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英: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30 次 更新时间:2013-04-17 0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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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  

  

  9月30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对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表示并未有此语言242,留置未退给邓,引起邓的警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结》,是邓小平及其信任的胡耀邦、立场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共同起草的关于整顿的带有思想指导性的文件,而后者并未公开,仍在起草中,《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主要是邓系列讲话的汇总,惟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原创性的报送毛审阅的文件,遭到毛的否决后,邓小平于10月14日对胡乔木说,主席还没有把稿子退回来,这可是一件大事。243后来这一文件即遭到江青“左派”的激烈批判。

  10月10日,毛远新自新疆回京,正式担任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244毛与邓的关系出现明显的逆转。毛远新的出现,于“文革”晚期毛、邓关系是一个重要信号。以前能够传达邓善意信息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是毛信任的,但王、唐不满江青、亲善周、邓,为毛排斥245,则不仅是毛有培养、选拔毛远新的原因,更是毛综合考量政治局权力格局的结果。毛远新的加入,使一度邓领先、主导的政治局至少降低为与江青的平衡了。13日,邓小平再次转交刘冰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的信与毛,毛远新见信后当即为迟群辩护,认为迟“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定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246并要求迟群进行反击,迟群指示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千方百计地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说迟群在“文革”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47邓、江的交锋正式短兵相接。周荣鑫教育整顿得到了周、邓的支持,邓希望以教育整顿成为全面整顿的又一个突破口,“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领域”。248但毛的支持使邓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一时期,邓与江双方都在收集、送交群众来信,以图影响毛泽东,毛在观察、观望后于邓小平正式主持中央工作3个月后,对邓提出警告。

  毛泽东这次仍然是借题发挥249,抓住刘冰来信批评邓,19日,毛在会见外宾后,对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明确批评邓在“偏袒刘冰”,说刘冰来信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要邓注意,不要上当。250毛邓关系正式逆转。

  这次毛邓关系的破裂,不同于“文革”初期,虽然不能说毛泽东处于被动,但邓小平在1975年底对于毛泽东的“批邓”运动表现出极强的自信。以前邓是主动跟进,努力赶上毛的“革命”思路,即使有所怀疑,也是在强烈的崇拜背后的主动自责、批评,期望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得到毛的谅解,并无根本怀疑“文革”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于今,邓小平通过复出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对“文革”灾难深切的了解,对毛泽东身后政治格局的把握,和对自己进行的整顿工作正确性的确信,邓无意妥协,所以他对毛释放的“善意”、“好意”,有感知,但不再自污,只是坚持原则前提下的适度让步,这使得毛的一再努力步步落空,可以说,邓的“绵里藏针”个性、原则的坚定性和对整顿的自信,换言之,是邓小平的主动导致了二人最后的分手。

  毛泽东这次对邓是“一批二保”,是步步扩大批邓的范围,期望邓对毛的“挽救”作出有分量的表态——先政治局少数成员,再政治局巨大多数参与,再发散到社会让“左派”进入,最后是彻底的运动展开,直至全国公布邓的“罪行”。10月23日,毛泽东指示主要当事人讨论对刘冰信的批示,只有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6人,毛泽东一方面赞成在清华大学展开群众大讨论,一方面表示对邓与江青的批评不传达;25131日,已经感到毛态度大变的邓小平致信毛,希望面谈,次日毛召见了邓,对邓转交刘冰来信提出了批评,但对整顿工作表示肯定;252但毛马上改变了对邓工作的看法。

  促使毛根本转变态度的是毛远新11月2日的回报。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感觉有一股风,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批林批孔运动、要不要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并特别提醒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253应该说,毛远新是看到了邓整顿工作与毛“文革”思想的区别,毛也感觉到邓整顿的发展与自己坚持的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或者说使邓最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毛远新的回报坚定了毛的担心,因此,在有生之年毛决不允许对“文革”的任何改变,表示同意其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历来反对阶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是淡化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其余都是目254;清华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255毛最终在邓小平与江青两方争论中,对江投下了信任票。也就是自此,邓小平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几乎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毛远新成为毛与外界包括政治局联系的唯一管道。256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先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要邓作检讨,看得出,毛在此时还是不想让对邓最不满的江青等插手,但邓小平已决计不再妥协,当晚,当毛远新讲完后,邓小平表示,如果按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不好说。对于自己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好是坏,邓表示,实践可以证明。257这与邓复出初“永不翻案”258的承诺犹如霄壤; 3日,毛泽东再指示扩大到8人,加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同时要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对刘冰信的批评,对邓的批评范围大大扩大,毛邓关系已难缓和。

