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樑 陈玉刚:全球共治理论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5 次 更新时间:2005-04-02 0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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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樑   陈玉刚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建构一种全球共治的新范式,这种范式的核心原则是全球所有角色的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它的基本变量是多边主义和以国家为重点的行为者的实践,以国家为中心已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权威从国家独占到与社会共享。这种范式涵盖现实与理想,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

  

  [关键词] 全球共治;多边主义;实践;中庸综合

  

  国际关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关键时期。各个大国以及国家集团正在全力构建在未来竞争中的战略优势,各种非国家力量也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以争取它们国际存在的合法性和应有的生存空间,各种理论供给也层出不穷,力图规范、引导发展的不确定性。总之,我们处在一个旧的体系和观念范式已遭遇挑战,而新的还未能取而代之,甚至是人们对之还未能较为清晰辨识的转折阶段。因此,在这样的时期,一种符合国家利益,同时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理论范式就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指导各种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可以凝聚人们的思想,形成共识,可以引导历史的发展,减缓不确定性给世界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正是我们探讨新的全球政治范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宗旨。

  

  我们这里的分析和某种程度的预测建立在这样一对辨证的关系基础上,首先,我们的分析应基于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完全脱离现实的描绘只能是一种理想,甚至乌托邦;其次,我们的分析又不能完全拘泥于现实,虽然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他也说过凡是合理的就会存在,要进行某种属于未来式的探讨,我们就要确定一些刚刚萌动的因素,只要它合乎历史、世界发展之理。如基辛格所说,“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1]因此,本文的分析由三个部分构成:对范式本身及国际关系范式的一般讨论;当前国际关系现实与趋势的总体分析;全球政治新范式的确定。文章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思考全球政治新范式所能提供的启示。

  

  一、国际关系范式辨析

  

  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研究科技知识发展史而发现的。库恩发现,在知识的发展中,总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能够统领其他知识的概念存在,这样的概念是其他知识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一旦这样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那就是知识世界的革命,如天文学中的太阳中心说对地球中心说的替代,就是一场革命,在新的概念统领下,原有的知识或被替换,或被改造。

  

  因此,一个范式性概念的发现和确定,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知识体系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引导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是我们理解整个知识体系及其历史发展的最有效的捷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往往以一个新的范式性概念被广泛接受认可为标志。

  

  范式是有边界层次的,它可以是整个人类思想层面的,也可以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的,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是生物学方面的范式,但也可以看作整个人类思想的范式。这里的知识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领域。学科领域反过来也就成了范式的边界,而边界使得每个学科领域来讨论各自的知识发展及范式革命成为可能。如果再往下继续,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同一学科内部比较相对独立的子知识领域,也存在相对较为独立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而也可以说有范式及范式革命的问题。

  

  虽然范式概念本身及其存在已取得了广泛共识,但涉及具体领域,某一阶段具体范式概念的认定,就存在不同看法。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史,也有不同的归纳。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建立相对来说比较晚,不过和这一知识体系相应的历史事实,可以说和国家的历史一样早。当然,这是在宽泛的国际关系概念上说的,如果严格地说,那么国际关系就是主权国家形成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历史最多也只是近四百年不到的事。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说,即使当时不存在相应的独立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回头用范式的概念来进行讨论,这并不会影响范式这一概念本身的科学性。而且,这样的做法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库恩发现范式概念的科技史领域,他之前也不存在范式的概念。

  

  综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几个范式的存在:自然状态、传统帝国、中世纪主义、主权国家。

  

  自然的国际关系状态是最原始的范式,和近代思想家对自然状态所作的假设一样,自然的国际关系中,除武力实力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则。这时的国际关系是原始的,也是偶然的。在每一文明和区域性体系内部,存在一些比较通行的原则,但不同的文明之间,原则的对话都不存在,或者说原则的碰撞和对话就是在战争中进行的。

  

  帝国是古代一种比较主要、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国际关系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帝国本身自成体系,国际关系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其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2]因此,帝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自然状态没什么区别,而帝国之内的关系是一种等级制结构,不同的组成部分在等级结构内所拥有的权利和地位不同,甚至不同的个人在这些方面也不一样。在这样的范式下,人们习惯于等级和区别,习惯于在体系内部确定各自应属于的位置。

  

