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未名湖畔的痛哭——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4 次 更新时间:2013-05-02 08: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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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感谢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为我去胡佛档案馆抄录的林昭档案】

  

  1958年5月4日,林昭还在北大,在给妹妹的回信时,她说,将近5月,未免又有些善感,心绪不宁,懒于执笔。“今天是五四,又是60周年校庆,我只好一清早就躲了出来,这次校庆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原计划邀请世界各著名大学来参加,可是这一年来,又反这又反那,‘烈火’熊熊至今未息,结果是草率得十分不像样。”她感触更深的是——“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见童颜尽白头,以北大文坛来说,年来凋落殆尽。”“去年此时《红楼》的工作人员和基本作者大部分都出了问题。今天偶然又知道第一期上“小丫头”的作者亦入了派,我原以为她还是仅存的硕果之一呢”,就连《遥寄东海》(载《红楼》1957年7月1日)的作者之一张炯也犯了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双反中受到批判,但未戴帽子而已。“另一作者谢冕批判揭发了他好多材料,并说过去未早揭发,一是顾惜十年友谊,一是怕他(张)党籍成问题,可以想见情况之严重了,然而十年友谊毕竟是没用的,抵不上党性、组织性”,北大中文系的油印小报以此为头条新闻,她看后只觉得无话可说——“臣罪当诛,天皇圣明,我又什么话说的?”张炯、谢冕都是她熟悉的中文系同学,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反右运动发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她跟妹妹在私信中继续说,近来北大全校被火“烧”最烈的都是一些颇有真才实学、颇有名声,而性格与世俗难合的老教授们,她所在的中文系又是重点。最初见校刊上报道批判王瑶,她还不觉得怎么,因为平日里不算很熟。后来“烧”到吴组湘(她曾把吴讲《红楼梦》的笔记给妹妹看过),她就很动心,“想去看看他,又不敢,因为他是预备党员,不过入党两年未转正,这次大约保不住了”。不久,火又“烧”到了她的恩师游国恩,“那天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我独自在屋里,看了校刊,气得失声痛哭,这些时间以来,我很少流泪,因为哭不出,这次却痛愤难禁,气满心头,凭什么把这些学者这样糟蹋,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望六的人了……可是我仍无话可说。”

  即便在大难临头的1957年下半年,她心底仍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无情的现实再次粉碎了她了良善的梦想,她在未名湖畔的失声痛哭不只是为由衷的欣赏她的恩师游国恩,更是因残酷、荒谬的现实使她“目击心伤,五内欲裂”。

  然而,此时的林昭还比较单纯,对“毛主席”的一举一动仍很关注,信中不只提到——“今年五一很特殊,毛主席第一次不在北京过节,这不免要引起一些猜疑和议论,人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不说而已。”而且她还留意到毛不久前在成都的一个报告,有“思想解放”等说法,尽管大部分是谈经济建设问题。显然,与千千万万“右派”一样,她也没有看清糟踏知识分子的祸首就是毛,所谓“思想解放”也只是要人们完全的降服,全然放弃独立思考罢了。她并没有读懂,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对于她个人的命运,在1958年5月4日,她还没有往太坏处去想,至少未名湖畔依然有她容身之处,她还可以正常的生活、思考和观察。多年后,他在提篮桥监狱想起未名湖的岁月,仍充满依恋和追念——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大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1966年12月14—15日《未名湖畔——竞技者语》)

  她曾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纠结、挣扎过,她曾在《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的公开信上签名,尽管很快就被北大的“读者”揭发、揪出,毕竟她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一个一心融入“新中国”红色潮流中的知识青年,然而冷酷的现实最终将她踢出,逼她走上一条觉醒的反抗之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须拔高林昭,似乎她在思想上早就觉醒了,其实,不仅1958年她对现存体制,对导致她和许多身边的老师、同学蒙难的反右运动,都有比较模糊的认识,她的质疑也是不彻底的,虽然她感到这一切令她无话可说,但是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她只有朦胧的意识。即使到了1961年10月14日,他短期出狱期间,她也曾被当时的一些主流信息所欺骗,甚至在《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切赞助和实地促进党的政治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的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她的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她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最终在提篮桥监狱决绝的斗争中,她洞穿了极权体制的一切把戏,在思想上完全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令人感佩的其实是她的风骨,她从来没有低下头,反右时她在北大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大约她至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有一位领导为此找她谈话,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来说,有××、××都比你好!”她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说:“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她说,自己追求思想转变的过程是竭力,如果要承认自己错,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1961年10月是她当时真实的认识,不是强权和压力下的屈服。同一文中她袒露心声:“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折磨以至一起去死!……”

  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多少须眉男子无地自容,即使今天有人试图诋毁林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铸的事实。真实的林昭,是有血有肉的林昭,有胆有识的林昭,同样是有感情的林昭,1958年5月4日她给妹妹的信中谈到对感情的认识:“不为时代允许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本身就是抗拒了时代的——违反时代眼光,爱为时代所否定的人,或采用时代的不同意的方式。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为时代所同情,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存在得更执着。”

  即使她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留下的文字(不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有关于柯庆施的“灵”恋,她还创作了20多万字的对话体《灵藕絮语》),也无损于一个战士,一个反抗者,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对柯庆施,她其实了解不多,只是报纸的报道和上海人的口耳传闻,就在这封给妹妹的信中,她以友善的口吻提及柯——“他(毛泽东)不久前在成都作了一个报告,……柯市长倒也好,做他的随员到处跑。”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解释她的这些文字,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部分文字,很不完整,更多的档案还被封禁着,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她在狱中最后岁月的情况。她诚然不是完美的,但她在那个极为险恶的时代,用全部生命资源进行了最后的反抗,并为这个苦难民族提供了超前的思想。我又一次想到鲁迅那句话,“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让我们铭记她在未名湖畔的痛哭,记住她走过的那条路,几乎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血印。 2013年4月17日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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