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保英: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及合理利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 次 更新时间:2013-05-01 22:51:20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关保英  

  第二个层次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对行政法作为一个学科的价值,即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对行政法学科体系的功能与意义。第三层次是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对国家法治体系的价值。即一国法律体系中行政法学本土资源的意义。上列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一个相对微观的问题,因此,不宜放在本论文中进行专题研究。而第三层次则距离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相对较远,其也不应当是本论文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将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价值框定于行政法学学科之中才是有实质意义的。由此出发,我们认为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价值有下列方面。

  其一,确定行政法学属性的价值。行政法学的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确定,一是将行政法作为一个普遍而统一的事物对其属性的确定。行政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如行政法以行政权为基础,行政法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规范和程序,行政法与行政活动过程有关联等。二是将行政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现象,即其在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中的性质。如有些国家的行政法其属性在于进行有效的行政控权,有些国家的行政法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管理,还有一些国家的行政法是一种二元结构。与行政法具有上列两个特性相适应的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资源也有作为行政法这一社会现象共有的资源和行政法作为一个国家特有法律制度支撑它的那些资源,就是我们所讲的本土资源。行政法学普遍属性的确定与行政法的共有资源有关,即共有资源决定了行政法学的普遍属性。而行政法学的特殊属性则是由本土资源决定的。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就认为“法律文化”这个词表示存在于特定社会中关于法律及其法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其状况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作为法律文化的东西影响法律事务、公民对法律的态度、公民对诉讼的情愿程度,以及法律在影响广泛流行的思想和行动方面的相对意义,这些作为法律文化的思想和行动是超乎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特殊活动和学说形式之上的,这样,在这些社会中,表面相似的法律条文或法律制度之所以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可以用法律文化的不同来解释。“一切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背景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32]这个论断非常生动地说明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对法属性的决定意义。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对行政法学属性的作用主要决定于一国行政法自身的属性。我们知道,行政法可以分为控权法和管理法两个范畴,或者两种不同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形成以及每一种类型的属性都与其行政法本土资源有关。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的本土资源必然使这些国家的行政法具有控权属性,其行政法学也必然是国内之公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系也必然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法是行政管理法,这其中的道理无需追述。而在同一类型的法律制度中,行政法在形式方面亦有所不同,与之对应的行政法学研究也不同,如有些国家的行政法以行政诉讼制度见长,有些国家则以行政程序见长,其在法律形式上的不同也决定了行政法学科属性上的一定差异。

  其二,勾画行政法学范畴的价值。行政法学范畴在不同的学者眼里其含义是不相同的,我们以三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关于行政法学范畴的认识为背景,可以看出其对行政法学范畴理解的巨大差异。德国行政法学家汉斯·沃尔夫认为,行政法学有下列研究对象:“其一,行政法学研究行政在国家体制和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其二,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法律根据、行政的任务、行政的权限等。其三,行政法学研究个人相对于国家和行政机关的地位。其四,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方法和活动方式。其五,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程序。其六,行政法学研究行政责任。其七,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组织。其八,行政法学研究公务员的地位。其九,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物质手段。其十,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形象。其十一,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的监督等。”[33]我国台湾学者管欧将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以研究行政法为对象之科学;凡关于行政法之原理原则,行政法发生之作用,适用之范围,以及其他有关行政法所规律之事项,均为行政法学所研究之对象,亦即为构成行政法学之内容,就法之本身言,谓之为行政法;就法之研究言,谓之为行政法学,故吾人通常对于行政法之研究,即为行政法学。”[34]罗豪才教授认为,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研究行政法的制定、执行和遵守,研究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法的观点、学说和理论。总之,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规范的科学。”[35]之所以会形成行政法学范畴认识上如此巨大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法学研究受一国行政实在法的影响,而这些行政实在法是由官方的立法行为以及其他政治行为决定的。二是由学者们在研究行政法学时对行政法学资源的不同处理决定的。庞德认为:“自古以来,学者研究法律之方法各有不同,复各有偏重,于是遂有各个宗派之名称。征实言之,则有历史法家、分析法家、哲学法家、社会法学家,俱以其研究方法而别其称谓。大概言之,美国学者尚历史法,英国学者尚分析法,大陆学者尚哲学法。晚近以来,法学另有一新方法研究,因之法家遂有一新宗派发生。此方法实为社会方法:此宗派亦即社会学宗派。社会学法家将法律当作人群的机器研究:法律自身为社会而存在,其职务为服役人民。不宁惟是,社会法家研究个别的法律制度及原则,亦以同一眼光鉴别其善恶而定其去留。”[36]依庞德的理论,持不同方法论的学者在法学研究中面对的资源是不同的,换言之,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决定研究过程中对不同资源的处理,如历史法学派就很重视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而社会法学派则特别重视法律的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技术等等。不论哪一个学派在面对法学的研究资源时通常情况下都首选本土资源,这些本土资源由于决定了一国行政法的走向,从而也决定了一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上列不同学者对行政法学范畴的不同认识实质上都是由其所在国家和地区行政法学研究的资源决定的[。前苏联行政法学家瓦林科夫就对苏联行政法学范畴有这样一个认识:“苏维埃行政法学研究国家管理的主体和客体的法律地位、管理的法律形式和方法,保证国家管理中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的方式,行政诉讼的内容,以及探讨有关完善各种行政法制度,完善一般的、部门的、跨部门的各种国家管理制度的科学问题。”[37]这个关于行政法学范畴的论点实质上是对苏联行政法学本土资源决定的公法范畴的具体描述。因为在当时苏联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学者能够把握的最为重要的本土资源,在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而在政治上则是议行合一的政权体制,因此,这些学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市场经济方面的行政法列入行政法学的范畴。

