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论霸权的权力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13-04-23 22: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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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  

  其背后的含义是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69)强有力的动员体制能够将观念上的进步转变为巨大的生产力,同样容易把认识上的谬误转化为灾难。软权力经过一系列的重新阐释和包装之后,已经以“软实力”的形式为决策层所关注。如果研究界不廓清软权力的真实含义及实现形式,以致政治家根据错误的观念做出决断,就可能引致政策失误,让中国发展遭遇挫折。

  第五,中国内部不乏因倡导软权力“建设”而获益的利益集团。尽管从国家整体发展来看,错误的软权力“建设”措施可能导致资源的错配,但显然中国内部不乏能从错配中得利的小集团。不幸的是,它们往往具备较强的影响决策的能力。

  与软权力有关的战略性误导可能带来如下结果:

  第一,在无形的国际公共产品上过度投入实际资源,使本国经济增长低于应有的水平。美国固然在军事基地上修建了文化设施,但这些文化设施的影响力首先是基于军事威慑力而存在的。在没有威慑力的前提下,提供无形公共产品可能耗费了本国实际资源,对外影响力却非常有限。

  第二,一厢情愿而错误地提供无形国际公共产品,可能反倒降低自身的软权力。美国影片通常被视为宣扬美国先进价值观的载体,也被软权力建设论者视为构成美国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12年9月上映的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发利比亚、埃及、也门、孟加拉国等国掀起大规模示威浪潮,并至少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及三名外交官身亡,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无形公共产品投入与软权力是两回事。错误的投入会带来对软权力的负面冲击。中国当前面临的世界仍然是美国霸权占优的世界,在现阶段,如果不加区别地向美国霸权权力范围投射中国的无形公共产品,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反制,同时还可能引起被投入的对象反感,产生反效果。

  第三,创设一些无效的国际制度,造成外交资源的极大浪费。国际制度也被一些软权力建设论者视为增加中国软权力的载体,因此积极倡导中国创建和主导一批国际规则、制度和组织,以实现话语权的扩张。这正好倒置了国际制度有效性与主导国软权力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创设了国际制度,霸权才获得软权力;相反,软权力是权力所及范围内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保证与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努力不是通过国际制度,而是通过与沙特阿拉伯的“不可动摇的君子协定”,达成了美元为石油唯一定价货币的条件,从而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70)这样的协定缺乏第三方监督,甚至都无法证实其存在性,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却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显然,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软权力是该协定能够生效的原因,而非协议的结果。

  

  六 结论

  

  霸权应当如何产生和运用权力是霸权成败的关键,由此我们从权力的视角来理解霸权的行为逻辑无疑是合理的。霸权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历史地看,前者更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要成为良性霸权,在运用权力的时候则应当注重权力的生产性(也即有助于霸权结构增加总产出,而不是只执行再分配的功能)、包容性(也即在福利分配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程序正义性(也即应争取非霸权成员协商一致、多数投票认可或授权)。

  霸权的权力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利诱或胁迫的硬权力,主要通过向权力范围内各成员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得;另一类是基于认同的软权力,只能由非霸权成员国对霸权结构做出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来度量。公共产品投入与关系专用性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正相关关系,认为投入无形公共产品等同于提升软权力的观点,可能对一国决策产生战略性误导。

  基于以上认识,一个已经积聚了相对丰裕的权力资源的国家如果想增加自身硬权力和软权力,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行事:第一,根据各国对既有霸权国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情况,分析既有霸权国的软权力范围,从而避免在这一范围内徒劳地投入公共产品。第二,与既有霸权国权力范围之外的潜在成员交往时,应当长期保持诚信,并且注意其他成员的福利能够按照中性帕累托改进的标准不断提升。第三,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要注意提供那些兼具较强公益性与公害性的产品。第四,在软权力提升议题上应当有更持久的耐性。多数情况下,新兴霸权软权力的获得不是它自身努力争取到的,而是旧霸权自我败坏而流失掉的,由于霸权惯性的存在,这个过程可能历时日久。

  毫无疑问,美国霸权是中国持续崛起最重大的外部约束条件。(71)尽管美国当前对世界的影响仍无人可及,但中国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中积累软硬权力也非全无机会。其一,美国硬权力的经济与军事基础已经有相对走弱的态势。这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多了,本文不再赘述。更关键的是,其二,美国的软权力也出现了流失的征兆。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文本(及其承载的精神)与美国保持一致,相当于对美国霸权结构进行了重要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因为按照宪法组织起来的国家法律与行政框架上的投入是巨大的,而一旦按照美国宪法的精神进行了上述投入,就很难转变到其他意识形态基础的法律与行政框架之上。有研究分析了近60年来世界各国宪法与美国等国宪法的相似度,发现越来越多的宪法不再以美国宪法为蓝本,(72)这说明世界各国对美国宪法有关的软权力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整体呈下降之势,而这意味着美国软权力的流失。

  中国站在世界第二的特殊位置之上,这个位置可能成为新起点,也可能成为转折点。按照本文的分析逻辑,中国应当在既有霸权权力范围的空隙与盲区中积蓄力量、建立规则,同时与包括既有霸权在内的国家搞务实合作,而不是浪费有限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战略资源,大张旗鼓地搞“软实力竞争”,一相情愿地提供缺乏效率的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没有软实力基础、华而不实的国际制度和组织,招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在美国软硬权力流失的大背景下,中国只要不出现前述战略性误判,就可以避免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 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研究表明,权力作为一种现象或知识,甚至在黑猩猩的世界里也普遍存在,这说明实践权力的历史可能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加悠久,“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当然本文只研究人类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参见弗朗斯·德瓦尔著,赵芊里译:《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②James S. Murray, “Plato on Power,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lleged Neutrality of Gorgias' Art of Rhetoric('Gorgias' 456c-457b),” Philosophy & Rhetoric, Vol. 34, No. 4, 2001, pp. 355-363.

  ③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④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参见《论语·颜渊》。

  ⑤包括将权力绝对化、永久化以及强调单一因素等。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220页。

  ⑥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⑦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1957, pp. 201-215.

  ⑧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1, p. 3.

  ⑨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urvival,Vol. 15, No. 4, 1973, pp. 158-165.

  ⑩ 约瑟夫·奈本人最初的表述也是容易产生误导的,例如,他指出“软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照的概念,后者往往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有形资源相关”,这暗示软权力是与无形资源相关的概念。实际上他关于软权力的核心思想是,某国让其他国家主动按照该国愿望行事的权力,显然这一权力既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有形资源也可能是因为该国的无形资源所引致的。陈志敏和常璐璐对此进行了澄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软性软权力及软性硬权力等概念。参见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5, No.2, 1990, pp.

  177-192;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3页。

  (11)例如犯罪的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认同或依赖,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12)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3页。

  (13) 例如,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G. 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也有研究质疑这种说法,认为霸权并非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其理由是霸权国难以向其他国家做出不进行再谈判的可置信承诺,对公共产品或国际合作更具依赖性的其他国家预见到这一点,为了避免事后因为霸权国发起再谈判而蒙受损失,就会事先拒绝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转而追求一种没有霸权国主导的基于平等契约或规则的合作。参见David

  A. Lake,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 No. 3, 2009, pp. 219-244; Chad Rector, Federations: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Coop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Henk Overbeek, “The Forum: Hegemony and Social Chang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38, No. 2, 1994, pp. 368-369.

  (16)张建新:《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8页。

  (17)阎学通:《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7期,第115-144页;徐进:《孟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16页。

  (1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

  (19)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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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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