  中世纪主义严格说来只在欧洲历史上存在过。我们这里把中世纪主义作为单独的一种国际关系范式,不在于其宗教意义,而在于其作为一种体系秩序的独特性。首先,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的相似之处在于体系权力的高度分散,而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分散到小到一个庄园都拥有几乎和现在一个主权国家相似的权力;其次,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不同的是,体系具有一些大家都认同并在法理上遵守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封建分封和效忠所相应的一系列原则;第三,它和国际关系自然状态还有的不同在于,虽然权力高度分散,但权威相对集中于两个角色身上,即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还有一些王国是在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外的,但帝国皇帝的权威名义上所能到达的范围无疑是最广的;第四,中世纪虽然也存在帝国,但它和帝国范式不同的是,帝国的权威并没有扩展到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帝国之外还存在几个实力强大到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相抗衡的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控制也没传统帝国那么强,帝国内的等级结构是一种封建分封的诸侯贵族等级结构,而不是传统帝国的官僚统治下的等级结构;[3]第五,中世纪除了世俗的普遍权威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精神领域的权威存在,那就是教皇。教会自身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同时它的权力触及并渗透到世俗领域,甚至每一个个人。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国际关系范式是主权国家范式,也可称为威斯特伐利亚范式。主权原则是这个范式的核心概念,它明确了凡是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国家间一律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其他国际关系的所有原则几乎都可把其逻辑根源回推到这一基本原则上。在理论上,这一原则把国际关系推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国家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自然状态不一样,自然状态连主权平等这样的基本原则都不存在,而主权范式下的无政府状态不但有主权平等这样的原则,而且其本身就是由这个原则构建的。

  

  这些范式在历史上不是以一个单线递进的方式发展的,后一个范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前一个范式的残留。例如在中世纪范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帝国范式的某种残留,而在主权范式中也同样有帝国范式的残留,作为主权范式的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普及到全球大部分地区。不过这样的残留并不影响范式主导原则的运作,因而也可以说范式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基于这样的历史分析和范式界定,如果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一个国际关系新范式的问题,那么就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范式后国际关系将会是一个什么范式的问题。换言之,一种新范式的认定和确立,就看主权作为一个核心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替代,新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认可。

  

  不过,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范式有时候会在一个知识领域内的相对独立的子领域存在,在国际关系当中,有时候人们会在体系演变意义上来讨论范式问题,例如单极体系、帝国体系、多极体系、二极体系,而国际关系新的范式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构建问题混淆在一起。例如,许多学者会承认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但文明冲突论又经常被和其他国际关系新秩序问题的讨论并列在一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新范式的问题目前还无法从超越主权原则的层面来谈的话,那么退一步讲,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从新的国际秩序意义上来讨论这一问题。

  

  二、二个趋势与三种力量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处在一种二个发展趋势激烈斗争的阶段,而且随着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入,这种对立斗争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一种趋势是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另一种趋势是美国的霸权战略,经过冷战结束后十多年的发展,美国的战略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要构建一个以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4]甚至是“新帝国”。这两种趋势之间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多边主义,前者强调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功能,而后者即使承认多边主义的用处,也只是从工具性意义上来看待的。不过,这两种发展趋势中无论哪一种,都对原有的国际关系范式提出了挑战。

  

  在这二种发展趋势的演进中,有三种力量在活动,那就是国家、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

  

  民族国家是传统主权国家范式中的基本行为体和组成单位。根据传统的界定,民族国家是一种集权式的架构,它在西方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向中央集中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结构中,权力的组织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与之前相比,中央集权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际关系中,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二者互相规定。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民族国家拥有排他性的权力,虽然也有其他一些行为体在参与国际活动,但从根源上讲,其依据是派生性的,而非原生性的,或者说国家完全可以控制管理它们的参与活动。因此,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被许多学者单列为一类国际关系行为体,但我们这里还是把它纳入国家的范畴。当然,这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欧盟,它就具有独立于成员国政府的原生性力量,因此它不能完全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

  

  全球市场的力量在主权国家范式下已获得巨大发展,但真正可以说带有本质性的发展变化则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市场的全球化和因之而形成的全球市场开始获得其自身的逻辑,呈现出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国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在国际上也有了相应的版本。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全球市场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与民族国家并行的一大趋势,但正象国内的市场是无法完全由国家的逻辑所主导一样,全球市场的逻辑也不是国家所能主导和控制的,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全球市场构成了今天世界的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基本的领域。

  

  全球公民社会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力量,它完全是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的结果。和国内的市民社会一样,全球公民社会也是介于全球市场和国家体系中间,对全球政治具有独立作用能力的一个自主领域,如同约翰·格林所言,“市民社会是一个闯入者,它楔于国家和经济这两大人类生存的组织领域”,[5]其作用在于弥补国家与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6]不过,这里全球公民社会所展现的有时是一种主动的对国家和市场所遗留空缺的填补,有时是以一种反抗否定的形式来展现,全球公民社会力量的首次强力登场可以说是西雅图世贸谈判中所遭遇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不过,和国内的公民社会一样,全球的公民社会也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或批判性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虽然常以一种抗议、批判的形式而展现,例如反全球化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人权保护等,但这种力量的展现本身说明了它的几个特点:全球性、独立性、非市场赢利非政治权力、多意识形态的取向性。全球公民社会更是一种极具多样性的力量,例如反全球化运动以特殊的方式显示其作用,他们组织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对抗,他们强调“社会化”是“地球村”的基本准则,强烈反对财富集中,反对贫困与不平等现象的扩散,强烈反对少数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

  

  这三种力量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发展中当然是不平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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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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