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查韦斯的阴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13-04-22 17: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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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  

  

  “后查韦斯”时代

  

  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好父亲是幸运也是不幸:一方面,一个强大而有权威的父亲可以提供指导、保护和庇荫,促进你的成长;但另一方面,他可能构成某种无形的压力,使你毕生处于他的阴影之下,别人对你的评判标准将是你能否复制父亲的成功。

  以“查韦斯之子”(比喻意义上)自称的委内瑞拉新任总统马杜罗,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借着不久前查韦斯去世引发的悲情效应,他作为继承者有惊无险地击败了反对派联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继任总统,确保了“查韦斯主义”的延续;但另一方面,他名不见经传,不够有个人魅力,也没有查韦斯的演讲天赋,导致与卡普里莱斯的支持率差距不断缩小。据统计,与去年10月查韦斯获胜的大选相比,执政党“社会主义统一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的选票超过50万张。

  当然,委内瑞拉选举机构已经确认了马杜罗的当选,他已经涉险过关。虽然反对派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重新计票,并引发暴力冲突,导致人员伤亡,但选举结果应该不会改变。委内瑞拉正式进入了“后查韦斯时代”。查韦斯执政十余年,改造了委内瑞拉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这成为该国未来执政者所要面临的基本条件。因此要前瞻该国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回顾和重新评析查韦斯的遗产。

  一个最基本的、人人皆知的道理是,一个政治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奉行什么样的执政思路和风格,受制于该国的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条件,他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也基本取决于该国对自身国家利益及他对自身执政利益的认识。这不应被僵化为一种绝对的决定论,但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执政者本人的个性和价值观是既定历史现实的反映,而不是相反。在没有极有说服力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定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是理性的,不是疯狂的。“理性”不是赞美,只是说他在做正常的利益分析。但在信息快餐化时代,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得非常快,通常只看到一时的现象而没有耐心,也没有心情去追溯其后的复杂背景,愿意接受一个简单的结论,于是国际关系被悲哀地简化为仿佛是不同个性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冲突被归因为性格而不是利益,那个最基本的道理反而被丢弃了。

  查韦斯确实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但他极力展现这种个性并在委内瑞拉的选举中不断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委内瑞拉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与社会结构。他与美国的激烈冲突使他被挂上“狂人”甚至“独裁者”的标签,而这又影响了中国人对他的印象。但在他死的时候,他和美国的冲突已经大大缓解。联合国及绝大多数国家都诚恳地对他表示哀悼和怀念。这个“狂人”竟得到如此的“尊重”,在一些国内的评论者那里造成了困惑,但困惑的原因不过是他们之前的偏见。下面笔者将以“由外而内”的顺序重述查韦斯的外交与内政表现。

  

  查韦斯与美国

  

  3月5日查韦斯去世后,国内媒体形容他时用得最多的短语是“反美斗士”。但西方媒体对他的定性多是“民粹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等,在谈及他和美国的关系时,描述得比较明确、具体,如他经常抨击他口中的“美帝国”,与美国的敌国为伍,组织地区性联盟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等等。“反美斗士”这个用语有两个问题。首先,“反美”是个笼统的概念,反对美国一些具体外交政策可以叫“反美”,对美国深恶痛绝乃至恨不得断绝外交联系、老死不相往来,也可以叫“反美”。例如,让一位国内评论者感到“离奇”的是,以“反美斗士”自居的查韦斯竟然将委内瑞拉所产原油的三分之二出口到美国。然而,之所以有此“离奇”,只不过因为这位评论者倾向于从后一种极端情况来理解查韦斯的“反美”而已。而事实上,只需稍微考察历史就知道,即使在美委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其双边经贸关系一直保持正常。

  其次,“斗士”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带有攻击性的、未受到威胁而主动挑衅对方的,是刻意、冲动甚至盲目的。这也容易让人将查韦斯与有这些特征的人相提并论,例如有论者称他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正日、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反美四斗士”。但世界并不非黑即白地分成“亲美”与“反美”两块,这四国的内部体制千差万别,其与美国也各有一段独特的恩怨史,将具体的历史背景抽离会造成错觉。

  因此很有必要重新考察查韦斯与美国交恶的历史,甚至更久远的美委关系史。委内瑞拉是加勒比海沿岸油气资源丰富的小国,1958年之后建立起稳定的代议制民主,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历届政府也奉行亲美政策。20世纪早期委内瑞拉发现油田后,其独裁者胡安·戈麦斯就曾将石油开采权益授予欧美石油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石油开放”政策后,其国内很多中下阶层认为石油产业被国际大公司把持,石油利益未能惠及民众。这是不是一种不合理的安排?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涉及太复杂的问题。但这种不满而要求改变的情绪是真实而普遍的。

