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保 姜宁:中国大学模式:诉求、困境与建构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5 次 更新时间:2013-04-29 22: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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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保   姜宁  

  

  内容提要 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强调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与借鉴西方大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神韵的大学精神,实现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存在着内涵界定不清、缺乏理论与现实支撑等诸多困境。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建设为牵引,立足中国道路的发展模式,创新大学制度,强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输出,可以将“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由愿景转化为现实。

  关 键 词 中国大学模式 高教强国 文化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明确提出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战略重点,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进入了大提高阶段,中国将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需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且需要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大学模式,以克服中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迷惘,引领中国大学发展的方向。这对中国实现文明复兴与和平崛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世界大学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是由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 Ruth Hayhoe,中文名为许美德) 提出的。从对中西大学文化冲突的实际考察,到“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课题研究,露丝·海霍逐步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她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是中国大学模式的基础,在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时,应该传承并发扬独具神韵的中国文化;中国大学模式应该吸纳西方大学模式的核心理念与优点,同时蕴含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而不是替代。露丝·海霍认为,开展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研究重心不能局限于过去,更应着眼于未来,应该通过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构建中国大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露丝·海霍从事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她主要利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研究范式,在研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强调抓住该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经过提炼、概括与哲学抽象,形成一定的大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辨别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利于各国高等教育相互借鉴。但是,这种“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对细节的忽视容易造成对内涵界定的不明确。露丝·海霍在不同场合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但是并没有给中国大学模式下过明确的定义。她主要是从文化层面论述中国大学模式的“理想类型”,这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并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探索“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并非只有露丝·海霍教授一人,也有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涂又光先生提出的“在中国的大学( auniversity in China) 与中国的大学( a university ofChina)”的命题就是要建立中国大学模式。再向前追溯,清华曹云祥校长主张学术独立,要把清华办成一所“中国式大学”;张伯苓在南开奉行“土货化”办学方针,目的也是建立“中国式大学”;西南联大“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至今仍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式大学”。与“中国式大学”相比,王建华教授提出“大学的中国模式”具有更明显的积极含义,直接意味着大学制度与组织形式的个性化发展与创新。从“中国式大学”到“中国大学模式”,不仅是概念的不同,更是指中国大学发展的成就有望与世界大学对话,甚至有望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多元中心之一。但是,大学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伯恩鲍姆指出:“不存在任何时候都能阐明一切学校各个方面特征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只能在一定的时候描述每一所学校某些方面的特征。”露丝·海霍教授主要从文化层面提出“中国大学模式”的命题,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尚处于探索之中。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存在三大难题:其一,什么是实现中国大学模式的载体;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何意谓;其三,中国大学模式如何超越美国大学模式。因此,我们目前所探讨的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是建立在其应然内涵之上的,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模式”的内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特色的核心大学理念,它是在对国内外传统大学理念进行反思与批判、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产生的,能够指导大学未来发展方向;它必须有独创性,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实践中产生的。( 2)能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即大学模式的核心要素要具有实践载体,有一部分或某一类大学在实践中可以作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原型大学。( 3)中国大学模式应该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够满足社会需要,能够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大学走出象牙塔之后,俨然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是社会发展的孵化器和重要推动力。同时,社会发展也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繁荣、文化复兴与高教强国建设都迫切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1.“中国模式”的兴起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到“中国模式”,世界在总结中国,中国的崛起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范式。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普遍关注,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 ,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

  “中国模式”的提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积极意义,是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年“本土向度”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世界向度”的宏观架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但是,“中国模式”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应该以知识创新为核心要素,以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选择,它的根基是人才。这就需要发挥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构建“中国大学模式”为“中国模式”提供内在的支撑。

  2. 文化传承创新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要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大学的重要使命,“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具有特定的组织愿景与文化使命,有着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范,可以成为弘扬社会优秀文化的主阵地。大学的使命,最根本的是文化使命,是文化的解蔽、文化的超越和文化的革新。大学是新文化的孵化器,能够不断促进探索和争鸣,激励新思想、新学术的产生,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通过大学的文化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建设,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形成独特的中国大学文化。

