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1 次 更新时间:2013-04-23 2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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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近日,“经邦论道”改革系列讲座第一场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带来了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的讲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本报将分三次刊发吴敬琏教授的讲座内容。

  

  党的十八大成果很多,重启了中国的改革议程,我想就此谈四个问题。第一,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第二,如何落实十八大为全面深化改革所做的决定。第三,今年做什么。第四,如何保证总体改革成功实施。

  说起发展的成绩,这是值得自豪的,可是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很严重。比如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被破坏、产能过剩、腐败等。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改革进度不快,改革不彻底。

  先讲第一个问题,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实际上,在十八大以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变成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为什么在十八大以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基础原因是中国的改革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也就是说,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在存量基本不动的情况下,在增量上扩大市场趋向。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两种体制并存,这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转型步履维艰,它造成低效率、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内外经济失衡等问题。另外,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一种寻租环境,行政权力进入了经济活动,腐败蔓延。

  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个“两头冒尖”的问题愈演愈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个双重体制出现过渡性的制度状态有两个可能性,一是通过改革,政府逐渐从微观经济中退出,进一步去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强化这个双重体制的另一重,即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推行威权发展主义政策。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根据这个规划,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改革,加上十五大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于是在上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宣布初步建立。这一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中国民间原来存在但是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民间创业精神的喷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靠投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不只是靠投资,还靠效率的提高。

  说起发展的成绩,这是值得自豪的,可是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很严重。首先,粗放的增长方式所引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一是资源越来越短缺,第二是环境被破坏。另外一些无法直接感受到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比如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劳动者不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拉大,储蓄和消费关系失衡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腐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改革进度不快,改革不彻底。

  2011年,整个社会的思潮和社会气氛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改革的声音重新活跃起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另外就是现实的教育。

  碰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去解决?无外乎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推进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了不仅企业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也要调整。所以在上世纪末,国家制定了一些重要行业骨干企业的改革方案,第一步是做了二级公司的公司化改制。到了2002年、2003年的时候,二级公司大体上都实现了公司化改制,这个时候要改一级公司,但明显感到动力不足。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当改革触及重要的权力和重要的利益时,改革速度就放慢了。

  2002年,国务院发了一个五号文件,确定改革电力部门,大体设想是改革以后在发电和售电这两个环节上放开,所以当年五号文件有四件事要做,第一叫网厂分开,就是发电厂跟电网分开。第二件事叫做竞价上网。第三件事就是输配放开。第四件事是把售电和卖电分开。这个方案2002年的时候就有了,2003年的时候开始网厂分开,网厂分开对于我们现在发电厂的建设和电厂营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第二步就停那了,到现在为止,电力部门仍是垄断的,而电价是放开的,由发改委规定。所以这一改革就卡住了。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决议指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要通过若干重要方面的改革使得这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很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完善起来。

  这个决议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人们回头一看,它指出了我们这个体制中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也指出要进行改革。但是这些年没有什么改革,于是它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不进则退,因为改革的停滞使得那些消极的东西变得尤为严重,面对消极的东西怎么办?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想通过改革来解决,另外一种对应的方案就是往回走。2003年开始,有一些人提出要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改革。

  这种趋势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反映,在思想界也有。最先的说法叫做北京共识,后来有一种更加明确的说法叫做中国模式。以前说中国模式不但促成了中国的发展,而且是世界的榜样。他们描述的中国模式,归根到底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为什么就有优势?因为强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靠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增长。他们津津乐道的奇迹有两个,一个是高铁奇迹,一个是重庆奇迹。这种说法在2008年、2009年得到了一些认可,因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政府会用一些国家力量去支持甚至收购某些企业,于是有人就说西方国家学习了中国模式。

  到了2010年,这种声音到了最高峰。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广大群众希望的。但另有声音说要走另外两条路,一条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是回到旧体制、旧路线。这个时候,一些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是跟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但是其中一部分人也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所迷惑。

  这种情况让人担心,但在2011年,整个社会的思潮和社会气氛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改革的声音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在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分析能力的人中间,这种坚持改革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强劲。我想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另外就是现实的教育,比如前文提到的高铁奇迹。本来温州撞车跟高铁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件事情引发了一个大讨论。中国很需要建设高铁,而且其建设成绩看起来很不错,但是深入地去分析这个问题,那么所揭露出来的事实可以使人看到,中国需要建设高铁,但是原来的铁道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它超级的政企合一,所以它可以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此外,高铁建设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可是因为用了这样一个体制进行建设,它的一切目标就变了。如果在市场体制中进行建设,那么浪费与腐败不至于到这样一个程度。

  “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还是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十八大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不负众望,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寻找了一个原则性的回答,这个回答就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十八大报告里的提法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经济改革方面讲得更明确,“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刚才说到,“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还是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十八大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要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基本上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些要求。十五大提出的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政治文明。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来源: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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