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楠 邱金英:试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2 次 更新时间:2005-04-02 0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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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晓楠   邱金英  

  殖民主义助长了种族歧视,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控制,不断毁坏其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一层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下,加深了种族歧视的鸿沟。不仅买卖、奴役和控制黑人,还使其接受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殖民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形,在心灵上被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作了“文化殖民”的铺垫。

  

  由于身患白血病,法农36岁时英年早逝,他写出了重要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在此书中,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尖锐地批判,并对殖民主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法农强调,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西方阶级,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无产阶级。在他看来在“第三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贫苦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第三世界的暴力,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使革命者团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才能使非洲的黑人摆脱其自卑情绪,摆脱其失望和无能的散沙状态。法农认为,欧洲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殖民者所写的历史并非其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宗主国对臣属国的掠夺、侵犯和使他国人民受冻挨饿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剥夺当地人作人的权力,同时又使西方文化显得日益合法化。(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7.)

  

  法农的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使其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文化具有相当的警惕性。他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进行反抗斗争的可行性,对殖民主义的压迫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并提出反抗这种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贫苦的“农民”,是处于边缘地区的“黑人”。只有斗争和塑造新的文化,才能使第三世界的文化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新生,这一点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或思想起点。

  

  四、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vault,1926-1984)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年)、《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监禁与惩罚》(1975年)以及《性史》(1976-1984)等。他提出的知识考古学对西方哲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福柯对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他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提出,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知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始终与权力纠葛在一起。福柯所说的权力大体相当于社会地位、政治权势、经济利益等构成的知识生产的背景、主体、氛围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一种网络,严重制约甚至决定着知识的性质和用途。(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61.)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相信,可以把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知识与政治绝对区分开来,从而产生一种绝对的科学。福柯在研究了监狱、精神病院、学校和大众媒介等现代社会制度后指出,如果承认知识的作用是使人理解现实生活,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自己的方向,就不能不承认,知识始终与社会、政治、权力融合在一起,纯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有知识的目的在于确证统治结构的合法性。

  

  权力话语理论是福柯的重要理论。福柯提出“硬权力\"和“软权力”概念,他尤其关注通过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权力规约,去观察主体的人形成过程中的正负面效应。福柯并没有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禁止、防止别人去做某件事情的行为,而是将权力和话语结合起来,他认为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的世界中产生的,从来不存在客观性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的话语事实上,权力和知识又在话语中发生关系。权力和知识携手并进,权力就存在于知识之中,它是知识的根本特征或本质,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因而知识也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以真理为外表,实际包裹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福柯关注的重点是权力如何运作,进而给自己设定了一整套方法:首先权力分析并不将处于中心位置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作为关注的焦点,相反,却注重权力的极端状态,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维系管道。其次,权力分析不仅关心权力的自觉意向和决策层面,关注如,谁拥有权力、权力者的目标是谁的问题,而且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的实践中的区域中研究权力的运作。再次,权力不仅仅表征为某个人对他人或某一阶级对他人的权力支配现象,也不仅仅表征为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权力差异。最后,从权力由中心向基层渗透的程度,考察它怎样在社会最微笑的元素层面对自己进行再生产,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以及权力怎样从无限小的基质开始,这些权力基质怎样被不断一般化的基质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投入殖民化,以及被利用、转移、扩展等状况。

  

  福柯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对于自我的表达,必须立足于特定的语言系统;个人的表达为他人所理解,也是在特定的语言系统内进行的,因此,不能过高估计个人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人们必须借助语言来建构自己的身分,但语言永远不会有固定的意义,而且语词的意义并不与外在世界一一对立,任何话语都有虚构成分,虚构可以产生或制造事实。福柯表达了权力同知识的关系,对于知识的客观性做了批判,强调知识同权力的联系。福柯的权力分析模式为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提供了知识学基础。他的“权力分析法”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通过边缘话语的分析,去揭露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实质开辟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有关帝国主义的一切话语提供了理论源泉的话,那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为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抗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法农和福柯的思想不仅成为分析后殖民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而且也是真正认识和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我们只有真正认清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科学地分析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脉略及其现实表现,这不仅对于我们加强文化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批判地吸收异质文化,坚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世纪中国)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4年1月生于安徽省桐城。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1995—1996)、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2)。主要研究领域: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要学术著作有:《文化哲学思潮简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明城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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