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未来十年是改革“窗口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3-04-25 2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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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家都看,其实他的第一本独立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他的成名作,是最值得推荐给今天的中国人的。

  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的感觉是,其实人类是很无知的,我们每天做的事,想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后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加强统治的方式也可能变成摧毁统治的结果。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要想着只要脑子里有个目标,有个顶层设计,就可以达到目标。好多改革的成功,都是歪打正着,革命的后果更难预测。

  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大家对现在的体制不满,就是要求变革,改革和革命是变革的两种方式而已。能不能告别革命关键是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因此,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现在的体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至少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既得利益者可能推动变革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推动变革?我总结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们有了新的理念。大家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好多推动者也是贵族。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统一的利益体。我们一讲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有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比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得多。

  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现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社会。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宪政和民主?就是因为旧体制下他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有特权,但都没人权,互相伤害,最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导致了宪政的出现。英国19世纪之前的变革,主要是贵族跟国王、教会之间以及贵族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被统治阶级有了利益诉求,你不能满足,他们就可能起来推翻你。好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地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

  他们做起来可能勉勉强强,但不管怎样,还是做了。英国从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不断扩大选举范围,最后到1928年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就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那么做自己就走不下去。

  总而言之,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

  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也不一定比原来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大家慢慢认识到,如果当时不是太着急的话,也许情况比现在好得多。

  现在我们的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在某些方面还不如100年前。像宪政这样的东西,100年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讨论,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讨论。

  

  时代需要政治家而非官僚

  

  这是从乐观的角度讲。从悲观的角度讲,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体制的危机在哪儿?它不是那么有效运转。一些党政部门,嘴上说的好像跟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一样。一些号称维护党的领导的机构和官员,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削弱党的统治、党的领导。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对党负责,实际上只是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已。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在挤兑共产党,像储户竞相提款挤兑银行一样。

  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是,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类人,现在成了一类人。

  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

  官僚是经过一步一步循规蹈矩过来的。政治家出自官僚,理念就没有了,魄力也就没有了。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办法可怕在哪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想你刚被提拔成一个副县长,你离县委书记中间有几个台阶?五个!每个台阶至少两年,运气好的话,十年后你可以当上县委书记。当上县委书记大权独揽,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还要不要进步?要进步就得当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五级,又十年。副省长到省委书记又十年。

  大家想想,这三个十年过去了,只有两种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彻底出局,或者已经磨得没有理念、没有棱角,成了彻底的官僚。结果就是官僚领导国家。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体制上已经走到法治、宪政、民主,那还好办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需要伟大领导人的时候,而这个体制本身不是产生伟大领导人的体制。

  美国的运气在哪儿?美国的开国元老经过了三四十年轮流执政,比如华盛顿干八年,亚当斯干四年,杰斐逊再干八年,麦迪逊又八年,这四人一共干了28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台湾的幸运在哪儿,蒋经国去世之前就认识到这个事情,开始做,所以台湾也走过来了。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种权威,但不做那样的事情,邓小平也没有来得及做,时机错过了,一误就是60年。

  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阴差阳错碰到一个人,他也许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强的使命感,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磨难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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