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关于牟宜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8 次 更新时间:2013-04-16 0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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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  

  

  五年前我写过《读牟宜之诗——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文,听说诗集很快售完。文中关于作者未能作详细介绍。现在清秋子为牟宜之作了传记,传名《国士》。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又让我作序,虽然传记只是匆匆一读,但由于传记主人同自己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仍乐意为之。

  何为“国士”?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乃“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牟宜之长我八岁,但1925年读中学时就加入共青团。在上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种特殊的代表性,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关系。

  丁惟汾与我的父亲同时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同时当选国会众议员。丁惟汾很受孙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会创建之初,便被推为山东省主盟人;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山东省党部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在山东起兵反袁;共谋北伐时,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发起的国共合作,与李大钊等密切往来;李大钊等不幸遇难时,丁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国民党执政时期,丁历任要职,但始终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牟宜之很幸运,有丁惟汾这样的一个好姨夫,才使他很年青时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为工作方便计,丁惟汾举家迁徙济南,牟宜之也就跟随到济南读书,与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君羊早年丧父,被丁惟汾收养,视如己出,从小就受辛亥革命影响,思想激进,喜读进步书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牟宜之就是在这位表兄的影响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从而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且和党内的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共产党后,山东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宜之由此失去组织关系。1932年,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日照暴动。为了搞到枪支弹药,牟宜之卖掉母亲陪嫁的三十亩地,购得枪弹,暴动失败后,牟宜之被通缉,只身逃到上海,躲进姨夫家中,转而留学日本。1935年回国后,经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荐,在南京的中央政治会议任外事组专门委员。据他生前的自述:“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游说各要人,力倡不要进攻西安,要和平解决,联共抗日。当蒙一班国民党元老所称许,对西安事变解决或有帮助。”不论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关系,他在国民党中也有了不少人脉因缘,为他日后做敌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关系,筹款筹枪,在山东组织抗日武装。期间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必武,要求解决入党问题,被告知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山东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枪毙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关系获得乐陵县县长一职。在这个土匪武装林立的“三不管”县,他大显身手,一方面想方设法为中共的抗日部队提供帮助,另外一方面斡旋反共的土匪武装(打着抗日旗帜)共同抗日;同时组建了县公安大队维持治安,并同中共联手剿灭为祸百姓的土匪武装,其艰难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乐陵老一辈人称之为“乐陵版的《三国演义》”、“乐陵版的《七侠五义》”。1938年,牟宜之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八路军挺进纵队秘书长,负责日常统战工作。后部队改编,出任泰山支队司令。他还化妆商人,不远万里,辗转敌后,到当时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还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作过长谈。然后再经西安、太行回冀鲁豫,曾同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会谈过,并用自己积蓄的几万元,解决八路军的衣物困难。回到山东后,担任过滨海区副参议长、沂蒙专区专员、115师参事室主任、山东军区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曾策反多股敌伪军起义。抗战胜利后,在军调部执行处参与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调辽东军区,先后任秘书长、联络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曾策反国民党军184师起义,创建功勋。

  1949年党执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业部、建设部任职,“职务越来越低”,逐渐被边缘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双跨”,同国民党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丁惟汾已辗转去了台湾,被划入国民党右派阵营;牟宜之的胞弟牟乃是蒋经国的下属,在台湾任国防部少将专员。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在城市建设方面超前性规划,揭露政治骗子李万铭等,在当年是颇具影响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牟宜之再也躲不过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让他秉直劝谏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阳谋”圈住,应声倒地,从此打入另册。“文革”开始后,又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饱尝种种苦难,直到去世不得还乡。但“国家不幸诗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直逼李杜,进入化境。我在为牟诗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论述。牟宜之是东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导,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开蒙,入私塾后,始读《四书》,读过的书,他全能背诵。据说,他识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认识,被人称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对这位外侄的才学很是欣赏,曾有心让其承继自己的衣钵,专心国学。由于自幼的修养,牟宜之的才学特别显现在他的诗人气质中,我写过这样的评语:“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很欣赏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壮志豪情、乐观豁达,特别是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式宣判。这本传记的作者对牟诗的品评,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气和预见性加以论述,我很是赞同。可以举几个例证:

  青少年时期的感时愤世:“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战乱年代对军阀的控诉:“兵连祸结灾不单,去年潼关又大战。”抗战时对侵略的谴责和对未来的向往:“夜宿荒郊闻鬼哭,阳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涤荡平胡虏,裁戢干戈不用兵。”“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舟遭踏践”,这是他早年的立志。沦为“贱民”后,他意念坚定,不改初衷:“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文革”期间,发配到边陲绝域,身心倍受摧残的同时,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精神更得升华,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诗陡增其壮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显出超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如他在“冬日”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瀚海阑干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总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写下“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

  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

  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

  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

  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他对文革乱局的是非颠倒,豺狼当道,人心不古,世风险恶,抨击无已,诗句极多,如“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见频”。1971年林彪事发,特写下咏史诗三首,被学者赞为当年评议此事旧诗词中的“翘楚”。不仅道出“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还指出“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传记作者为此评价传主的诗篇:“当年发出这种‘历史的先声’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作家艺术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牟宜之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传记是值得传播的。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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