  其三,制约行政法学格局的价值。行政法学格局是指行政法学在总体上的结构状况以及其他技术细节的处理状况与行政法学在一国的结构状况和技术细节上的处理状况。对于行政法学格局的前一层面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不同时代行政法学有一个总体的结构性特点和技术细节上的特点,即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和技术细节上的特点与一定的时代精神有关,当然,这些时代精神本身就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源。对于行政法学格局的后一层面意思,我们则必须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考察,除时代属性对一国行政法格局有制约作用外,政治上的因素、经济上的因素、文化上的因素都可以形成一种特别的行政法学格局。在笔者看来,行政法学格局的形成除了有政府和社会的推动力量外,行政法学研究者也是最为直接的推动者。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当代行政法学在诸多方面是对现代行政法学的否定,而代之以后现代行政法学,并指出行政法学的这种转变与行政法学研究者状况有直接关系。[38]那么,行政法学研究者的素质以及行政法学研究者对行政法学本土资源占有和处理的程度都必然制约行政法学格局。“自罗马法复兴以后,法学家主要是指学院法律工作者,他们在大学中教学和著述。不过某些人,他们虽然主要是法官、政治家或哲学家,也可以无可非议地被称作法学家。对于学院的一般法律工作者来说,此名称不甚恰当。但对于那些因教学、尤其因著作赢得名望和声誉,在法规领域有所成就,在法史和法哲学方面有新探讨,对法官和立法有影响,对学术有真正贡献的人用此名称是完全合适的。这里仅举几个人。在欧洲,可称普芬道夫、波蒂埃和萨维尼为法学家。英格兰的维尔和布莱克斯通,苏格兰的斯太尔和厄斯金,美国的肯特和斯托里等可以被称作法学家。在近代,诸如梅因、戴雪、安森、波洛克、梅特兰、萨尔蒙特、霍尔兹沃斯和切希尔等都可被称为法学家。象阿特金、林德利、斯克拉顿和霍姆斯等法官也可以被称作法学家。”[39]其将法学家分成经院法学家与实务法学家两大类。这个分类实质上是对法学家知识背景和学术背景从一个侧面的评价,即是说,经院法学家的知识、背景是法的理性思辨方面,而实务法学家的知识背景则是社会实在方面。显然,这两类法学家所面对的行政法学研究资源是不完全相同的,而其各自所认识的行政法现象亦必然有所不同。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就是后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正是他独有的对本土资源的占有和处理使美国法学走上了一条分析的道路,而这个分析的道路就使美国行政法学有了另一种格局。行政法学格局的状况也不例外,其也常常受本土资源的制约,并由相应的本土资源形成为一种新的格局,《法律与行政》一书对此有非常好的研究。[40]

  其四,行政法学进路与行政法学格局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一方面,行政法学研究格局是对行政法学既成状况的描述,正如上述是对已经形成的行政法学结构以及行政法学技术细节的反映。行政法学格局是由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而来并在某些情况下形成了一个相对确立的状态。而行政法学进路则是指行政法学新的发展动向,这个动向虽然还不一定成为行政法学的主流,但一国行政法学已经有了一种否定传统而成为新事物的趋势,即行政法学进路是行政法学未来发展的雏形。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进路与行政法学格局有着密切联系,一定的行政法学进路存在于一定的行政法学格局之中,行政法学格局是行政法学进路的基础,而行政法学进路既是对行政法学格局的延伸,又是对行政法学格局的否定。行政法学进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在一国政治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并在短期之内不会有新的转换时,行政法学进路则相对稳定,此时行政法学格局实质上替代了行政法学进路。而在一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处在转型期,人们呼吁新的行政法学能够适应这种社会变迁的情况下,行政法学的进路则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2001年前后我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之中,新的社会转型就给行政法学带来了诸多新的理念,行政法学就有了新的进路,而且此时的进路日益明显。我们上面指出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由可变要素和不可变要素构成,如果某一本土资源是不变要素,那么,其对行政法学进路的制约和影响就不一定十分明显,反之,如果某一本土资源是可变资源,那么,其可变性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状态就成了行政法学进路的决定因素。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陪审制度更把这一切推广到一切阶级。因此,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好。”[41]即美国在建国初期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中的司法化必然使美国行政法学在当时有一个司法审查体系构建的新进路。

  

  四、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

  

  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存在一个认识上和态度上如何处置的问题。就行政法学研究中本土资源的认识而言,本土资源的客观存在并不必然映入学者们的眼帘之中。即是说,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我们认识这些本土资源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们有较高的认知水平,我们就可能对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本土资源产生完全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并不会在行政法学研究中有所疏漏。反之,在我们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行政法学本土资源即使摆在我们面前也不一定认识得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54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