  查韦斯在1992年试图以政变夺权时,就将“摆脱美国干涉”作为政变目标之一。政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两年,后得到特赦。1998年竞选总统时,承诺改变石油政策也是他的主要竞选纲领之一。竞选中,他批评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已成为“国中之国”,石油收入未能转化为民众福祉。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来说,查韦斯是一个难得的出身于本阶层的候选人。他的主张迎合了底层那种普遍的情绪,当然他是在故意迎合。他以高得票率当选后,即实施石油国有化进程,提高外国石油公司的开采使用费,导致了美国的不满。

  但石油政策毕竟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可以自决的事项,而且查韦斯上台之初,在外交领域对美国并无主动挑衅之举。相反,他相当重视委美关系,1999年初刚一上任,就马上访美,会见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而且在两年里四次访问美国。直到2002年之前,美委两国高层一直往来频繁。但从2001年小布什继任美国总统后,查韦斯对该政府对外政策的批评增多。此外,与古巴走近,在9·11事件后批评美国轰炸阿富汗等,都让两国关系变得紧张。尤其是后者,因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奉行一种“非友即敌”的思路。但最终导致两国彻底交恶的是2002年4月的委内瑞拉政变。

  2002年4月发生了针对查韦斯的仅持续两天的短命政变,很多内幕现在依然是谜。查韦斯在被短暂囚禁后,被忠于他的部队解救,政变的失败受到了首都加拉加斯贫民的欢迎。查韦斯宣称美国介入了政变,但美国否认。历史上久受军人独裁之苦的拉美各国已达成共识,反对以任何理由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但小布什政府在政变当日便表态支持临时政府,政变期间美国驻委大使两度会见被政变者推上台的、替代查韦斯的全国总商会主席卡尔莫纳。这是导致美委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很难想象任何一国政府面对如此明显的敌意举动会无动于衷。查韦斯的行为,无论是改变石油政策、实施美国不赞同的经济社会改革还是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在性质的严重程度上,都无法同美国在政变后迅速支持政变者的举动相提并论。因此可以说,美委关系恶化不完全是查韦斯实施的特定政策的结果,相反,小布什政府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2002年政变是两国关系彻底恶化、高层互访停止的导火索,其顶点是2008年9月两国相互驱逐大使。事实上,查韦斯一些最激烈的抨击美国的言论,如在联大会议上称小布什为“恶魔”,也是在那之后发生的。但2008年奥巴马竞选获胜后两国关系走出冰冻。两国总统2009年4月在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握手,并于该年7月恢复互派大使。但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及主流媒体对查韦斯的激烈批评,也大大损害了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这一点在奥巴马时代有所改变。

  委美关系是小布什时代决定委内瑞拉国内政局的重要因素,查韦斯的激烈态度是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和强硬主义的对应物,但这一因素已经减弱。而且无论当时双方如何交恶,经贸往来依然正常。新总统马杜罗被视为务实者,奥巴马政府对委内瑞拉也频频伸出橄榄枝。美国即使想孤立委内瑞拉,在拉美也是应者寥寥,所以双方有望重新实现一种稳定和平的新关系。

  

  民粹主义的未来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1999年在和查韦斯长谈后写道,他挥之不去的感觉是刚才不是和查韦斯一个人,而是和两个人对话。某国内媒体的翻译是:“其中一个人获得了天赐良机,要改变命运而拯救他的国家于危难;而另一个,则是注定在历史上留下独裁暴君之名的妄想狂。”后半句的翻译不太合理,笔者译为“而另一个,则是又一个可能在历史上留下暴君之名的空想者”。“又一个”这个关键词在原译中失去了,让马尔克斯之语失去不少历史韵味。

  拉美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视为一块独特的大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写道:“一旦到了南美洲之后,就没有人能够抗拒该地区的影响力,尤其如果一开始就接触到巴西人的话。那些国家最显著的现象并非与日俱增的财富严重不均,而是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亦即访问学者所接触的对象——与一般百姓之间的巨大隔阂。当地的学术人士多半来自生活优越或家世‘良好’的白人家庭……他们以第三世界常见的方式,在自己的大陆共同构成一个最稀薄的社会阶层……却与肤色较深、较缺乏良好关系的拉美人所居住的世界泾渭分明。”

