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

————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1 次 更新时间:2005-04-06 13: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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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问世已两年有半,对原书有所补充修订的中文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一年。该书是自1993年开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一成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由狭间直树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藤慎一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共同举行的《东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启超》座谈会记录,详细阐述了日本学术界的看法(注:《みすず》第470、471号,2000年5、6月。)。而中译本出版时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峡两岸学人的期许和推重。此外还有学人做过简要评介(注:孙明:《思想版图的考索及其它》,《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2日。)。对于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早有耳闻和实际接触。1994年初到访该所,为准备报告,承借该所同仁共同签注的一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当时已完成对庚子勤王运动的初步研究,深知有关保皇会人事的史料很难解读,1992年到日本进行访问研究之前,在经历一大曲折,几乎完全推倒原来的判断后,殚精竭虑两年,才将有据可查者大体解开。当时自诩此事域外学人绝难做到。而人文科学研究所签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显示,他们对有关部分的破解,亦已尽人力条件之所能,不禁诧为奇事,益信该所前辈所称头甲之说,实为自负而非自谦。在学风多变的今日,该所能将京都学派的传统一直保持,的确难能可贵。1998年9月,又参与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举行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学术研讨会”,与会日本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成员,得以进一步了解其研究路径和进展,并撰文加以评介(注: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后,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与狭间教授交换过看法,得其大体首肯。因有国内外时贤评述于前,自己又有过相关评议,迁延至今,始终觉得此项研究及其发展前景,尚有未经学人充分论述和重视之处,而其所显示的路径,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借此机会,将斟酌已久的意见陈述一二,以见教于作者和同好。此文本来是为日文版而作,现在同时面向中文版的读者,问题意识或许更为明确。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一,认识作为世界近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及作用;其二,从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大转换重新估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其三,改变以往对中外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滥用平行比较的格义附会,将不同文化系统的精神关系落实于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

  

   东亚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一方面尽力吸收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为世界近代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并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启超的单向运动,在此过程中,他既通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并受明治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与接受样式的制约,又有基于中国文化和个人学识的再选择与再创造,由此产生的从概念到思想体系的变异,反映了东方固有文明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并且导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从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毕竟不够正确,甚至一度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因而无论如何难以与孙中山相比,尽管有学人力图证明,在“革命”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可能还在孙中山之上(注: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转换角度,看法自然发生变化。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所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经历了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使得新政前后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截然两分(注: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1998年新4期)。该书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动。)。由于作者将变革的动力归于清政府及官绅支持者,又过于强调日方的善意,加之论证的方式偏重于现有成果,对原始材料的发掘检讨严重不足,许多论点遭到不同背景的学人质疑,也影响了对其颇具启发性的意见的关注。就个人而论,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用后来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的认识不免幼稚,从历史的进程看,则梁启超所作所为不仅难能可贵,简直就是绝无仅有!这是以狭间教授为首的一班学人选择这一课题的要因之一。

  

   然而,尽管梁启超聪明绝顶,毕竟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中西学训练又不够完备,能够担此大任,确是遭逢时会,一面是戊戌政变后国人对于新学的渴望,因为政治需求不得满足而更加强烈,一面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量译介西书,并过滤消化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东学”。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将二者沟通联系,并做适宜的选择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伟业。梁启超的自觉见于《论学日本文之益》和《东籍月旦》两文,所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对于“东学不如西学”,梁启超当然有所认识,知道东学无一不从西来,中国通商数十年后,还不得不由读东籍之人输入西学,“是中国之不幸也”。但中国治西学者转不如治东学者收效之大,由于前者大都不通中学,所从西学之师又水准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读懂各科西书,需时较长。所以,“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80-83页。)

  

   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都来自日本,一般近代史研究者均耳熟能详。但恐怕也就止于此而已,要知道究竟哪些来自日本,来自于何人何书,大概无人能知其详。而要进一步了解有关的人和书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这些人和书的西学来源,西学化为东学、梁启超接受东学时是完全照搬还是有所取舍,其标准、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就更加模糊笼统。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工作目标,正是为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该书既为共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在共同主题和问题意识以及相似方法的引导下所产生的各自论文的结集,全书共收文14篇,其中法国巴斯蒂(M.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梁启超与宗教问题》为中译本新增(注:此文是在梁启超研究班举行期间巴斯蒂应邀担任该所客座教授时的初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曾发表于1998年3月发行的《东方学报》第70册。)。除竹内弘行的《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和村尾进的《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所论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前之事外,其余各篇或多或少围绕主题展开,包括《新民说》(狭间直树)、文明视点(石川祯浩)、权利—自由论(土屋英雄)、哲学(末冈宏)、佛学(森纪子)、经济思想(森时彦)、史传(松尾洋二)、文学观念(斋藤希史)、革命与变革(山田敬三)、启蒙(井波陵一)、近代之超克(中村哲夫)等。限于篇幅,本于彼详此略的原则,本文旨在揭示此项成果在比较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以利于其他研究者的学习和借鉴,对于内容的介绍,仅围绕这一立意展开。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中西社会文化反差如此巨大,异同似乎显而易见,使得国人大都有用西学或从西方反衬中国的比较眼光。后来虽然一度遭到政治上的限制,差别毕竟客观存在。所以一旦重新开放,比较中外在言论界乃至学术界都趋于流行。不过,此事泛泛而谈固然无需过于计较,用作严肃的学术研究则不能不分个究竟。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马·法·基亚在所著《比较文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国家方面:把不同类型的二甚至三部著作集拢进行比较,这不等于是比较工作。1820年至1830年间对莎士比亚和拉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比其实只是一种评论,一种雄辩;寻找出这位英国戏剧家对蒙田了解了些什么和《论文集》中的内容有哪些被吸收进他的戏剧中去了,这才是比较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注:见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这段被视为比较文学领域中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法经典概括的言词,虽然会引起20世纪50年代后期崛起的主张平行比较的美国学派的不满(事实上后者对于前者的批评在不少方面也确有真知灼见),却切中了滥用比较方法进行所谓比较研究的要害。按照法国学派的标准,许多标名为比较研究的作品,其实是误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只是望文生义地乱用比较的概念。

  

   1932年,陈寅恪在《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中也谈到比较文学乃至一般比较研究:“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52页。)有学人以为,陈寅恪“只认可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的方法,而对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颇不以为然。”“在今天看来,陈先生的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注重实证的影响研究固然重要,必不可少;但如果比较文学只囿于此种研究方法,那么比较文学的天地将大为缩小,因为能够找到事实联系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如果陈先生能活到今天,相信他会愉快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的,事实上,在解放后写的《论再生缘》等文章中,陈先生已开始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考察中西文学的异同”(注: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张杰、杨艳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陈寅恪是否只认可影响研究而反对平行研究,尚有可议(另文详论)。若以讲宋学做汉学比照,也可以说是讲平行研究而做影响研究,晚年亦无例外。至于影响研究范围有限之说,至少在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因人而异。中国历代与外国、外族交接频繁,不仅军事冲突与宗教传播,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研究历史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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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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