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英: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83 次 更新时间:2013-04-17 0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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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  

  

  曹英,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多部专著及多篇论文发表。这是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文革关系的论文,系作者文革论文系列的一篇。

  

  在认为是其社会主义最重要实践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以打倒、选拔等方式选择了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唯有邓小平的选择最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戏剧性、悲剧色彩。

  在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并未收到很大的人身冲击,政治命运一直存在转寰的余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动荡后,邓小平被作为接班人的候选者之一,由毛泽东直接点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再一次将邓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别了人间”。毛、邓关系贯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都能依稀甚至强烈地感到他们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有趣味的课题,本文就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够窥到一些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泽东确定接班人人选是在1953年底。1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各地方大行政区划的设置,将地方主要领导人调入中央,担任主要党政职务。其中,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不满,1953年3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削减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职权,让其只负责外交,高岗则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最主要的国家计划工作;2刘少奇支持的新税制改革、山西合作社问题、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而高岗则在这些方面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尤其是东北在支撑朝鲜战争与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现了出来。3

  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改变历史形成的权力格局,或者说,毛对高岗并未完全信任,4毛泽东则是年底准备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计划搁浅,毛此种权力分割,实际主要是对其接班人的培养,其担任主要政治角色无人疑义,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却屡有波折。

  “高饶事件”后,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渐趋明朗,但毛显然不期望以刘个人接班,而是扶持一个“班子”,即有一个集体成员,“防风林”,以防不测。5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军队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泽东始终将接班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培养,也始终将这些“接班人置于考察、待定的状态,权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权力如军队、组织权力的移交并未进行。到了毛认为他所进行的事业、他所需要执行的路线出现问题,他仰赖的权力体系出现了不令人满意的状况时,他就要奋起反击,甚至不惜打碎一切旧的、他曾经扶持与建立的权力体系。这时候,他就寻找、培养新的继承人,以取代旧的权力体系,毛泽东对此毫不犹疑,按江青的话说,就是“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7。胡乔木也曾委婉地说,毛泽东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的深刻影响下召开的。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探索,如将党的代表大会仿照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9这一建议得到大会的赞同,邓小平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能够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10但毛此提议只在1958年初实现了一次,即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八大关于政治路线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及以速度为指针的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否定八大稳妥的经济建设路线而发动“大跃进”的主张合法化。11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另一项党的领导体制重大变革是将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明确化并进行分工,这是其对接班人体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53年进行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分工的探讨时,遇到了挫折,但毛还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党务的办事机构,以与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分开,改变以往中央政治局集决策、执行权力于一身而高度集权的状态,并使其相互监督。12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使其正式进入接班人群体。次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名誉主席问题,表示接班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并表示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131959年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明确地推向前台。

  但是,对毛泽东关于书记处与政治局的权力划分及一线、二线的分工不可评价过高,只是毛泽东某一时期或者说仅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冲击最为剧烈的两年(1956——1957年)的一个思考,在1957年毛泽东断然发动针对知识界的政治打击后,毛泽东重新高度专权,接连发动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对党内高层开展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斗争清洗。党史专家黄峥先生说,“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14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为党史研究人物所重视、也为一般民众所熟知,似乎没有疑问,但毛在准备让刘接班的过程中,一直还有另一种准备,即如果不满刘作其他选择时,必须能有适当的候选者,这就是“防风林”,即接班人群体。所以,在其准备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仍然“顾问”着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动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毛对自己习惯且自信的领域十分在意,他一面进行文化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大“反右派”运动的“战果”,使知识分子完全服膺于毛的个人权威,曾经对其有所怀疑的拥有一定独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遭到整肃,一度能够自由讨论的政治空气被强行压缩,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依赖国家机器尤其是公共舆论的宣传、支持独一无二地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其引以自豪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开始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极为看重,认为是功不在禹下的圣人事业,15是他经过严重努力而得来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为此,毛泽东不惜对前两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以严厉批评,甚至有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更换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动议。16毛泽东将原属国务院的职权集中于中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权独揽”。17毛泽东个人地位通过批判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反冒进”得以“居高临下”,以前可能与毛商议、平等协商的气氛完全改变,毛泽东的绝对个人权威在党内由此确立。18

  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成为毛泽东判断是否其路线的追随者还是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以后,批判彭德怀、批判邓子恢、批判刘少奇莫不如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以此为开端,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戏剧中主要指称“分田”,即是60年代初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单干风”。19

  这期间,毛泽东开始对党内对其“大跃进”等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防止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赫鲁晓夫式人物作准备。201958年整肃军队内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帅”刘伯承,1959年整肃彭德怀,都是出于对接班人的担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明确警告全党,如果不能听从毛的指挥,他当重新走上井冈山,“打游击”,作好解放军分裂的准备。21

  毛的“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实验遭到空前的惨败,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个人权威受到挑战,不得不有所收缩,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让步,在政治权力上也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陈云主持工作,所谓一线、二线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成为一种被迫的事实。所以,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说:“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23

  1961年9月,毛泽东借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口,回答了为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毛之继承人问题。毛直言刘少奇就是继承人,说:“我死后,就是他。”24这是毛正式公开宣布刘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仅仅过了3个月,毛泽东就反悔了,察觉到刘少奇对其路线并不“忠诚”,尤其是对其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其倾注无数心血的“三面红旗”并无明确肯定、对“大跃进”运动的灾难严加指责的举动非常恼火,25紧接着的几个月是刘少奇全面主持调整工作的时期: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3月,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明确提出1958年以来党所犯的主要错误及原因,并对“三面红旗”再次提出保留意见;265月,刘再次主持常委工作会议,要求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切实退够,以断然措施,准备慢;同时,也支持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关系的调整工作。这些调整措施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开始的“单干风”出现迅速扩张的形势和彭德怀要求平反事件,27已经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改革”的底线:“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质的定性和庐山会议不能翻案。于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出现了右倾,决定反击。28可以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的确定到此已经动摇,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防止刘少奇等的“修正主义”和对林彪的扶持上。29

  针对刘少奇频频检讨中央决策失误,毛泽东也坦承自己的失误,但毛却是认为放松了阶级斗争,是“见事迟,抓的慢”,30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阶级斗争,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进行反击,正式在党内开始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31在会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作为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党内代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也被攻击得很严重,刘少奇言语不多,接受了毛的“反修防修”理论;32会后通过的会议公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断言“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33

  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对于毛泽东于接班人的选择,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这之前,毛于刘还有期待、观察甚至期望转圜的话,这之后,毛所做的重点就是防备刘的“修正主义复辟”和再选择更换刘的接班人。“四清运动”由此展开。于是,毛对林彪主持的军队工作一再加以肯定,树立了诸多的英雄模范和标兵典型,34对林的身体健康也一再表示关注,35对林巩固其在军队系统的权威、打击不服从的对手也给予支持。36林彪迅速地“走红”,坚定地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言语进行鼓吹,以符合百姓语言习惯、战士文化水平的方式造成对毛泽东绝对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使毛泽东成为军队战士唯一信仰的“神”;37极力宣扬“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作为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唯一动力和力量源泉,并运用军队的舆论工具扩散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使得军队成为刘少奇纠正毛泽东激进左倾思想的一个“特区”。38林彪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与刘少奇失势恰成反照,是当时明眼人了然于胸的事实。

  如果说,林彪是在军队领域出色地领悟、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的话,邓小平则是在外交战线“反修防修”即对苏联的论战得到了毛的赞赏。邓小平对于苏联人的强硬态度,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坚决批判态度,都得到了毛的肯定。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邓措辞强硬,毛泽东主动往机场迎接邓回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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