  3.“高教强国”建设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将建设“高教强国”列为中长期战略目标,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需要,是时代发展赋予高等教育的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建设高教强国是一个具有引领意义的发展目标。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第一,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相伴而生; 第二,高等教育强国即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第三,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第四,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与基本特征来看,其与“中国大学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世界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的发达与大学模式的转换密切相关。尽管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的诞生具有历史偶然性,但毫无疑问这里是中世纪世界大学的中心。作为原型大学的巴黎大学和波隆尼亚大学,它们的影响延续几个世纪,像牛津、剑桥这样世界著名的古典时期大学也不过是巴黎大学的翻版。19世纪洪堡所创造的柏林大学,成就了大学的德国模式,世界各国大学无不趋之若鹜。此后,以服务社会理念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大学模式拓展了德国大学模式的功能,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模式。美国是当前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尽管其并没有提出高教强国的口号。建设高教强国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时代使命,要实现高教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学模式”,让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中国大学模式”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学者追求学术自主、建设教育强国的理想诉求,但是“中国大学模式”从命题向现实的转化仍存在许多困难。

  1.“中国大学模式”缺乏理论支撑

  “中国大学模式”命题能够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撑。教学与科研并重支撑着德国大学模式的传播,美国大学模式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也得到世界的承认。而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只是一个概念不够清晰的命题,她对“中国大学模式”建构的设想存在着逻辑悖论。露丝·海霍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应当超越西方大学模式,但这一超越并不是建立新的中心,而是多元中的一元,以此与世界其他大学模式“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具有超越西方大学模式的内涵特征。但是,从世界大学模式发展历程来看,大学模式的发展具有替代性,如美国大学模式替代德国大学模式,德国大学模式替代英国大学模式,英国古典大学模式替代波隆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等原型大学模式。因此,中国大学模式如果不能替代现有的美国大学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的建设就没有实质意义。从文化多元和文化比较的角度,露丝·海霍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在理论上的支撑是多元文化的对话可以产生世界大学模式的对话,但世界大学发展谱系却表现为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超越与替代。“对话说”与“超越说”构成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的文化逻辑难题。

  菲利浦·G.阿特巴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多处于国际学术圈外围或边缘,依靠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为自己提供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的大学模式存在着“心理依附”。中国大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主要是移植与模仿,先移植日本,后转向德国,进而借鉴美国大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效仿苏联大学模式。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理念,梅贻琦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培育“新民”的清华精神,以及“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精神,但是,这些仍然是西方大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大学精神的理论论述和理论创新。而在当代,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大学受到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影响,缺乏对中国大学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缺少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内在追求,在追求国际化和世界一流的发展冲动中,大学越来越虚无化。中国大学模式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就不能形成自身的特色,也就不会对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2.“中国大学模式”缺少实践支撑

  大学模式是对现实中大学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需要现实中的原型大学作为支撑。德国大学模式的原型是柏林大学,其在古典大学基础上融合了科学研究的职能。美国大学模式是在吸收了德国大学精神内核之后,将纯学术追求与社会服务精神有机结合后形成的。以赠地学院为原型的具有实用主义文化特色的美国大学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普遍接受。而“中国大学模式”至今仍然是对中国大学发展的愿景,露丝·海霍教授从孔子学院的创办中看到了“中国大学模式”的希望,从文化层面来说,在国外高校举办的孔子学院有可能成为文明对话和文化输出的平台。中国近代学者蔡元培、胡适等人十分提倡中国书院模式,认为其是中国大学传统延续和创新的希望。目前,有学者建议恢复书院制度的相关传统以弥补大学制度的可能不足;还有学者提出独立学院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大学模式的发展原型。但是,这些办学形式都无法成为支撑“中国大学模式”建设的原型大学。孔子学院还只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与大学的内涵要求相去甚远。书院式教育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只能是部分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尝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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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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