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2 次 更新时间:2013-04-24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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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交大安泰“经邦论道”改革系列讲座第一场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带来了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的讲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本报将分三次刊发吴敬琏教授的讲座内容,昨天已刊第一部分,今日刊出第二部分,明日续刊最后一部分,请垂注。

党的十八大决心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党中央这么宣布只是重新改革的第一步,关键在于怎么落实,以及解决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落实改革的第一件事是要确定改革目标,目标确定以后才能具体化。

第二件事是选出重点,制定改革方案,而且根据重点与改革方案之间的顺序和组合制定一个总体规划。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关于建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决议,共50条。这个决议当时叫行动纲领,也叫总体规划,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提出改革是整体推进的,改变了过去改革是单向促进的情况。第二,它确定了重点,当时叫五个支柱,包括财政及财税改革、银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国企改革,决议根据这五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制定了一个框架性的规定。

1994年,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国实施了整体改革。1997年的十五大确定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小企业放开搞活,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我们能够在上世纪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系统,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也不能由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还是应该由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下层创新的基础上,进行顶层向下的设计。

十八大已经确定了目标,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落实第二件事。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际上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它的困难程度不一定亚于制定目标。因为总体方案涉及不同人的利益,并且改革中不仅有经济问题,还有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所以制定研讨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路线,有的时候不只是理论与学术问题,它需要各界人士的参与。

对于要不要进行总体方案的设计,各方有不同的意见,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来,一是说现在的市场经济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不需要进行设计。我不太同意这一观点,我还是觉得要进行总体设计,因为从一些发达国家来看,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而我们是一个后进国家,不能再等几百年让它自然形成。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系统,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也不能由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部门进行设计是子系统由下而上去设计,最后不能互通,不能运作。而且每个部门进行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自己的利益发展,最后拼起来就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协同路径。所以,还是应该由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下层创新的基础上,进行顶层向下的设计。顶层设计这个词来自网络工程学,建设网络的时候先要有设计,但是这个设计要先从顶层开始,然后往下去设计。

另外一种怀疑是,由上到下进行设计会不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要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基层政府的政治创新。实际上,这些年来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改革实验,这些实验都应该吸收到总体规划中去,譬如上海的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已有三年。还有一件事也是地方发起的,那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一改革的进度很快,前年提出来以后在上海试点,很快主要的城市都要求参加试点,而且财政部的税政司和国税总局也看到了这一改革对发展服务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广东有一些基层的创新也很有意义,一个是工商登记简化,另外一个是民间组织的无主管设立。

所谓的以问题导向确定改革项目就是要在社会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分析当前社会层面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

如果说今年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提出总体方案,那么先要研究,在时间已经很紧的情况下怎么来做?实际上,就北京来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机构、行政部门、官方及民间的组织在研讨这个总体方案。

首先要注意的是,以问题导向去确定改革项目。所谓的以问题导向确定改革项目就是要在社会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分析当前社会层面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然后,把提出的改革项目归纳起来,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改革项目的清单,比如说财税体制方面要进行哪些改革,金融体制方面要做哪些改革,国有经济方面要做哪些改革。最后进行梳理,选择出一些重点,并且根据这些重点与改革之间的关系确定总体的方案。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实践了第一步第二步以后,会发现问题成堆,需要改革的事情太多了。前一段时间,在陆家嘴论坛,我见到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表示,2013年的中国,改革无所不包,实际上力量有限,改革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关注的,要有各种配套的支持,四面出击,力量就会分散,那肯定什么都搞不成。但是又不能单向改革,它肯定有一些紧密连接的改革要配套进行。

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就要从生产上解决,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这样他们创造的价值多了,他们的收入就提高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现在好像大多数单位、学者和业界的人都在做问题导向这件事,问题导向不太容易,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腐败问题,这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怎样才能遏制腐败?我们过去似乎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腐败这么严重,它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学界有过研究,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他提出,腐败要从源头上管。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审批制。所以在2001年,国务院设立了企业审批办公室,2002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当然这涉及很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实际上减得并不是那么多。

2004年以后,出现了“过热”一词,这时候对“过热”做出了一个在经济学家来看不正确的判断,叫做宏观经济没有全部过热,是局部过热,某一些行业过热,要求发改委去撤减某些行业中的项目。于是2004年以后,变相审批比原来更多,原来对腐败的体制性原因的分析,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对待腐败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其制度原因是什么,就如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这个体制性的问题在哪里。看起来这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最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寻租的制度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首先一条就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而这个权力又没有受到监督和制约。

另一个社会街谈巷议的热点问题是收入。这些年,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热切地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是我总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分析得不够,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二次分配上了。如果主要靠二次分配,那么会有很多问题,二次分配主要是用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存在一个副作用的问题,因为由政府去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它的政策取向不一定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而这个基础问题又不能解决,于是它的财力就无法支撑,财力用得过多,本身又并不创造财富,所以就加税,税收增加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现在收入差距拉大,从其形成基础来说,在于生产中,劳动收入的份额降低,而劳动者又大多数是所谓的农民工,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会提高。对此,政府用了一些行政办法,比如规定每年都要提高最低工资,有一些地方还规定每年每人的工资增长比。在劳动者无法有更多价值创造的情况下,企业就难以支撑,特别是在当前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比如南方有一些地方企业家就抱怨,如果不增加工资,那么麻烦就会很大,如果增加工资,本来附加价值就很低,利润就很微薄,增加了工资以后就亏损,所以他干脆选择歇业。

很多官员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其实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是从基本的东西去分析的。他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原来越来越高,所以资本的收入比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得快,这造成了贫困化,这种情况至少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类似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就要从生产上解决,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这样他们创造的价值多了,他们的收入就提高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另外还有垄断问题。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需要一系列改革。

来源: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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