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登琴:传统延伸抑或新兴媒介:自1982年宪法以来言论自由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13-04-29 22: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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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登琴  

  

  【内容提要】通过考察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和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媒介发现,在传统媒介向现代媒介发展的过程中,言论自由也经历了相对单一到极大拓展再到多种面向的阶段。当前我国媒介发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影响得到充分认识、国家的制度支持与积极回应效果明显,但国家机关之间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同时也面临着主要局限于网络色情的惩治、缺乏宪法案例的支持等问题。因此,在全面梳理传统媒介到现代媒介言论自由的变迁时,要立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发展,从法律、伦理与技术的层面,发挥网络媒介对言论自由的积极影响并有效防范、规制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真正实现公民言论自由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与发展。

  【关 键 词】言论自由/保护/限制/媒介

  

  我国1982年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根本法的意义上确定了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为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作为保障公民“说话的权利”——这一最基本的权利,言论自由较之公民其它基本权利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界限上似乎都更易把握。但事实并非如此,诚如有些学者所言,“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言论自由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除了简单解释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外,自觉不自觉地拒绝对其作更进一步的探讨,致使言论自由这一词义在现实中歧义丛生,在行使、保障与限制方面随意性较大,所以今天对言论自由进行深入探讨,澄清一些模糊的概念,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1]的确,对言论自由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发展完善言论自由保障与限制相关制度的必然要求,而且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在传统言论与网络言论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如何在合理定性的基础上厘清二者在保障与限制上的差异性与共通性,也是信息社会发展对公民言论自由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本文以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三十年为考察背景,以言论自由为考察对象,以期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以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为依据,全面总结我国言论自由的发展及未来走向。

  

  一、我国公民言论自由与媒介

  

  对言论自由,即以语言、其它方式公开或不公开地表达思想、观点或传播信息、知识的权利予以肯定和保障,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在人权和基本权利保障中的做法。“在现代社会中,言论不仅是人们表达思想、沟通信息、开展社会交往的一种基本方式,同时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公民的其他各项民主权利也无从得到实现。”[2]251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102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以及7部国际公约或宣言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3]

  我国1982年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表达自由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值得关注的是,1982年宪法未保留1978年宪法颁布之时所规定的公民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公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不外乎是对言论自由行使形式和途径的直观表达,在本质上都可纳入言论自由范畴之中,都可通过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得以实现。在规定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再次强调这“四大自由”,其中理由可见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的说明:“我们党从来主张在广大人民中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大民主的形式……宪法修改草案中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①由此可见,将“四大自由”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并列,不仅是“文革”特殊年代的历史烙印,而且也是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将其与“大民主”直接挂钩的认识偏差所致。

  宪法只是将公民的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加以规定,但言论自由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得以实现,这就涉及对宪法的解释问题。蔡定剑教授在其所著《宪法精解》一书中对我国宪法第35条中规定的“言论自由”进行解释时指出:“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公民实现言论自由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1)在公共场合发表议论,进行演讲、讲学等,这是言论自由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方式;(2)通过新闻传媒表达思想、发表见解;(3)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申诉、检举等项权利的行使,发表对国家事务的意见,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4)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对话;(5)通过参与各种听证对国家的决策和管理事务进行讨论;(6)通过民意表达渠道,如各种形式的民意发表意见。”[2]252在其详尽全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将言论自由的行使媒介与具体内容结合在一起,前者如“新闻传媒”,后者如“对国家事务的意见”、“对国家的决策和管理事务”等。如果着眼于言论自由的行使媒介,在笔者看来,如果按照秉持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立足于1982年宪法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修宪者原意,无论是抽象的“公共场合”、“民意表达渠道”,还是具体的“新闻传媒”,都是以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表达为对象的。

  

  二、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媒介演变

  

  传统媒介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并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平台,同时公民通过传统媒介获得相关信息是否及时、客观、全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言论自由的行使。在传统媒介向现代媒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民言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也相应地受到影响。从本质上而言,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我国媒介的演变相伴而行。根据媒体形式及其影响的差异,并结合言论自由的特点,笔者尝试在此将公民言论自由的媒介演变划分为三个阶级:

