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何难以形成稳定的共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14 次 更新时间:2013-04-26 23:14:08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社会建设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国家主义  

陈明明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层面的复杂对抗的态度,是中国社会分层矛盾积累的结果,是社会危机“症候群”的反映。这也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阶级结构,而是沿着极化的趋势,使阶级(阶层)关系充满着紧张的性质;这种紧张的阶级阶层关系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是官民矛盾的加剧,尖锐的官民矛盾导致“维稳”刚性需求的增长,一方面限制了官方政改的空间,另一方面反过来刺激了民间(互联网)政改讨论的过度活跃。 由于阶级关系和官民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备受掣肘,发育严重不良,因此无法形成稳健中庸的公民文化来支持建设性的政改讨论。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所有的“主义”都应纳入治理的视野,在保持思想的张力的同时,克服各自相互攻讧表现出来的戾气或局限,为中国的持续的稳健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引。

   关键词 政治改革 社会建设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国家主义

  

   一、引言:政治改革讨论的两个不同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呼声(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为中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直到现在。80 年代政治改革的特点大概可称为“一极动员,两翼响应,三道合一”,即中央高层发出改革指令,理论界和舆论界积极配合宣传论证,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方互动共襄盛举,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协商对话体制等方面齐头并进[1],一时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势。80 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对记忆犹新的文革的批判反思、国门初开潮水般涌进的新知识和新思潮的强烈刺激、放权让利政策给出的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的背景下发动的,也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出共和国最好的农业形势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改革尚未触及工人阶级的深层利益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政改是这个时期报章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政改其实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全民运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活跃非常,“民间社会”尤其乡村民众反应淡漠。这种反差悬殊的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成长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思维的不成熟。及至政改的动员酿成了一个几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大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在一个社会发育成长的初期阶段,政治改革的高度动员使政治体系的中心骤然承受了过大的压力而无处释放,无疑具有严重的政治风险,但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由于社会成长的不足,这种高度的政治动员被限制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阶层内部,未能传输到社会基层,从而避免了政治危机的链式发展,给权力中心的政治发展战略调整提供了转圜的余地。众所周知,8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的话语犹存,政治改革的行动却进入了一个相对休眠时期。

   新世纪以来,政治改革的呼声重起,借助 9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尤其是过去十年出世的微博平台,关于政改的讨论和意见可谓纷呈迭出,铺天盖地,在理论视野、议题内容、涉及范围和言说深度方面远远超过 80 年代,有些甚至触及到了官方所说的“底线”。和 80 年代相比,当下的政改讨论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其一,80 年代的政改讨论很大程度是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参照的,是在共产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对经济与政治关系(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的反思,但在苏联东欧解体以后,随着中国有选择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激发了政改论者为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使用和开发各种理论资源的努力,使得今天的政改讨论较之过去那种理论相对单纯的状况,其理论背景更为复杂多元。其二,80 年代的政改讨论所持的主流观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已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政治似乎成了经济的瓶颈,经改的成败取决于政改的成败。但是中国 30 余年在政治权力结构基本未变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巨大飞跃,大大超越了人们对既存政治体制的逻辑、适应能力与运行机制的批判性想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的争论,表明今天关于政改的讨论较之过去那种认识相对狭窄的状况,其分析视角更为开阔和深刻。其三,80 年代的政改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党政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思路后来束之高阁,虽然 90 年代后期到第一个十年关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讨论仍然可以看作是十三大主题的曲折回响,但是重心已经从党政关系转化为党国关系,较之过去那种专注于党政职能划分、建立合理分工的问题,关于党国体制条件下如何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如何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如何实现宪法的最高权威等探讨,其思路更加大胆开放。其四,80 年代的政改讨论基本没有涉及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成长刚刚开始起步,82 宪法提供给社会的治理框架刚刚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资源流动尚存很大空间,政治改革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国家的、上层的、理论的、权力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权力与资本的日渐结合,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日益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由国家沉淀到基层社会便发酵成为基层社会危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在第一个十年井喷式地发生[2],已经成为困扰甚至是危及既存政治体制的巨大隐患。今天的政改讨论和 80 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参与,在互联网和微博平台上参加进来的民众已经成为政改讨论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公民权利的吁求,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公正秩序的追求,对家园和环境的保护,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大民意。较之 80 年代,今天的政改讨论,其问题意识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基层的、民生的、权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利权主张的时代。

  

   二、政治改革讨论的“主义”之争

  

