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细节》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1 次 更新时间:2013-04-17 17: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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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延伸。人类充满困惑与焦虑地活在当下,而答案就在历史的细节中。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是为了沟通,不如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

  对这个世界来说,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所谓历史,就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一 从知识到智慧:现实的局限与理解的困境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世界如同草木生长,我们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今天的人们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也绝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

  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信息过剩导致的“淹没效应”使真正的有效信息依然稀少,虽然这种相对信息匮乏与古代的绝对信息匮乏不可同日而语,但信息的短缺状态依然存在。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因此说,作一个信息整合者或许更有意义。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但却是一个好奇的读者。我常常这样想,发明文字乃至违反人好动的本性去写作,或许都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结果,借用孟子的话来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不得已,便有了这本《历史的细节》。

  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现实的困惑。我也一样,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既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辆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意义。正如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历史。

  

  二 从故事到历史:后传统时代的历史谱系

  

  在我看来,历史有三种。第一种历史是故事。“故事”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历史。在传统时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人是一种喜欢“有趣”的“故事”的动物,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喜欢历史的原因。在眼下这个漫长的后文盲时代和前文字时代,类似“故事会”和“评书”那样的历史故事总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

  第二种历史是考据,这是很多专业历史学者所擅长的工作。在血雨腥风的文字狱时代,中国诞生了最著名的乾嘉学派。这种流风弥漫至今,仍然构成专家历史的主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舟车对于旅客。

  第三种历史是解读,这是最少人做的事情。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析与剖析。这完全来自于一个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想逻辑能力。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历史不是花边故事,历史也不应当是简单的史料,历史是一种加工与创造。真正的历史应当厚重典雅,而不是插科打诨哗众取宠。如果历史只是一种事件记录,那么叫“档案”则更为合适。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中国似乎尚未完成这场历史转场。甚至可以说,历史在中国仍然处于“扫盲”阶段,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敬畏之心的无神中国。

  “五经皆史也”,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其“历史”的国度,事实上却面临“历史”的贫困。所谓“正史”,常常被权力篡改为“秽史”。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热”中,既不缺乏权谋史和名人传记的“励志”智慧,也不缺乏“戏说”和“恶搞”的“娱乐”故事,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构筑在思想、理性、良知和智慧之上的平民史和文明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当下“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要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三 从中国到世界:历史的贫困与终结

  

  在西方语境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好词,历史必然包括污点与批判。正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完全符合西方的历史价值观——“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

  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首先属于人类文化;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应当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大历史”。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写道:“人类的历史既已逐渐一元化,以前历史家从短距离近视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为新的事实存在或强调而更具体化,或予以增减而使之更符合时代”;“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否则即不可能成为大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从人类的起源和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视为现在的“世界”。这才是历史的全局。

  现代全球史观认为,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意义在于其承载的人类良知与智慧。罗马人和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精神,这就是历史的神奇。

  从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许多“国家”由传统的极权专制体制走上了民主道路。福山因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借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概念,在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共识的全球化和平民化时代,传统的为大人物树碑立传的权谋历史也将和专制历史一起走向终结。从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专制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权谋历史的终结,历史将回到阳光下的人间。

  旧历史的终结,也是新历史的诞生。摆脱历史的庸俗化、恶俗化和功利化,走向理性化、科学化和世界化,这就是所谓“大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是历史的真正归宿,也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对于现代公民文化缺失的中国来说,“历史”也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启蒙之路,其前提是抛弃那些传统的权谋史和帝王史。

  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历史比民族和国家更值得信赖,因为历史是永恒的。正如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

  

  四 从思考到表达:一个草根的阅读与写作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人类用文字来与遗忘抗争,这就是写作。权力是写作的敌人,而时间又是权力的敌人,世界最终实现了公平,所以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深处的幽暗之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一个人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往往会使他充满梦想,而写作就是对现实的自适与反叛,是梦想和理想的产物;用写作来抵抗生活,来与现实抗争,这是许多写作者的唯一动机。既然上帝无能为力,那么也只有写作可以企及。事实上,真正懦弱和厌世的人并不需要写作。写作是一种对平庸生命的补偿。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写作者的意义在于赋予世界心灵。

  从最早的巫师到今天的写作者,文字构成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使写作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光彩。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从思考到表达,从阅读到写作,因为文字,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而也超越的自我和历史。很多年后,我才相信写作是一种无法克服又无力拒绝的“天性”和“宿命”。写作既是一种快感的表达,又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正像卡夫卡说的,“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我相信,如果不是一种不可思议又难以抵抗的心魔在作祟,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这样一件“可疑”而“危险”的事情的。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一个历史写作者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继而提出史义与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作为历史写作,文字是用大脑和心来读的,不仅仅是用眼睛来看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好的文字不是一幅绚丽的图画,也不是一面干净透亮的窗玻璃,而是毫发毕现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正如苏洵在《辨奸论》中所言:“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人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动物,因此人会怀旧。当过去成为历史时,写作就变成一种对自身来源与存在的思索和记录。布克哈特在《历史讲稿》中写道:“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历许多世代才能获得少许精华,且在未来不会做得更好。所以,此时此刻,面对物华天宝的毁灭不存,我们不妨痛悼。”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的这句话提供了一种最直接的思考方式。“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中,历史就出现了。

  “历史就好比种子撒在大地上……”,本雅明喜欢以寓言的方式重新叙述现代性的历史。作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人生,一个致力于写作、批评和实验的人生。当那些生前声名显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王小波和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卡夫卡曾遗言要烧掉他的书稿,但却都被拿去出版了;尼采说,“我活在死后”。

  

  五 从大势到细节:一部历史文本的叙事与分寸

  

  人可以遗忘历史和篡改历史,但却无法选择历史。历史的确是一种写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话语创造的,但历史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述,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分析与解释;甚至说,这种分析与解释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现实世界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生活的镜像。从这种意义上,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勘探,而写作者则如同一个侦探,精心搜集证据,然后进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历史在这里重归思想。如果说作为故事的历史只强调人物与时间线,那么作为思想的历史则更注重真相与真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史家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甚至将一部著名的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这种“历史”追求的是“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大势”,乃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大势”之下,所谓历史其实是由无数个细节编织而成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正是这些细节决定了历史的成败,魔鬼藏在细节里。“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任何历史都是由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创造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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