  (一)传统媒介一枝独秀:言论自由的相对单一(1982—1994年)

  在新闻传播学中,所谓的“新闻传媒”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主要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在内的新闻媒体。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进行的信息获取和交流方式,也成为我国八十年代②到九十年代初期公民言论自由在新闻媒体上的主要表达途径。当然,在这三种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影响方面,也是各有所长、各领风骚。通过对1983-2007年我国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的营业额及其市场份额统计发现:从1983年到1990年为“报业黄金期”,报纸始终高居三大传统媒介首位;1991年,电视广告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报纸,随后四年电视和报纸广告互有高低,呈现交错状况;广播则表现较为平稳始终处于市场格局低位,仅在1983年排在电视之前,随后就被电视广告强劲的增长势头所掩盖缓慢滑入低谷。[4]虽然三大传统媒介在受众和影响面上各有参差,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公民之间对话的简单易行,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讲的确是一件“难得且奢侈”的事情,更多情形下只是作为这些传统媒介的被动接受者对其中所传达的信息进行了解、吸收以及对象有限的表达。因此,在这一时期,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由于公民并未成为运用这些传统媒介进行表达的主体,更多的重点则是放在对传统媒介机构的管控与表达内容的引导。

  从法律规定上来看,1982年宪法基本肃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公民的精神自由及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表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规定。但1982年宪法颁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于言论、出版、通信、宗教等属于精神自由范畴的公民自由权的规制并没有太多规范性文件的依据。由于国家在这一时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对于精神自由领域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建章立制。[5]80为此,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主要停留在学理和一般原则上,“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那些有害于国家和社会的言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以及侮辱他人的言论都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是非法的”。[6]同时,基于个案审判③引发的言论自由与人身权之间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保护的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保障有利于社会的更加开放,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基本方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时不得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否则构成侵权。④

  在这一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一些规范文件的发布初步建立了书籍、出版物中“淫秽”的界定标准⑤。其中主要包括:1981年中宣部、文化部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查禁淫书淫画和其他诲淫性物品的通知》、1983年《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的报告、1985年《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8年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这些文件规范的出台,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海外偷运淫秽书刊以及在思想战线领域所提出的反对“精神污染”政策密切相关⑥,也一度成为对传统媒介中言论自由内容进行审视的主要依据。

  (二)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并驾齐驱:言论自由的极大拓展(1994—2003年)

  1994年4月20日我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Internet),这是我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从根本上拓展了公民言论自由行使的途径和平台。网络发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最大的影响是,相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单向传送信息的格局,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变得切实可行,“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7]当然,从1994年到1997年间,在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推行初期,由于个人电脑价格昂贵、上网人数尚未形成规模、信息技术落后等因素的制约,互联网上的图片文字偏于简单、音频视频频频卡壳、信息发布单向而缺少交互,并未真正形成对传统媒介的实质影响和威胁。

  首次迎来互联网发展的春天并“走向寻常百姓家”始于1997年国家大力推动信息化和网络建设:《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进入国际互联网络,这是我国开通的第一家中央重点新闻宣传网站;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家信息化体系的目标和任务,将中国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到1997年10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在我们今天看来相对于13亿人口而言所占比例甚小,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较之传统媒介中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单向性、有限性,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平台,也为“言论”的行使释放出比传统媒介更为广阔、深入、民主的空间。

  在这一阶段,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仍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做法,未出台专门的立法,而是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网络言论和维护网络安全。主要有国务院1994年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2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其中,《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明确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随后两年发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12条重申了上述禁止发布信息的内容,只不过将规范对象界定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者和上网用户”。仔细对照国务院最早于1997年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关于禁止出版物所含内容的相关规定,我国规范网络言论的行政法规中,除了没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⑦的表达之外,基本都参照了对出版物传统媒介的内容规范原则。

  (三)现代媒介的发展融合:言论自由的多种面向(2003—2012年)

  虽然接入互联网的时间始于1994年,但真正迎来网络发展与公民言论自由的空前发展则是在2003年之后。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宽带服务、公民运用规模增大始于2003年;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言,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言论自由保障之间关系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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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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