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新作《现代文明的密码——破译全球经济危机》结论部分。
自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事物总是在“无序”与“有序”之间不断转换，包括我们人类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从整体来看，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体现在政治社会结构上的变化就是：政治社会结构越发紧密，然后越发扁平化，最终走向“无差别的人类共同体”。这是我们跳出千年文明史回看政治社会结构变迁所获得的经验。基于对这个经验的发现，我们找到了社会转型的本质，找到了可以研究的对象，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面的一体化研究，从而实现了对历史连续性与文明传承地衔接。
我们从欧美近代社会转型历史中获得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越发展，其政治社会结构越紧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制度的变迁而忽略与制度相关的结构的问题。尽管托克维尔已经敏锐地关注到这个问题，但是其最终还是落实到制度变迁上，很遗憾其未提出社会转型与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本质问题在于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的方向是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社会结构，将所有的人纳入政治社会结构中，而且身份越多样，越能实现平等性。从石墨型社会到钻石型社会的变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制度与结构是一体两面的结合体，任何时候，制度与结构的冲突都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只是有些时候主要由转型本身引起，有时候主要由治理不当引起。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考验的是所有的国家民众的政治智慧，政治家必须要先于他人发现社会转型的蛛丝马迹，然后寻求适合未来要求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可是，做到这一点的不多，因此大国崛起表现为一种前赴后继的替代关系，而多数国家都是要面临着结构与制度的冲突，一种原本时兴的制度，因为结构的变化，成为旧的制度。同样，治理不当也会导致制度与结构的冲突，比如破坏了结构的紧密性或者发生了快速的结构再造或者制度设计，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把俄罗斯拉向了另一条看不到未来的转型道路上。
三是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们，如何认识这个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的目标应当以正义的两种形态——正向性正义与可回溯性正义呈现的，这个正义的基础来自于小共同体的多样性与自主交叉性。小共同体的历史作用体现为：它是实现政治社会结构紧密性的要素基础。在转型期，它的成长发育关系到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是否可控；在社会转型后的和平时期，它的功能发挥关系到政治社会结构的稳固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实现对小共同体的法治化确认——给予其合法的地位，并将其长期形成的习惯规范为法律制度；在社会转型完成后，政府需要借助于多样化的小共同体落实公共政策，特别是在应对各类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时候，更需要各类小共同体发挥作用。
本书围绕历史与现实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始终陪伴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长空中徜徉。本书关注的历史问题是社会转型的本质及经验；关注的现实问题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危机。通过对西方这一千年来文明演化史的梳理和分析，本书总结出上述三个基本经验，归纳起来就是：政治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结构密度的变化，这个“密度”包含两个基本变量，即小共同体的数量和多样性。只有保证一定数量以及多样性的小共同体的存在，才能实现自主交叉性，才能从组织身份上实现人的身份多样性，从而为“人的身份平等”构建结构基础。由此，我们完成了本书最初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与托克维尔理论平行的另一个视角——赋予政治社会以结构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实现了从小共同体构成的政治社会结构的视角解释为何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实现了“人的身份的平等”。
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非常类似于“石墨型结构”向“钻石型结构”变化的特征。这是一个意外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两个化学分子结构模型解决了常态下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鸿沟。当然，“钻石型政治社会结构”绝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结构类型，但却是相当好的一种结构，体现在结构的稳定性上，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呈现的社会状态。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利普哈特和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看，美国政治社会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历史最佳，但从那时起，美国政治社会结构开始出现结构密度持续下降的趋势。所以，有关于“全球经济危机路线图”的话题，我们可以在此展开成以下几个问题：为何首先爆发于美国？我们要从两个路向上来理解已经过去的这几年全球危机蔓延趋势：一是美国本土发生了从金融危机到财政危机的恶化进程；二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就迅速演变成财政危机，到达北非和中东地区就演变成社会危机。这个变化趋势和我几年前提出的危机路线图是完全一样的。为何会如此吻合？
事实上，本书前四章已经从历史的视角回答了这个问题：现代文明的密码在于政治社会结构能否支撑现代工业文明。西方现代文明发源于希腊半岛和地中海沿岸，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构建了西方基本的文明理念；后因公元11世纪“法学复兴运动”以及“诺曼征服”，西方文明向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半岛方向传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后接受西方文明的地区越容易走向现代，总会超越于他们的“老师”。工业革命后，美国的崛起依然延续着这种文明的传播特征。文明的继承者之所以能够取代被继承者，关键在于他们更趋近于现代文明，或者说他们更懂得现代文明的密码。要想得到这样的认识非常简单，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比较起来阅读就能发现西方文明的生命力。那这个文明演化的趋势就是政治社会结构密度逐渐变大的过程：一是本国内部的政治社会结构在近代以来保持着完善的趋势；二是后继国家往往会演化出更紧密的政治社会结构。这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所谓“大国崛起”的根源，也是近代中西方冲突的必然性所在。
从阿尔蒙德对不同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看，美国政治文化依然是当代最好的，这更加证明了本书的一个推论：美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密度大于西欧地区大于南欧地区大于东欧地区大于远东地区。因为政治社会结构密度越大的社会在应对危机时要更坚强一些，所以美国首先仅表现出金融危机，然后蔓延到欧洲就深化了危机转为财政危机，但是到北非和中东地区危机就更加深化了，转为社会危机。这就是所谓的“逆文明演化路径”。所以，自2007年起，一晃已经过去5年，这5年来，没有哪个政府或者专家认真地系统地揭示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及规律，因此任由政治社会结构松动，导致美国从金融危机向财政危机恶化，欧洲的一些社会已经开始动荡。这是全球危机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变化，只要全球各国政府依然无视政治社会结构异化趋势的问题并有效去解决它，全球危机就会不断蔓延并恶化。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及，就是分配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揭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一个突破口，只要把分配制度与政治社会结构异化问题结合起来考察美国当前危机，才能抓住危机的本质以及预测未来走势，由此才能认识到“钻石型政治社会结构”对现代文明的意义。