  严重的贫富分化、因历史或制度原因形成的阶层隔阂,以及经济上对美国的巨大依赖,在拉美形成了民粹主义的丰富土壤,而查韦斯主义则是其最新的一个仍在发展变化之中的变种。马尔克斯在说那句话时,他肯定想到了拉美大陆上曾经出现的其他民粹主义者,例如阿根廷的庇隆等人。也因为此,马尔克斯的话把查韦斯与拉美更广泛的政治谱系联系在了一起。不论是出于自己的执政利益还是真诚的信仰,这些民粹主义领导人试图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奉行面向下层的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最终却造成权力的不断集中乃至成为独裁者。

  20世纪拉美的风云人物、阿根廷的庇隆就可以说是拉美民粹主义的“集大成者”,而他也和查韦斯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最初试图以政变的方式夺权,而且他在1943年的政变成功了,而查韦斯1992年的政变失败了。1945年,一些拒绝改变政策的传统寡头势力发动政变,将庇隆投入监狱,但他的妻子动员劳工阶层抗议,将他解救出来重新执政,并成为总统。随后对内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国有化和提升底层福利的政策,在外交上与英美分庭抗礼,一方面保持了长期执政,另一方面留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以及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些都可以从今天的查韦斯身上看到影子。

  拉美和西欧国家的不同是,西欧国家等经过19世纪激烈社会动荡甚至革命的洗礼(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历次革命),各个社会阶层都形成了一定的能代表自身、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政党。政党制度完善之后,其所拥有的普遍代表性可以实现理性的博弈。但拉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来得较晚,在20世纪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却无法形成组织化的政党,并在既有的权力架构中占据一席之地,于是拉美的政治经常体现为精英阶层内部的博弈,精英和底层之间缺乏有效的过渡群体,贫民窟里的芸芸大众成了仿佛与国家无关的“沉默的大多数”,查韦斯执政之前的委内瑞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社会形势和技术变化、民众意识的觉醒都在冲击原先那种“精英民主”的治理机制,而且上层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压制手段迫使底层屈服,这个日益庞大的新的底层群体的力量和影响最终需要被纳入到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但因为底层没有自身的独立政党,所以来自精英阶层中的“反现状”力量就开始利用底层的势力,并利用军人独裁结束之后的民主选举制,通过选举胜利向比较保守的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推动社会的变化。严格来讲,查韦斯和庇隆不同,他不是出身于精英阶层,但他也采用了很多庇隆主义的手段和技术,例如向自己的支持者提供很多福利,在思维中制造精英与大众的对立等。在20世纪基本福利制度已建立并实现普遍性繁荣的西方,选民不大可能接受民粹主义者的过度诱惑,但拉美仍是民粹主义的乐土。

  民粹主义的经济影响必然是国家过度干预经济,很多免费福利的提供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决策,干扰企业经营,导致投资外流或者富人外逃,对能源等产业的国有化也会损害整体经济效率。而且查韦斯要改变既有的权力分配结构,就需要不断借助“民意”的力量来集中权力,例如他多次推动的全民公决,推动领导人任期限制的取消等。正像马尔克斯所说的,结果可能是走向集权甚至独裁,成为又一个暴君。

  但公允地讲,查韦斯任期内推动的政治改革没有破坏委内瑞拉宪政规则的底线,仍是在民主框架内实行的。他虽然作为执政者拥有很多竞选优势,但反对派也控制着私营媒体,双方势均力敌。他多次高票当选,以及多次全民公决接受他的建议,基本上反映了委内瑞拉多数人的意见。民主就是对多数人意见的承认,即使他们的选择不符合知识分子的胃口。在这一点上对查韦斯过度妖魔化并没有道理。既然美国对查韦斯的猛烈抨击已经停止,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继续跟风。

  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民粹主义确实存在着权力过度集中乃至威权主义的危险,最终即使是理性的领导人恐怕也难以承受诱惑,群众制造的英雄可能走向群众的反面。白居易有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从这个意义来说,自然规律导致的查韦斯的去世,对他本人和对委内瑞拉来说,也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民粹主义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卡里斯马式的领导人,但马杜罗似乎不具有这样的魔力。这场势均力敌的选举或许说明,委内瑞拉可能再向风起云涌的“查韦斯时代”回潮,是继续他的“玻利瓦尔革命”还是改弦易辙,将由民众决定。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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