  毛还是对邓寄予希望,未让江青直接插手,但张春桥、毛远新的参与,江当然知悉内情,事态扩大已不可避免,10月底,王洪文即对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等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259“左派”的政治敏感来源他们对毛泽东个性的把握和毛政治批判的指向,邓接班人的前途岌岌可危。2604日,毛在听取毛远新回报“帮助”邓的会议情况时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我们现在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并指示再扩大会议参加人数,不告诉江青261;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会议召开,支持邓的胡耀邦、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与会,并扩大到在京的政治局委员17人。此时,清华大学的大辩论渐至高潮,批邓的信息已迅速扩散到社会;13日,毛泽东正式指示将“批邓”的问题“打招呼”,扩大到县一级,262至此,邓接班人地位的去职、下台成为定局。但毛此时仍提出只是“帮邓”,不是“一棍子打死”,对邓提出由已经回京的王洪文接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建议未予采纳,邓仍然主持,但已是受批判的地位。

  毛、邓摊牌是在20日,邓对毛要他做肯定“文革”的评价表示婉拒,借用毛的话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写这个决议不适宜。263毛于是决定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毛、邓至此分道扬镳。

  邓的不妥协,在12月8日看望周时更为显著。周郑重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说,“那我就放心了!”264显然,这次毛、邓分手,邓是主动,而且是胸有成竹。毛泽东身体的“日薄西山”与江青的不得人心,使邓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了心理的支撑和民意基础,在军队整顿过程中,叶剑英与邓小平就侧重对军队高级将领的信息沟通和意图表达,实际上就是准备毛身后的政治摊牌,由于得到军队大部分将领的支持,邓的顽强也有了信心保障。265“文革”中受到最少干扰、一直作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坚强后盾和控制政局的军队,最终也成为瓦解“文革”、摧毁“文革”极左势力的主要力量,确实历史的吊诡,或许也出乎毛的意料。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发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20日,邓小平请辞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获准,3月,运动全国展开;4月在“天安门事件”中邓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与“文革”初期一样,被保留党籍,且由汪东兴特殊关照,秘密安置在一个只有汪一人知晓的去处;266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江青为首的“左派”被解决;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57页。

  2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见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时高岗负责8个部工作(时政务院由20个部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同政务院,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被誉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饶漱石处于党政领导机构、人事调整、重新安排的关键位置,被毛泽东称为“吏部尚书”。

  3 1953年12月,毛泽东欲赴杭州休假,提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这样领导工作的建议,这本是惯例。刘表示由书记处轮流主持。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高岗通知刘少奇、周恩来,去他处等候高主持会议,时高仅为政治局委员,刘、周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提出国家计委重大决策须由中央认可方能下达执行,高竟以“哪个中央?哪个中央?”辩驳。见杨尚昆前引书,第289页。

  4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过分亲密以“挟洋自重”的关系十分反感,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密报由斯转交给毛泽东,赫鲁晓夫后来评论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见杨尚昆前引书,第284页。

  5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191页。毛泽东后来更明白地说,“我这是准备后事”,见本书,第290页。

  6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专门推荐了邓小平,邓担任中央秘书长。长期养病的林彪在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林彪被认为与高饶事件有较深的关联,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林得票居97人中央委员的第9位,除林伯渠、董必武2位“老人”外,其余6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彭德怀,彭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天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批判刘伯承、萧克等的“教条主义错误”,并牵涉到叶剑英、粟裕等人。

  7 1975年6月28日,江青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8页。逄先知亦说,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同名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8胡乔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1983年5月14日),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222页。周恩来在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亦认为此举有助于扩大党内民主的基础,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11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23日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确认了毛泽东在此前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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