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小凯:中国政治转型的现实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13-04-20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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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凯  

近年来,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各种讨论,可谓百家争鸣,精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但窃以为,其中的一些观点,仍多流于愿望表达,而稍欠现实考虑。本文就从现实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转型的一些实际问题。

首先要考虑,中国会不会发生政治转型?自1949年,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以来,虽然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多次波折动荡,但客观来说,当下政权的基础仍然相当稳固。我曾为当下政权大致归纳了三个合法性来源(此处“合法性”为中性含义,即政权获得并能维持统治的属性):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增长的绩效(绩效合法性)、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强制维稳能力(维稳合法性)。尽管在当下以及将来,这三大合法性支柱,都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考验,但大体可以预期,至少在十年二十年等中期之内,它们对于竞争力量而言,仍然会具有压倒性优势。

通过对历史上各国转型经验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政治体制的转型,总是与当时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所以,如果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发生明显的合法性危机,那么可以推断,政治体制转型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因此,合理的推断是,中期之内发生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并不大。

换个视角,假设长期来看,中国总要发生转型,那么会转向何处?对中国而言,大方向无非有两个:或者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或者向宪政民主转变。当今世界,只有北朝鲜等国家仍然处于极权体制。这类政权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紧张国际对抗的局势中,通过经常性的军事动员,以最大限度地压制社会反抗,不断强化政权的统治基础。朝鲜半岛最近的“战争危机”,其实也是这个因素的一个侧面折射。而当下的中国,已经大体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很难再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的经济模式,也难以产生极端的国际对抗局面以便制造大规模社会动员。因此可以基本肯定,回到毛时代极权体制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如果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具体会通过怎样的路径?对于当下形形色色的转型理论,大致可以从两个基本轴来分类:从时间轴考量,通过渐进方式或是激变方式;从社会空间轴考量,通过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这样,合起来就可分为四大类,以下分别讨论。

首先来看自上而下的渐进方式。类似于“增量民主”,“渐进民主”,“遵循宪法以达宪政”等等主张,都可归于这种路径。持这一类观点的人认为,转型由执政党主导,以“增量”和“渐进”的方式,或完成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化,或逐渐依据宪法,建立起宪政体系,最终实现宪政民主的转型。这大致也就是当下各类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基础。

但从各国的转型史来看,政治制度鲜有以渐进的方式实现根本变革的先例。政治制度是一套完整体系。在现实中,两套稳定的政治制度之间,不存在稳定的中间状态。掌控政治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竭力维护当下的政治格局。任何渐进的制度性改变,即便发生,也势必会被重新拉回原处。

而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实际上也没有渐进民主化成功的先例。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竞争机制,这在本质上与“民主集中制”相冲突。苏共曾经引入过党内民主,结果迅速导致内部权力竞争的激烈化和显著化,最后引发苏共的分裂,以及导致后来的政变与崩溃。因此,自上而下的渐进转型路线之说,在逻辑与历史经验上,都很难站得住脚。

另外再谈一下“遵循宪法以达宪政”的路径设计。从政治学识的角度来评价,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外行的观点。宪政的核心机制,是以宪法来约束政权;但其逻辑前提是,宪法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共识。换言之,要制订具有合法性的宪法,首先必须具有合法性的制宪权。而从历史考察,历次宪法的制订过程,在这一点上其实很有疑问。在一部宪权来源以及合法性有疑问的宪法上,试图建立宪政,恐怕只不过是又一种浮沙筑高楼。

再来看自上而下的激变式。这种方式的典型史例,是台湾蒋经国、李登辉主导的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宁静革命”。但台湾的体制改革,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首先,台湾在地缘政治上属于美国阵营,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的影响与压力;在这一点上韩国也类似。其次,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时值台湾解严之前,实际上已经强行突破了党禁,再加上这段时期的“美丽岛”、“江南案”、“三月学运”等一系列政治大事件的发生,台湾的体制变革,已是山雨欲来之势。台湾的民主改革,发生于当时政权本身的危机之下,它离不开民间民主化运动的推动。当然,蒋经国的前瞻性历史眼光,也在很大程度上平滑促进了这一进程。

另外,也常有人把前苏联的解体,误认为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激变。但从历史事实分析,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一直在尝试进行渐进的改革,但由于改革引发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至于失控,最后才导致了整个苏联体制的崩溃。当然,前苏联的解体,也与戈氏所主张的“人性化社会主义”,以及其“回归欧洲家园”的愿景有密切关系。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存在前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后继的类似政权,不但不会主动发起自上而下的激变政治改革,甚至也不大可能发起自上而下的渐进政治改革。

由此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激变路径,在自下而上的压力缺位的情况下,在当下也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再看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建设公民社会,以社会转型实现政治体制转型,是这种路径的代表性观点。从历史考察,社会转型,确实同时包含了社会的演进与制度的变革,二者呈现出一种互为因果、交叉反馈的关系。但我们回到定义本身,所谓公民社会,简言之,就是由公民组成的社会;而公民权利,既包含法律平等地保护公民权利的消极个体自由,也包含广泛的言论、结社、选举等积极政治自由。因此,成熟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成熟宪政民主制度的配对物。以建设公民社会,来实现宪政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套套逻辑。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在现实中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那么所谓的建设公民社会,仍然是一种空中楼阁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自身的改良没有必要。社会演进是政治转型的基础。问题在于,社会的演进,仅仅是整个转型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仅仅依靠社会自身的改良,在逻辑上无法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将如何转型。自下而上的渐进,本身并不能独立构成政治转型的完备方式。

最后来看自下而上的激变方式。这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就是大众政治革命。一提到革命,很多人首先联想到“血流成河”。但实际上,现代以来,和平非暴力的革命也成为一种主流,如上世纪后期东欧各国的“颜色革命”,以及韩国、台湾等的民主转型,也含有非暴力革命的成份。而从历史经验来看,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都是在短时间内跳跃完成。因此,撇开价值观方面的讨论,几乎可以说,政治革命,是现实中最有效的根本变革制度的方式。

但是,大众政治革命的爆发,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其中一个强相关因素,是年轻人群的比例。根据历史数据,现代大多数政治激变的发生时期,如韩、台的民主化时期,以及近年阿拉伯革命的国家,15-29岁的年轻人比例都超过了30%甚至高达40%。年轻,才会有革命。而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年轻人比例已降到20%左右,而且还将持续走低。随着年龄的增长,持有改变社会激情的人群比例,会越来越小,而关注眼前利益恐惧激烈变革的人群比例,会越来越大;因此,从社会人口的构成分析,发生大众革命的可能性,在未来将会越来越低。

总之,当下是一个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的时代。但是,社会并不会完全静止,仍然会以各种方式继续演进。至于未来转型会不会发生,何时发生,如何发生,目前还很难预测。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从来都是转型必不可少的动力;对于中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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