这要从欧洲绝对主义政治[1]说起。绝对主义政治打破了政治割据、司法割据以及人员流动受限制的障碍，满足了当时经济资本对全国统一市场的需求，也为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就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员的流动以及政治和经济主体的转移，政治责任也相应发生了转移，即从贵族对贫民，教会对平民的政治责任全部转移为政府对公民的政治责任。对于全社会而言，创造经济财富的主体也发生了转移：传统贵族和修士不再作为经济生产的领导者，工业生产组织承担起新的经济责任。工业革命以后兴起的“工厂”这样的组织形式以及20世纪兴起的“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快速发展，为小共同体的数量和多样性发展创造基础。由此构成了工业社会的两个特征：一是政府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二是经济组织内部结构决定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初次比例。
问题就在这“工业经济组织”内部的结构与“钻石型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翻译成政治学语言的话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组织等级制之间的矛盾。这才是卡尔·马克思当面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工业经济组织内部的平等主义是实现政治平等的前提。此处是对前面引述《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总结，这是马克思的洞见所在，可以说在方法论上具有超前性。可惜，现在一些学者误将方法论当成了世界观，竟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因为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贪婪所致——这只是一种表现，更多的是由于这些学者对“资本”的敌视。
一个国家，其劳动人口中大部分人属于各类组织中，而多数组织是存在等级制的，导致收入存在差异性。当这个国家GDP总量不大时，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如果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各类组织的等级制将会放大劳动者收入差距。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小共同体的广泛存在，人们在应归外部社会危机的时候有着强大的互助力量，可以说，尽管政府承担了主要的政治责任，但是社会网络保持着多样化的互助体系，能够共同应对社会危机。但是，随着“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慢慢增多，人们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承担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家庭的变故。这又让我们想起1000年前的欧洲，那千禧年的梦寐，那种无助感因为现代人远离了小共同体而在增强。当越来越多的个体远离了小共同体，就意味着他们又回到了“布朗运动”的状态，这种社会疏离感怎会令人幸福呢？
谁在经济组织中最受等级制的伤害？当然是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被富裕阶层拉开，但是他们却承担着重税，因为政府必须承担起社会丧失的救助职责。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拼命工作而不关注小共同体生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事实上，中产阶层被政治社会结构抛离出去了，他们以个体的方式如何应对宏观经济变化呢？所以只要他们无法正常还贷，基于金融体系运转的美国经济就会生病，金融创新就成为这场危机的“替罪羊”。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拥有一个事物时，我们往往不会珍惜，而当失去时才知道拥有它的可贵。小共同体就是这样容易被忽视的群体，政治社会结构的作用就是不被珍惜的存在。你看到美国政客们讨论过他们的政治社会结构问题么？你见到欧洲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么？你见过亚洲领导人关注这个问题并吸取教训以应归即将到来的危机了么？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自身文明结构的异化问题，可悲的是，直到目前一些人还仅仅提留在对经济危机的认识上，尽管有人意识到可能存在社会危机，但是无法提出可供认知的模式。所以，我们要重新发现政治社会结构，它是我们文明的载体，我们能够从其密度的变化上判断文明的现状和未来，我们能从其结构上判断一种文明的竞争力。
我们再通过政治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中国当前的住房保障制度问题。本书只想指出大概在2020年左右集中爆发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前的住房保障中政策缺陷造成的。问题集中于购买保障性住房的资格线。假设某个城市以年家庭收入10万元作为能否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分界线。如果该地区同一地段商品房均价是保障性住房均价的2倍以上，请问：对于年收入11万元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会高于年收入9万元且购买了保障房的家庭么？这才是大前研一定义的“M型社会”发生的经济根源。这里所缺少的就是如何保证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家庭生活水平维持在他们原有的中产位置，这也应该是社会保障线。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补充，那么该残缺政策将会不断制造社会贫困群体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贫困化会在这不知不觉的几年中累积，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密度跟西方没法比，如果中产阶层贫困化，那危机还仅仅是“次债危机”么？为何是2020年前后爆发这个问题？因为十八大报告提出那一年要实现收入倍增。还记得我们前面分析的工业社会的矛盾了么？没有社会多样化的保障体系，组织的等级制只会放大收入差距，让富人更富，中产者更穷。这样，难道不会出现社会危机？
我们从文明的比较中发现了文明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密码，而这个密码帮助我们解开了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危机：政治社会（文明）结构正在解体。仅仅是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目前全球每天都有一万多个消失于无形。这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逆现代化的现象，与文明演化的规律是相反的，因此，现代文明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呢？所以，应对当前全球危机，必须审视各国政治社会结构与自己的社会分配制度之间有没有矛盾，制度变革的重点是在分配制度上，即要有效避免组织内部等级制的放大效应，未来经济理论的突破一定发生在这点上。同时鼓励小共同体发展，让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信通过本书的解读，大家会更加聚焦一些更为基础的问题。
[1] “绝对主义政治”是欧洲大陆由中世纪封建等级君主制过渡到近代专制君主制的政治形态，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初级阶段。《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16世纪君主绝对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鼎盛于17、18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是绝对主义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