   80 年代的政改讨论有两个似乎是对立的意见取向,一个是“激进民主主义”,一个是“新权威主义”。撇开《河殇》的政治倾向不论,激进民主主义在执政党内部的诉求是:(1)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配套,在战略上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2)政治改革必须从党政关系入手,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3)政治改革必须把经济竞争的逻辑引入政治领域,实行有限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3]。而新权威主义虽然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以政治改革为配套,但认为政治改革事涉权力的再分配,是改革的硬核,因此(1)在战略上主张政治改革缓进;(2)在理论上强调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强大的政治权威予以引导和保障;(3) 把这种经济的性质界定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威的使命界定为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专家治国论式的新权威;(4)由此反对爆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强调专家、理性、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4]。不过人们只要细心做些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主义所持的历史观是一样的,即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史观,区别只在于前者钟爱英法模式,后者推崇德日模式;所持的学理资源是一样的,即西方政治学理论,区别只在于前者偏自由主义,后者偏保守主义。它们程度不同地和官方的主流改革理论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但绝对没有达到今天人们所想的那种程度,因为激进民主主义在策论层面呼应了执政党的政改思路和政策过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供职于体制内改革研究机构,激进民主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激进,后来的对抗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身不由己的结果。而新权威主义在效果上也给予了体制某种支持,虽然采取了一种官方颇觉不安的方式,事实上,新权威主义并非时人以为是为专制张目,新权威并没有那么“权威”。总体来说,它们以一种“新理论”的姿态出现,是主流官方改革理论的“进谏者”,而不是反对派。

   然而,在 90 年代的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三种“主义”,实实在在成为挑战官方主流政改理论的思想流派,成为政改共识由脆弱的稳定走向不稳定甚至是破裂的见证。第一种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学派众多和表述多样的思想体系,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以个体和个体权利为原点,以财产权为核心,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私人领域的干预,在政治上主张建构维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宪政制度,是它的基本内涵。在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势下,自由主义由于适应了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成为影响官方政策制定的最强大的理论和思潮。但是,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极端推崇,对资本逻辑的积极鼓励,进而对资本剥夺普通民众权益的“理性”纵容,使得自由主义始终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抵御,同时,自由主义相信市场的缺陷可由市场自身得到纠正,而政府的缺陷不可由政府自身得到克服,由此建立了市场逻辑相对政府逻辑的优先性的取向,也使得自由主义和既有的权力体系难以进行深度合作。此外,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对直接民主的否定,对间接民主(精英民主)的大力倡导,并将这种间接民主归结为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既和大众的认识和主要关注面向存有距离,也为权力体系的政治价值所不喜。在当下,自由主义的政改方案与官方主流政改方案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第二种主义是民粹主义。在社会运动史上,较之自由主义内部有相对明确的自我认证,民粹主义的主体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边界,这导致了所谓“农民民粹主义”、“农场主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甚至是“政客民粹主义”等主体各异的界定[5]。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民粹主义本来只是代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浪漫主义主张而受到批判,但在当下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成为人们关于那种诉诸底层多数民众为社会公正采取激进行动的指称。这和民粹主义基本不信任那些充斥于国家官僚机构、大学机构、金融机构中的精英人物,认为他们不仅腐败专横,而且缺乏智慧的思想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以赞美底层人民及其美德、抨击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的道德形象出现于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在那些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岗位、从原有形式上的主人公地位被抛入社会分层体系底层的弱势群体的人中有很大的感召力,事实上,中国的民粹主义是社会急剧分化、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腐败盛行而导致普遍怨愤情绪的产物。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以社会公正为旗帜,要求打破现有社会经济格局,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反对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维护多数人的尊严和生活,兑现宪法关于工农联盟、人民主权和领导阶级的承诺,和自由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也和官方的政改构想和官方试图维护的既存的政治结构形成严重的冲突。

第三种主义是国家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政治势力声称自己是“国家主义”,这和民国时期“国家主义者”不同,他们伸张国权,维护传统,发展民族文化,国家主义的名称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纲领。当下的国家主义被反对者冠名为“民粹威权式的国家主义”[6],撇开这些限制修饰词,它其实是强调现代化中国家主导作用、发展国家能力、提高国家自主性的一种现代国家政权制度建设的主张,在这个基本取向主导下,它对社会公正、中央集权的确赋予更多的关注。其中,国家能力是关键词。国家能力包括国家的赋税能力、调控能力、强制能力和合法化能力[7]。国家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威基础、行政效能、法律统一若被削弱,绝对不是现代化的福音,而是“封建化”的凶兆。另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为结构和秩序进入了一个时移世易的阶段,中央集权国家面临分权化改革的强大压力,充满着危机和变数。因此,必须在制度上健全完善国家的政治、行政、法律的统一性,在资源配置上保证国家的主导地位,在行动上加强国家的自主性,在价值上维护国家的道义和象征。国家主义无疑和官方主流政改思路有更多的契合性,但是,由于它的西方新左翼的批判理论的立场,它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而其“亲国家”的政策取向则遇到反对政府“不当干预”的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和反对权力与资本高度融合的民粹主义的指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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