫兵当即离厂,否则后果自负。就此引发事端,拉开了武斗序幕。

  5月1日清晨6时许,产业师出动人员抄了“红旗战斗师”总部。同时被抄的还有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川棉学习队及川大“8·26”联络站驻地,事端初起。下午,两派谈判未果,双方各自调集人马,暗作“决战”准备。

  5月3日下午,冲突再起,两派互有人员受伤或被抓走,事态迅速扩大。成都军区闻讯,速派出4卡车解放军战士前往制止武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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